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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窥视孔进行观察对于比尔·马斯特斯来说着实是一份吃力而紧张的工作。为了观察仔细，他不得不蜷坐在闷热而不透气的墙后或者屋角，紧紧地靠着窥视孔。对于那些好奇的同事，他回答说：“那绝对是你所能想象的最为古怪且乏味的事情了。”当安静地蹲在一旁时，马斯特斯不仅会记录面前这次性交的时长、插入和抽离的节点，甚至还包括床晃动的程度。他一边观察，一边设想着如何通过心电图、呼吸记录仪以及其他医学仪器来测量性爱过程中身体的变化。事后，他会回到自己的汽车或者酒店房间把这些观察迅速地整理一番。从1955年到1956年末，马斯特斯的研究已经从圣路易斯的中心西区扩展到了周边的其他城市，比如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以及新奥尔良。在马斯特斯逗留期间以及前后一个礼拜，通常都会安排当地警察暂停相关的逮捕行动。作为信息交换的一部分，马斯特斯通常会为每一个志愿者做体格检查，包括咽喉、阴道、宫颈以及直肠的细菌培养。
然而，到了后来，马斯特斯开始意识到妓女并不适合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样本量太小，而且无法代表普通的美国女性。妓女常常会患上感染性疾病以及慢性盆腔淤血，即我们熟知的泰勒综合征（Taylor syndrome）。马斯特斯觉得，通过这种不具代表性的样本，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明确的有关女性性反应的陈述。更麻烦的是，如果他在学术论文中声明自己的研究人群是妓女，那他必将面临“圣路易斯当地社区极度的负面反应”，所引起的风暴一定会摧毁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不管怎样，马斯特斯相信，在夜晚工作的这些女士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这对于学习曲线至关重要。后来他自己承认说：“在访问这些参与者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收获颇丰，特别是对于一个根本不了解女性性生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对这位想要理解女性性反应的男医生而言，当他访问到一个“最具吸引力的”大学生、一位聪明而好奇的主修生物学的女人时，这种限制再显然不过了。根据马斯特斯回忆，她当时“为自己即将举办的婚礼筹备资金”，正在试图涉足一些性交易，并成为了马斯特斯研究中的一名志愿者。有一天，她无意中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在妇产科医院的一间检查室里，这位年轻的女士正在挑逗自己——用马斯特斯的医学术语来说这称作“自慰”——直至高潮，马斯特斯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并用相应的仪器对其进行了分析。在事后的访谈中，他们详细讨论了她蜷起的脚趾、发麻的感觉，以及性爱过程中内心最深处的感受。他想要“明确在个体反应中的那些主观部分”。这位年轻女士描述了自己的高潮体验，并且表示高潮与否完全取决于谁来刺激以及如何刺激。
“如果这是我装的呢？”她突然问道。
马斯特斯彻底蒙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停顿了很久之后他好奇地问道。
“那就是我谋生的手段——假装高潮。”她坦率地回答道，就好像在给孩子解释压根没有圣诞老人一样。她说，性爱中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快——让男人快点完事，然后付钱走人”。
尽管身为已婚男士，并且作为妇产科医生接诊过成百上千个妇科病人，马斯特斯仍旧是一头雾水。这位年轻的女性对于高潮的描述——以及她的假装只为让整件事早点结束的可能性——似乎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我只是不能理解，”他回忆说，“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搞懂过。”
面对这位监测了自己高潮，却无法听懂自己讲解的才华横溢的医生，年轻的女士终于开始不耐烦，声明说自己对他已经够有耐心了。
她对这位医生尖锐地训斥道：“如果你想做这个研究的话，真的需要一个翻译。如果有一位女性搭档，你一定会受益匪浅。”
马斯特斯闷声听着，并没有回应。恍然大悟的他似乎被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敲了一下脑门，直到现在才搞懂。他越想越觉得她讲的有道理。如果他想搞懂“女人的性心理”——愿意冒着毁掉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风险也执意要去探索研究的这片医学未知领域——那么，他必须找一个女性研究伙伴。马斯特斯知道他不可能找自己的妻子莉比，她已经辞了妇产科医院的工作，把所有心思放在了两个小孩身上。
马斯特斯决定招一个助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于是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招聘办公室发布了一条无伤大雅的求助信息。经过几个礼拜断断续续的面试，1956年的圣诞节前夕，马斯特斯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助理。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章 基质
“必须科学地做事，否则再大的雄心壮志也会无疾而终。”
——《卖花女》（Pygmalion）序，乔治·萧伯纳
1957年时，弗吉尼亚·约翰逊每天一大早就要赶到妇产科医院，在3楼那张位于亚麻地毡中心，如孤岛般矗立着的笨重铁桌子前记录病人的姓名、年龄以及地址。约翰逊太太和其他默默无闻的秘书一样，被临时聘来做那些没完没了的文档整理工作。“她的工作是填写保险表格，”年轻的迈克·弗赖曼医生回忆说，“她是妇产科唯一一个办公桌不在办公室而是位于走廊的工作人员。”
约翰逊打算攻读一个社会学学位来提升自己，她做这份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些钱。“医学的世界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她解释道：“我很喜欢那些为我孩子看过病的医生，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医学毫无意义。”
当医学院的学生或年轻的住院医师经过走廊的时候，约翰逊偶尔会抬头瞥一眼他们。对于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护士，她总是很友好。有时候，她也会和她们聊聊关于孩子和女人的事。当高年医生走过的时候，约翰逊也学会了振作精神，微笑着与他们一一问好。不久，她就搞清楚了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主要成员——科主任维拉德·艾伦医生、妇科肿瘤专家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以及后来聘用她的威廉·马斯特斯医生。H·马文·卡梅尔医生回忆起这位很快就被人尽皆知的新任秘书时说：“对我而言，她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比尔·马斯特斯却在她身上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独特之处。”
起初，约翰逊很少关心医生办公室里的那些事情。在她做这份工作之前，朋友们告诉她，马斯特斯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产科医生，专攻不孕不育症和激素替代治疗。她并不知道，这位头发谢顶、穿戴整齐、一本正经的医生，在忙碌地接诊一个又一个病人的同时，其实另有作为。没有人告诉她关于老板私下进行的性爱实验的事，这位大学教授背地里还经常辗转于妓院青楼。一直到聘用约翰逊的时候，马斯特斯也没有告诉她这些。4个月之后，当约翰逊起身离开自己位于走廊里的办公桌前去吃饭的时候，他依旧没有透露自己的打算。
对她而言，在一整天无聊乏味的填表工作中，医院的自助餐厅可谓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也是与医生护士接触的好机会。同那些穿白大褂的人邻桌而坐，她可以感到些许平等、接近她能胜任的秘书或“研究助理”所应享有的社会平等。日积月累，弗吉尼亚逐渐在同事心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总是穿得很职业，相比同级别的人略胜一筹，同时又带着一丝性感。秀丽的棕色头发、动人的眼睛、迷人的举止以及洪亮的声音让她很快就捕获了大群男住院医师的倾慕。卡梅尔记得，在自助餐厅里，弗吉尼亚总是出现在医生护士的聊天队伍中。他说：“约翰逊并不是十分漂亮的女人，但我认为她看起来十分性感，而且很亲切。”谢尔曼医生的妻子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起约翰逊时夸赞她是个黑发美女，让人想起艾娃·加德纳，她是办公室里相貌最为出众的一个：“仅仅从她的举止，特别是她对男人说话的方式，就能看出我们所谓的性感。”在20世纪50年代，当大多数医生的妻子还在家做全职主妇的时候，一位殷勤体贴的离异女性在午餐时分与已婚职员公开交谈被认为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并不简单地将秘书看作是凭本事工作的员工，更容易将之归为潜在的第三者，用谢尔曼太太的话来说，她们常常使用花招破坏别人美好的家庭。有些男人却对约翰逊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谢尔曼医生。当他评价约翰逊早期担任自己和马斯特斯的秘书时称：“我每天都看到她——她是一个好秘书，待人亲近。”卡梅尔听到谣言后说：“有那么一两次，我认为她试图和我发生性关系。但她后来离职去了比尔那里，显然比尔对她更有兴趣吧。据说她和系里的其他男性有一腿，但我并不确定是否属实。”
艾拉·高尔，一个身材矮小、精力充沛、头脑聪明、前途无量的年轻医生是约翰逊在此期间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在医院的排班表经常重合，不久两个人就一起上下班了。坐在艾拉的1948年款普利茅斯轿车上，弗吉尼亚不禁回想起了昔日往事，并将自己前段婚姻的那些细枝末节、曾经担任乔治·约翰逊乐队歌手的经历，以及作为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而不得不依靠保姆的故事一并吐露给了艾拉。这种形象与那个整天在走廊办公桌后喊着“早上好”的默默无闻的秘书形象大相径庭。约翰逊让高尔印象深刻，而他则给她讲述自己对于医学的见解、医院内部工作的事，以及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等级制度。约翰逊是一个灵敏而且能干的学生，很快就从中看到了自己升职的机会。“她毛遂自荐，申请了一个更好的职位，”高尔说，“原本的工作任务是整天填写保险表格，而当有人为马斯特斯的项目寻找研究助理时，她很快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某一天，当餐后聊天的话题转到马斯特斯私下里的性爱研究时，住院医师一如往常地开起了玩笑。约翰逊微笑迎合，却并没有领会笑话的内容。“他们当着我的面开了好几次这类玩笑，”她回忆起：“但我没有在意，因为我并没有打算一直在那儿工作。”在她心里，马斯特斯的不孕不育门诊当然会涉及性爱话题，但仅关乎生孩子的一些方法。她印象中：“对于马斯特斯以及他关于不孕不育症的相关研究，自己之前就有所耳闻，本以为应聘过去就是做那方面工作的。”一开始，当马斯特斯安排约翰逊负责整理病人的个人资料时，她就对病人的私人生活显露出绝对的亲和力与好奇心。在她看来，那些私人问题似乎很符合她所以为的不孕不育症研究，没有什么让她多心的地方。可是，那天休息室里的谈话让她开了眼界。
“你为什么做这个，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