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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俄国外交家和普鲁士教官的一切警告，麦哈茂德还是不断地寻找对穆罕默德·阿里发动战争的藉口； 1837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又一次拒绝了封给他领有埃及的世袭权利以及叙利亚沿海总督的终身职务作爲他让出叙利亚内地的代价的建议。其后，1838年8月间，在哈菲兹帕夏率领下的土耳其军队在马拉底亚停留下来，因爲在那里军队中流行着热病和痢疾。这时一个靠近马拉什的地区提供了发动战争的藉口。埃及人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帝国政府声称这个地方确实是它的属地。1839年1月苏丹向他的军队发出了进军的命令，但是由于欧洲外交家的抗议旋即将命令撤消了。但是他只是等待着更有利的机会，在4月重新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土耳其军队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渡过了陶鲁斯河，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左岸的俾勒西克集结。渡河之后，对埃及统治早就心怀不满的居民立刻起来拥护苏丹。直到这时，易卜拉欣一直是小心谨慎地退避着，因爲他的父亲希望避免在欧洲看起来是侵略的任何迹象。直到6月中他才接到了进军的命令。 6月 24日他和敌人在纳西宾发生接触。土耳其人出乎意外地挡住了一次大胆的正面攻击。但是突然他们的骑兵没有接到命令就冲向敌人方面，他们被敌人的炮兵打退，随后践踏了他们自己的步兵。土耳其军队中的一切纪律立刻都消失了。库尔德人向他们自己的军官射击，军政大臣好不容易才保卫住自己不受叛兵的攻击。在这里发生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整营的打了胜仗的军队投向了敌人，埃及的穿着胸甲的骑兵和土耳其骑兵一起狼狈溃逃。在这种情况下，易卜拉欣不可能考虑追击朝着马拉什和马拉底亚败退的土耳其人。
苏丹麦哈茂德没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于1839年6月 30日逝世，在位达三十一年之久。他死时只有五十四岁，但是由于饮酒过度体质早巳衰弱了。虽然他在外交方面屡次失败，而这也使他的也许是急躁的改革计划不能成熟，麦哈茂德将永远被人认爲是奥斯曼家族中最优秀的统治者之一。象彼得大帝在俄国一样（麦哈茂德很喜欢和他相比），他在土耳其人眼中看来是新时代的缔造者，虽然批评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对此是有异议的。
麦哈茂德的十六岁的儿子阿卜杜勒·麦吉德继承了他。由于对首相（在新君登基时又恢复了这个职位）豪斯顿伍的仇恨，海军大将法齐帕夏听到了纳西宾战败的消息后，在法国拉朗德海军上：将的支援下，将舰队开到了亚历山大港。穆罕默德·阿里早就计划着要以苏丹的总管家的地位来执掌整个帝国的政权，这时的局势似乎对这个计划是有利的。因此在年轻的苏丹即位时，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管辖下的各省开始了欢乐的庆祝，并且总是把自己称作苏丹最忠实的仆人。他号召土耳其的将军们和他一起保卫统治者来反对首相和俄国人。但是他的阴谋未获成功，因爲欧洲国家除法国外大都反对他的政策，而且国内的困难也牵住了他。经过前几年无情的征兵，埃及的军队没有兵源补充，而整个叙利亚只是在等待着他的军队战败就会起来反对他。他的国库大爲空虚，爲了充实国库到苏丹进行的劫掠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同时外交大臣赖世德帕夏从他的驻伦敦全权公使的任上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在伦敦他成爲宪政和议会制政府的热情拥护者。他打算凭藉一部宪法使土耳其跻身子自由国家的行列，这个宪法将以现代的措词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宣布消除行政中的急应矫正的弊端。他企图以此来博取英法两国的同情，保证土耳其不受专制的俄国的侵犯，特别是要在欧洲舆论中使穆罕默德·甲里相形见绌。年轻的苏丹认爲能够被整个欧洲看作是民族救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因此他毫不踌躇地赞同了这个计划。一个立宪宣言秘密地准备起来了。 1839年11月3日，帝国政府中所有的高官显贵，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居民和非伊斯兰教民族的代表以及外交团都被邀请到靠近马尔马拉海的皇宫南边的古尔汉凉亭中来聆听苏丹的古尔汉诏书（哈蒂·舍里夫）。
这个文件包括的都是麦哈茂德已经努力实践过的计划。爲了避免引起伊斯兰教人民的反感和争取基督教徒的同情的双重考虑，使文件起草人前后矛盾地称赞古代伊斯兰教法规爲真正的拯救国家之途，同时又推荐新制度以矫正由于违反这些法规所産生的弊病。苏丹许诺所有的臣民，不论其民族和宗教信仰如何，都享有生命，名誉和财産的安全；少量而公平地分摊各种捐税；特别是对穆斯林有正规化的兵役制并且限制服役期爲四年到五年。过去的政体中特别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三种弊端——垄断专卖、将地方捐税包给出价最高的人和没收——明确地加以废除了。上述这些办法虽然早就宣布无效但仍然一再实行。死刑的判决要以经过正式调查后所作出的司法定罪爲依据。
这次俄国大使称之爲讨好人心的计策，在欧洲报界引起了一片颂扬之声，但是野心勃勃的赖世德并不以此爲满足。他感到他必须树立一个人民代议制的榜样来加强全世界对他的自由思想的、看法。当然选举人民代表的事不能够交给完全没有准备的老百姓，这些代表毋宁说是由政府挑选的。代表们对苏丹模仿英国的例子发表的御前演说致了谢词作爲回答之后就被苏丹仁慈地打发开了。
这种庸俗的骗取欧洲舆论信任的投机行爲所获得的刻薄的嘲笑使帝国政府不敢再重复这幕滑稽剧。
同时欧洲各大国解除了苏丹对顽固的埃及封臣所有的任何忧虑。虽然法国爲了巩固它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打算将埃及作爲保护国，帕默斯顿勋爵认爲任何将叙利亚和埃及合并的国家都危胁通往印度的道路，他诱使四大国对穆罕默德·阿里采取一致的步骤。根据奥地利的建议，举行了伦敦会议来协商埃及问题。英国建议，除了在埃及的世袭领土之外只把巴勒斯坦留给穆罕默德·阿里，法国对此表示反对。1840年3月2日激进派的蒂埃尔斯内阁在巴黎掌握了政权。蒂埃尔斯内阁爲了它的被保护者的利益而出面干涉，就象土耳其只是靠着它的恩典才得以存在一样，这时俄国外交家破坏了直到这时一直存在于英法两国之间的和谐关系。 1840年7月5日英俄两国和两个日尔曼国家缔结了所谓四国同盟，它的义务是保证土耳其的完整，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迫穆罕默德·阿里放弃叙利亚，只将除了亚克之外的巴勒斯坦留给他。在帝国政府又一次在亚历山大港试图进行的谈判失败后，苏丹宣布穆罕默德·阿里爲国家的敌人，取消了他的各项职务和地位。同盟国的包括有二十二艘大型战舰的地中海舰队，加上帝国政府的两只巡洋舰和一些载有六千名登陆部队的运输船在叙利亚海岸外面集结向易卜拉欣发动了进攻。当盟国舰队在贝鲁特港外出现时，黎巴嫩的马龙派在贝鲁特又举行了一次新的起义，以前已经发生过起义的事情，但是被易卜拉欣镇压了下去。盟军在离贝鲁特之北几小时路程的朱尼雅登陆之后，马龙派成群地涌到海边来领取给他们的枪支。但是英国的史密斯将军满足于将贝鲁特包围起来。贝鲁特的司令官素莱曼帕夏在给养用尽之后于10月中突围而出，他在巴尔贝克和易卜拉欣会师，但是易卜拉欣的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了。
11月中，查理斯·内皮尔爵土开始围攻亚克，这个着名的要塞于1799年拿破仑撤出埃及之后曾经进行英勇的自卫来抵抗拿破仑的进攻，在1822年曾经抵抗帝国政府的讨伐，在1832年曾抵抗易卜拉欣的进攻；穆罕默德·阿里曾花了巨额款项采修成这个要塞。在致命的轰击中，一个火药库爆炸，守军有四分之一被炸死。经过四小时的轰击之后，活下来的企图逃跑，但是在一场血战之后被俘，要塞也被攻陷。易卜拉欣听到这个消息后转而前往大马土革，在那里又勒索了四千万皮阿斯特，然而在起义的形势下逃回了埃及，留下了弹药和武器。
11月下半月，查理斯·内皮尔爵土率领舰队在亚历山大港前山现，强迫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一项条约，根据条约，他答应交还土耳其帝国舰队和从叙利亚撤退。作爲交换条件，这位海军上将答应保证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世袭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封给首相的信中将他的命运委诸苏丹的恩典，并且．交出了舰队。随后，在各大国的合作下，又重新规定了他在埃及的宪法地位。他每年须要付给土耳其三千万皮阿斯特的贡金，他的军队限制爲一万八千人，由苏丹任命高级军官，采用和帝国其他地方相同的法律和捐税制度，并且承认帝国政府和外国缔结的条约在埃及发生效用。在阿里死去后从他的儿子中选择继承人的权利最初交给了苏丹，后来在伦敦会议上改爲由这个家族中的长子袭继权。
战争使叙利亚的情况更加混乱了，整顿叙利亚局势的困难任务落到了帝国政府的肩上。在黎巴嫩，当地的台努赫、麦耳尼和什哈比家族的王室已经居住了好几百年。照麦哈茂德以前粉碎小亚细亚的得勒贝们的势力同样的办法，帝国政府此时也不得不试图把黎巴嫩置于它的省总督的直接管辖之下。曾经一度将这个国家交给易卜拉欣的黎巴嫩国君伯什尔于1840年10月间乘英国战舰逃到了马耳他。他的长子低能，而幼子也不适于继承他。但是自居东方的基督教徒和马龙派教徒（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叙利亚人）的保护者法国，不愿意让一个基督教国家轻易地消灭。在各大国的压力下，帝国政府任命年老的伯什尔的一个侄子爲总督，但是它同时煽动德鲁兹人举行叛乱，这就有必要在整个黎巴嫩驻军。由于基督教徒的控诉：帝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强迫居民向苏丹请愿设立土耳其的管理机构。1842年8月各大国将黎巴嫩分成两个行政区，由一个德鲁兹派和一个马龙派的着名人士来管理，他们的头衔是卡伊姆马卡姆（“摄政”）。在两种人杂居的地区，例如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的重要的马特恩居留地（在那里占人口大多数的马龙派在德鲁兹派的舍赫管理之下生活），两个摄政各任命一个副手。由于各大国仍然坚持要德鲁兹人赔偿1842年叛乱期间所造成的破坏，1845年5月内战重新爆发。这时帝国政府将双方都解除了武装，在两个执政之旁设立了一个有行政和司法权、由各阶层居民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穆罕默德·阿里于1848年逝世。由于易卜拉欣比他早八个月死去，阿里的儿子阿拔斯帕夏继承了他。阿拔斯是一个极端轻视欧洲教育的狂热的穆斯林。在他执政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用运河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计划。由于法国资本家对这个计划感到兴趣，英国反对它并提出了修建一条通过苏伊土地峡的铁路的对抗计划，1851年这条铁路的修建就实际开始了。
但是在这以后若干年中决定东方命运的并不是这个后来对全世界都有十分重大影响的交通问题，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虽然帝国政府总是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件琐事，但是这时它给欧洲大国造成了决定要控制东方的藉口。这就是着名的圣地问题。爲了纪念耶稣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