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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看看战役与交战相互关系的另一种情况。
拿破仑进行的战役大部分发生在歼灭性的总交战之前，战役以交战为终结。施利芬进行的战役就其实质而言，则只以边境总交战为起点。由此就出现了以下结果：在拿破仑和毛奇时代，总交战是消灭敌武装力量的基本手段；而在施利芬的企图中，总交战不是那样，而是相反，只起中间和辅助的作用。
无论是边境交战还是实际上随之进行的交战，都没有给自己提出消灭敌人的坚决目的，不但在实战时如此，而且在企图中也如此。预定消灭法军的时机是在将其逼至瑞士边界之后。因此，从企图和使命来看，一系列总交战只力图完成击退而不是消灭敌人的任务。
军队的装备和组织编制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如此断然地将拿破仑的能力与施利芬的能力进行比较？其原因就在于生产力和军事技术得到了发展。数百万人的军队导致绵延上万公里的战线出现，这些军队装备的机枪使他们充满活力、善于坚守。
结果，即便最软弱的敌人的抵抗力也极大地增强，从而导致在不断发展的交战中，进攻的速度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下降。
接着人们发现，国家的铁路系统很灵便，暴露翼侧也不可能毫无阻碍地在国土中间成弧形移动。防御者的坚固正面有足够的兵力兵器挡住进攻者的正面，并保证对其暴露翼侧构成威胁。“奔向大海”①开始后，绵亘正面被进一步拉长。
①“奔向大海”是1914年9—10月交战双方在瓦兹河以西至北海地区进行的几次战役的名称。在这几次战役中，双方都企图从北面迂回对方，但都没有成功。——原编者注
总而言之，无论是战前的理论还是帝国主义战争实践都没能回答，在战线达数百公里的两军总冲突即交战中，应该怎样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何况，消灭敌人的任务是从交战中“剔”出来的，只作为战役的终极目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在总交战的正面冲突中，谁都没有看见消灭敌人的现实手段；其次是因为保守的军事思想永远会乐于利用旧的样式，而在此种情况下，消灭未被四面合围的敌人的观念，并不符合旧的教导。如果说蒂雷纳②时代的战略力避总交战而只局限于机动，那么现在则出现了不同的情景：国家的全部力最都被投入交战，以有意避免定下最后决心，尽管从战役终极结果而言，无疑应该努力定下那样的决心。
②蒂雷纳•；亨利（1611—1675），法国元帅（1643）。1625年参加荷兰军队，1630年到法国军队供职。40年代任驻德国法军司令。主张实施战区广泛机动与决定性交战相结合；认为组织军队供应，确保己方交通线的畅通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战术上反对正面平分兵力，主张在一翼集中主力并实施主要突击。——译者注
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初期的特点是出现了总交战走向自己反面的状况。这种总交战由消灭敌军的手段变成了拖延定下决心的手段，或者准确点说，变成了准备在某个遥远的而不是所在的地区消灭敌人的中间手段。
上面已经说过拿破仑式的战役规定首先要无阻碍地分进，尔后再无阻碍地集中，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实施总交战。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无阻碍地分进是不可能的。军队的推进会在途中遇到一个又一个总交战，没有一次能够达成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歼灭性交战，换言之，没有完全解决的各次交战不会容许推进持续到歼灭性战役结束，反之，战役也不可能造成有利于发生歼灭性总交战的那种态势。
传统的纯理论思维只把按老办法进行的歼灭性交战视为最后战役的结果。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谁都不努力争取在有可能实施的那种交战中彻底击溃敌人。例如，法国人虽然面对德军主力防守的绵亘和静止的正面，却不努力在交战中消灭他们。这些交战对法国人来说，只是在绵亘的正面中打开较狭窄缺口的工具，他们可以通过这种缺口，按照早已熟悉、最为喜爱的拿破仑风格去实施最后的战役。但是情况并没有发展到进行这种战役的地步，而交战虽然也造成了一些大缺口，但从战争的角度看，那是蚊子叮的伤口。
实际上，为了对人数众多的敌军实施坚决的打击，显然必须投入同样强大甚至更强大的兵力，而这将导致突击正面增大。我们设想一支由100个师编成的军队准备对敌人实施坚决的打击。再设想它拨出60个师实施主要突击，用剩下的40个师实施辅助作战行动（牵制），而在运动战中，突击师的进攻正面为2公里。那样，我们将看到主要突击正面等于120公里，也就是说，突击不是对着一个点，而是对着很宽的正面。而法国人几乎在整个阵地战期间都选择狭窄的突破地段，遵循产生于拿破仑时代突破样式的老传统，这些传统要求打击一个点，并为此集中大量集团军对着这个点。但是，在拿破仑进行的交战中管用的经验，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变成了完全不可靠甚至抱残守缺的东西，因为在拿破仑进行的交战中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看不到超过10万人的集团军，装备的武器也不具备足够的远战性。法国人选择狭窄的突破正面，把强大的梯队一个挨着一个地堆在一起。这种梯次配置的结果，使德国人总是来得及封闭被打开的缺口，不仅不让法军第二梯队、而且不让其第一梯队向自己后方的纵深突破。因此，虽然法军指挥官通常拥有总的兵力优势，却无法在组织突破时利用这些优势，为实施防御创造有利条件。而为了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对敌人实施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打击，必须在宽正面上将这些兵力投入战斗，也就是按旧理论的说法把他们“撒开”。为了使敌人大部分兵力、无论如何也要使其相当多的兵力遭到杀伤，也为了有可能将更多的压倒性的兵力投入战斗，必须建立宽大正面。
总结对帝国主义战争中交战的研究，不能不得出以下结论：在这次战争中，消灭敌军的问题遇到了巨大困难。交战与战役产生矛盾，意味着依靠交战难以对敌人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敌人会溜走；另一方面，能保障实施最后的决定性打击的机动战役又被排除了，因为在战役初始阶段没有进行歼灭性交战。
新的兵器，首先是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为消灭敌人武装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产生了大纵深交战样式，这种交战为军事学术新阶段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能够保证对敌人实施决定性和他们无法补救的打击。大纵深交战的组织和实施，将在论述战役的一章阐述。
第七章战役牵制
在宽正面对敌人进行战役牵制的样式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在进行进攻战役准备时，为在主要突击正面以外牵制敌人，要组织一系列战术性和局部战役性的个别突击，以使敌人无法在此撤出哪怕部分兵力，将其调遣到主要方向。我们在完成那种任务时，除不同程度地深入敌防御地带外，还应善于利用因一些集团军组织警戒地带而出现的牵制机会。我们可以设想两个师在次要方向面对面实施防御，占领一样宽的正面。然后再设想，敌人三个团中每一个团在占领其正面主要地段的同时，各向警戒地带派出一个营。这样，敌师警戒地带就由三个营构成，它们得到营属炮兵、部分团属炮兵，以及主要防御地带炮兵阵地远程火力的支援。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从主要突击正面引开，并使他们更加相信在这个次要方向也在准备实施坚决的进攻，我师师长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对敌警戒地带实施坚决的冲击，并为此使用自己的全部九个营和全部炮兵，根据我野战条令要求消灭这个警戒地带。这些行动要按所需的压制标准实施充分保障。与我主要突击正面不相重合的敌防御正面会因此被明显削弱，除此以外，敌方指挥官无疑会对正在准备和已经开始的行动规模惊恐不安，可能会分散兵力，而不会向我主要突击方向调遣必要数量的预备队。类似的行动尽管在战术上可能也具有坚决性，但在战役上却具有阳动性，这些行动应该而且可能在不与主要突击地段重合的整个正面发展。防御的军队有足够的兵力采取这些行动。只是需要技能和勇气。还有十分明显的一点是，在次要正面对敌人进行战役牵制的作用不仅仅是消灭警戒地带。在消灭警戒地带后，各师、各军应实施行动，准备并艺术地实施局部冲击，夺取敌基本阵地的个别地段，迫使他们准备实施一系列反冲击，或至少调集预备队。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对那种局部冲击要做好炮火支援准备，以使冲击不给进攻部队造成无谓的损失。在具有主动性和战术素养的前提下，即便在实施防御的军、师中也会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去进行局部冲击。此时主要的问题是冲击地段的深度和宽度不要过大。
在某种情况下，对敌人正面的战役牵制，也可能通过在一些地段且战且退的方法达成。在实施那种退却过程中，敌人也可能被引到经过良好构筑、得到不大但却很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加强的筑垒地域，还可能遭良好组织和实施的障碍设置勤务严重阻滞。敌人为了迅速推进，将须要补充兵力兵器来克服障碍，有时则由于没有达成高速推进，被迫将补充资源调到我们有意给予地盘、不实施决定性突击的那些正面。
上面已经根据航空兵和坦克的发展、完善及新组织形式的出现，讲了战役牵制的新样式。这种战役牵制可能具有与业已固定的概念大相径庭的性质。应该把在宽正面实施的战役牵制转移到敌人后方，使敌人纵深梯次配置的一切都被其阻碍和失去行动能力。旧的战役牵制样式可以把敌人大量部队冻结在整个前沿地段，但是它们不能限制敌人来自纵深的行动。正因如此，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大部分正面突击并未给敌人造成灭顶之灾。毫无疑问，假如德国人能够在1918年3月的皮卡迪进攻①阶段牵制法国人的后方，那么，法军就不可能对自己与英军的接合部提供及时的支援，协约国在法国的惨祸就不可避免。新的牵制样式使军队能够争取既在整条战线，又在敌人主要方向的梯次配置纵深阻住他们，而正是在这些方向，敌人能够集中预备队抗击正在准备的决定性突击。当然，和过去一样，决不能保证，为在整个正面及直达敌集团军和方面军后方的纵深牵制敌人而进行的每个战役都会以胜利告终。斗争具有两重性，很多情况取决于双方的准备程度、技术装备水平、作战艺术，尤其是突然性的大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管怎样，新样式带来的现实是出现了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是新技术装备的出现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