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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很可能会愿意加入欧元。然而，欧盟奉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将是不可想象的。更大的可能是美国较长期地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欧洲国家的外交与防务政策。2对欧洲稍为有利一点的发展——即使欧盟宪法或基础条约不能生效——是一些紧迫问题得以协商一致地获得解决。比如说，将来的理事会可以在某些领域以特定多数作出决议，而不再像今天那样必须一致通过。值得欢迎的还有：协商一致地分配成员国的表决权利，限制委员会的任务和权限以及欧洲议会今后对欧盟所有法律（及类似的规章）有全面的批准义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有共同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对移民问题、能源政策以及气候影响等等问题很可能也不会有共同的态度。但不管怎样，扩大共同市场以及共同调控金融市场、银行和金融机构毕竟还是可以设想的。
3与上面简要叙述的可能性相比，通过欧盟共同宪法或签订一个基础条约自然是远为值得优先选择的前景。如果一个或多个国家拒绝批准宪法（比如公民投票出现否定结果），有可能出现一种与目前的停滞状态类似的形势。这可能导致一些成员国退出，甚至导致欧盟分崩离析。但是，如果宪法得以成功批准，估计可以在几十年内确保欧盟有行动能力。不过，这种行动能力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延伸到外交和世界政治问题上。要想形成全面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因为不可能设想，法国和英国会放弃他们对自己核武器的国家主权或者放弃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德国出于国家面子而要求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也会产生同样的效应）；同样不可想象的是，所有成员国会放弃他们的外交部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外交代表机构。虽然一个共同接受的宪法将提供最好的条件，使欧盟至少先是在所有经济领域有效地维护欧洲的利益，并进而在某些其他领域保住自己。
上面提到的发展中，不管出现哪一种结果，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欧盟内部估计会形成一个核心，它肯定包括法国和德国，很可能也包括其他几个创始国家：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可以设想，这种发展先是完全无形的，但符合有效的条约（或者宪法）。迄今有效的条约明确地规定，各成员国之间可以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比如，这已在共同货币这个高度重要的问题上付诸实践了——目前有三个老成员国和十个新成员国尚未加入共同货币。这同样也表现在申根协定上，该协定大大限制了对人员的边境检查。法国总统和德国联邦总理保持密切的个人接触也完全符合欧盟规定。可以设想，德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把它们的投票权事实上捆绑在一起，以便在那里代表共同拟定的立场并共同投票。从法国和德国的民族利益考虑，两国和两国政府保持紧密的合作在将来也是必须的。两国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欧洲找到一个更有分量的、在民族利益和政治文化方面很大程度上一致的伙伴。当然，这在根本上取决于有关领导人的意愿、所选择的语言和举止表现，取决于他们在本国公众舆论面前——以及在自己的执行机构面前——有多大的说服力和贯彻力。
官僚机构总是顽强地为其地位和特权而奋斗。今天人们从70年代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确信早已取得原则一致的时候，巴黎和波恩的外交官和官员们为了物质上的、人事上的乃至国家面子上的好处，仍在坚韧不拔地进行讨价还价。在渴望轰动新闻的媒体无所不在、不保密的官员和政治阶层喜欢饶舌的时代，如果外交官们搞成欧洲宪法草案，那将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与此不同，由政治家组成的制宪委员会先是公开地进行辩论，然后才由外交官和官员们就许多小的更改进行讨价还价——当然总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归根结底，欧洲自我捍卫的能力与其说决定于欧洲政府的共同斗争，倒不如说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对美国影响的依赖程度。欧洲联盟将在几十年内不会成为美国超级大国的“对立力量”。而且，美国也会作出努力，不让欧盟过于强大起来。华盛顿这样做的时候，依靠的是北约组织并将借北约组织来阻止欧洲国家建立自主的防务能力。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欧洲困难的自我捍卫（5）
这方面，美国可以指望同英国进行很长时间的紧密合作。同波兰以及最近加入北约的其他东中欧国家合作，也符合美国的心意。对于华盛顿的帝国主义势力来说，这正是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的天赐良机。其中，财政援助对一些国家也将起作用。美国越少像2002年和2003年那样对欧洲采取蔑视的态度，在世界政治中越少表现出目前那种明显的黩武主义，它对欧洲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在必须由美国负责的伊拉克和中东局势的背景下，如果华盛顿示威性地坚持拒绝京都议定书，反对签署禁止地雷条约，拒绝国际刑事法庭等等，特别是坚持有权进行先发制人战争，同时又拒绝接受多边约束，必将削弱美国对欧洲公众舆论的影响。其结局如何，目前尚难逆料。
但是，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欧洲联盟将因其共同市场和欧元而变成一支世界经济力量——即使英国退出也会是如此。大约30年后，将形成由欧盟、美国和中国组成的世界经济三角——也包括他们的三种货币——这是美国无法阻止的。但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欧盟将不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根本无需阻止欧盟发展军事实力，因为欧盟没有值得一提的自卫问题。比较而言，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有兴趣扩军。至少在几十年内，欧洲的军事实力将比美国落后好几个等级。加之由于目前欧洲各国老龄化迅速发展，两大洲之间活力上的差距也是预料之中的事。简言之，欧美之间发生实力政策竞争的设想是无稽之谈。
有可能、但决非肯定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会在21世纪上半叶形成一个对外有行动能力的联盟。尽管这样一种发展在1992年比今天更有可能，但我仍然估计它有50％以上的可能性。作为让·莫内的学生，我知道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只能逐步地取得成就。危机和挫折是正常状况的一部分。
由于欧洲的民族国家都属于世界上的小国或中等国家，由于它们既不是世界强国也不是大国，它们必须依靠国际法和世界范围的多边条约体系，特别是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他们将在这个意义上对自己的伙伴施加影响，包括并且最需要对美国施加影响。超级大国美国需要欧洲人的批评，同时也需要欧洲人的理解。如果目前美国的政治阶层和政府不那么喜欢倾听意见并作出回答，那么，美国人仅负一半的责任，另一半是欧洲人的过错，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欧洲古老的民族同合众国这个年轻的民族之间取得谅解是重要的，但它不是欧洲人最重要的任务。欧洲大陆的未来将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欧洲是否能够解决自己家里的巨大问题和困难。因为，相互间不统一，执拗于民族利己主义，将使欧洲各国人民没有足够的力量应对21世纪威胁欧洲的各种危险。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结尾的思考来自一个德国欧洲人的视角（1）
在本书的开头，我勾画了一幅阴暗的图景。在本书的结尾，情况怎么样呢？难道所有的预测果真都指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吗？或者，尽管有种种言之有理的怀疑，还是有理由抱有信心？我曾试图把今后几十年全球发展中可以看得见的若干趋势清楚地描绘出来，并为由此产生的问题找到答案。大部分问题在本书的结尾仍然是没有答案的，只有少数几个问题可以被认为是确定的——比如美国将继续保持关键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义将日益增长。与此相反，欧盟的前景是不确定的。前景不确定的还有非洲大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宗教的未来关系以及中东的未来。最后，国际法制秩序的未来发展，特别是联合国的前途，也是不确定的。
大量的不确定性必然会使我们产生悲观主义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人们历来不能预见历史的进程，未来总是不确定的。特尔斐的预言始终是模棱两可而需要解释的，希腊人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悲观主义者，相反，他们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艺术和哲学。《新约全书》结尾《约翰启示录》中宣布的世界末日绝没有使基督教陷入悲观主义。悲观主义、伤感情绪或者恐惧心理，部分是出于天性，多数则由于个人的生活经验所致。如果中国人、俄罗斯人、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因为受到骇人听闻的破坏而陷入悲观主义或者恐惧，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成功地重建他们的国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自我解放以及前民主德国和中东欧国家人民的起义也不是悲观主义者的成功。当然，这种悲观主义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民族中都是会有的。在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里，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政治责任的公民来说，悲观主义是一种无用的基本态度——之所以无用，亦特别是由于今天的世界形势。那么，对于一个必须行动并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的人来说，乐观主义是否就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准绳呢？对此，我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乐观主义可以导致错误的判断、掉以轻心，甚至是轻率。美国政府在2003年春那种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以为通过一场对伊拉克的战争就可以使中东走向民主，以及这次行动的失败，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证。21世纪初世界的状况没有提供可以全面乐观的理由。
对于一个要为别人负责的人来说，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不是有用的指针。一个执政者所需要的更多是现实主义、聪慧的理性和判断力。他需要有分寸感、自我克制、深思熟虑、容忍和妥协精神；他必须具有维护自由的意志和勇气，有主持正义和捍卫和平的意志；他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意识到自己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以及对别的民族和世界福祉兼负的责任。一个政府如果缺乏乐意助人的意愿，就很容易陷入民族利己主义。团结感和博爱对每一个执政者来说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事。除了这些品德之外，一个执政者肯定还需要干劲和能量——但是干劲和能量不应当盖过品德。
对执政者来说，个人的权力和个人的威望以及国家的权力和民族的威望往往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太多干劲十足的国家领导人和执政者，甚至是整个民族，在这种诱惑面前倒下了。虽然21世纪初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看来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许多局部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