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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
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 ※ ※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 ※ ※
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上午又和妈多次练习坐下、起来那件事。妈没有任何进步。
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回家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我估计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暖气还没来，我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自己可能就冻感冒了。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天，她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兽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她、激励她：“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妈生气他说：“我偏要练，偏要练。”
她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至少说明妈还有一个想活下去的愿望。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她有要事相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份读者，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谷，感慨多多，所以很晚才回到家。
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 ※ ※
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的陪伴她，一直跑进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
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
她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
小阿姨说：“当然能，你身体那么好。”
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
她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感觉到不对，想从别人那里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明。
她甚至提起我准备请美容师给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儿对我真好，我这么老了她还要给我剪一剪眼皮。”她还对小阿姨说：“唐棣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我已经没病了。我也是该抱重孙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学都做妈妈了，她还没有结婚呢？”
又说：“我们要是去参加唐棣的婚礼你也别走，就给我们看着猫。”
“你阿姨说，等我们搬进新房子，要请给我手术的大夫聚一聚，还要我和大夫们一起拍照留念呢。”
“等我好了，我带你去北海公园玩。”
“等我好了，你阿姨说咱们五个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机），到饭店里好好庆祝一下。”
我想她说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疗吧。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妈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呀。
可也正是这个时期，妈越来越不想锻炼了。
记得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她自己还说：“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的很快呀，人们给她鼓掌，她还说谢谢呢。
她几次对小阿姨说：“活着真没意思，这么老了还得从头学起。”
又说：“我这么老了，就这么过就行了，还锻炼干什么。”
或是：“等你们到了我这么大年纪，就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不过是想尽办法让妈健康长寿。
我也奇怪，这些话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也许是我老不在家，她没机会说、或是她以为我那样逼她锻炼是不同情她？
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就伤了我的心吗。
还有一天她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欲言又止地说：“这手术……嘁！”
我想她当然是对我说，但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呼应。我那时仍然认为她的感觉代替不了科学。正像我后来常听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一切等科学做出回答就晚了。她去世后我回想起她说这句话时意味深长。有一种悔不该当初、说什么都晚了、只好罢手的苦绝之情。她肯定已然察觉，正是手术后，她的情况更见不妙。妈是一个大英雄气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对手术的态度，不会这样出而反尔。这句话，她又是只说了半句。因为她早就知道，她就是把这句话说完，可能还是这个下场：我不会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谓的科学、相信大夫说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会调侃她、抢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
而且，她能说得过、争得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手术完美无憾”的现实吗？
她说不过，也争不过。
既然她说不过，争不过，再说感觉不好就是她的荒谬。
有人相信吗？
也许她自己也没法相信吧？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六。早上照料妈起床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我看着她安详、宁静、看不出一丝病痛，略显迟疑、迷惆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气壮的脸，想不出她说的特别不舒服是什么意思。而那时我还满怀逃出劫难的喜悦，仍然固执地认为，手术以后什么病都没了，一切顺利、万事大吉。所以迟疑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怎样去做。
这时小阿姨在一旁说道：“她就是这样，等会一再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听小阿姨如是说，便想起手术后没几天，妈也对我说过：“发烧了。”给她量了一下体温，三十六度都不到。当时以为，她说的“发烧”就像她的“谵妄”一样，是手术后一种虽然不正常，可又是必然的反应，其实正像医生预料的那样，妈果然没能经受住手术的打击，早从那时起就开始应验了这个预料。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还有一两次妈也对她说：“我觉得我病了。”
过一会儿小阿姨再问她情况怎样，她又说她没病了。
这一反复出现的情况，她要是及早告诉我，或我时刻守在妈的身旁，可能就会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会及时反映给大夫，如果那样，还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她的神情。猜测着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在为不愿自理、不愿锻炼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话。
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胡容一会来看您。”
她也就缄口不言了。
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对自己的女儿也不愿多说。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报怨，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尤其在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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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号（也就是十月十三号我那番报怨之后）妈咳嗽的时候还希望尽快得到治疗，但我还是觉得她见我对她的“特别不舒服”没有丝毫反应之后，不但隐忍了病痛的折磨，还隐忍着更多的什么。
她是否不忍再用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给我添乱？
也许还有唯恐期待落空后的恐惧和悲凉？彼时彼刻，她多么期待我的理解、我的呵护：她是真的“特别不舒服”，而不是“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