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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还告诉我，有个问题正变得越发严重。知情人情绪很低落，因为事态进展不畅，而且还有新的转折，即《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也可能掺和进来。劳拉说我必须立刻跟他直接交流，向他做出保证，并安抚他日益不耐烦的情绪。
没出1小时，知情人就给我发来了邮件。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但实际上邮件是辛辛纳图斯发来的。这是自1月间关于我缺少加密软件的那场谈话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联系。
发送邮件的电子信箱是：Verax@×××。×××。在拉丁语中，“Verax”意指“说出真相的人”。邮件的主题是“需要谈谈”。“我在跟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做一个项目”，邮件写道，暗示是他这位匿名知情人在跟劳拉联络。
“近期你必须抛开所有短程旅行安排来与我见面，你需要参与到其中，”他写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尽快谈一谈吗？照我看，你使用的通信设备安全性并不怎么样，不过我会针对你现有的条件想办法的。”他建议我们通过OTR方式交流，并给了我他的用户名。
我不清楚他说的“抛开短程旅行”是什么意思：先前我曾告诉他自己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香港，但绝无拒绝前往之意。我以为这是沟通不畅的原因，于是立刻做出回复，“为介入其中，我愿意想尽一切方法。”并建议即刻通过OTR方式联络。把他的用户名加入我的OTR好友名单后，我开始等待。
不到15分钟，我的电脑就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显示他已经上线。带着一丝紧张，我点击了一下他的名字，输入了“你好”两字。他回应了我的问候，然后开始了彼此的交流。此时我感觉到，这位知情人手头掌握有美国监控情况方面相当数量的秘密文件，而他至少还想要再透露其中的部分内容。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自己定会参与其中，尽管对这位知情人的名字、就职单位、年龄等信息仍一无所知，我仍表示“愿尽我所能报道此事”。随后知情人又问我能否前往香港与他见面。因为不想让他感觉我在借故套取信息，所以我并未询问他在香港的具体原因。
确实，从一开始我就决定把双方交谈的主动权交给他。如果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香港，他自会做出解释。如果想让我知道他手头有什么要爆料，他也会如实相告。对我来说，采取这种被动的姿态绝非易事。我曾从事过律师行业，现在的身份是记者，有问题时已经习惯了咄咄逼人的质询，而我心中有数百个问题想要找出答案，但我深知此时他的处境微妙。
抛开其他方面的真实性暂且不说，我很清楚此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在美国政府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事情。从他对安全通信的极度重视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谨小慎微。由于对他的身份、动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顾虑都所知甚少，显然我必须保持克制，谨慎行事。因为我不想让他生疑，所以就迫使自己接受他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而不是主动挖掘信息。
尽管我不清楚为什么他偏偏会出现在香港，也不知缘何他希望我也能前往那里，我还是答复他，“我当然会去香港。”
那天我们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他首先关注的是劳拉已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Barton Gellman）说起过先前给她的一些国安局文件。那些文件与“棱镜”计划这一具体方案有关。按照“棱镜”计划的部署，国安局可以从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雅虎（Yahoo）、Skype这类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收集私人通信信息。《华盛顿邮报》并未就此立刻大肆报道，而是召集一批律师进行咨询，可律师们提出了诸多要求，并发出危言耸听的种种警告。在知情人看来，这意味着他将提供一个前无古人的新闻机会，《华盛顿邮报》却因恐惧而不敢有所作为，而他也担心《华盛顿邮报》涉及的圈子可能会走漏风声，从而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
“我对事态的发展很不满意，”他告诉我，“我本想让其他人来报道‘棱镜’计划，而让你专注于揭露更宽泛的内容，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大规模监听内容；但现在我更倾向让你来报道此事。我读你的文章已颇有时日，”他说道，“深知你做此事定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我很愿意，”我告诉他，“现在具体商量一下需要我做些什么。”
“你的首要任务是亲赴香港，”他说，这话他后来又重复了多次：“马上前往香港。”
尤其让他感到不快的是，格尔曼拒绝赴港与他见面，称《华盛顿邮报》的律师认为从法律层面来看此举并不理智，存在风险，尽管C认为如此顾虑尚属多余。我做出承诺，说自己绝不会受到这种影响。
那次网上交流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他爆料的目的何在。从劳拉展示的那些电子邮件来看，貌似他感觉有责任向世人公开表明，美国政府正在秘密打造庞大的监控体系。但他此举究竟有何用意？
他的回答是：“我想激起一次全球性的辩论，探讨隐私问题、互联网自由和国家监控的危险性等问题。我对由此会带来什么后果完全无所畏惧。我很清楚这样做可能会牺牲自己，但对此我心甘情愿，因为我清楚这属于正义之举。”然后他又一语惊人：“我想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我相信自己有义务解释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及目的。”他告诉我他已完成一份文件，在公布自己的知情人身份后，他准备在互联网发布这份文件。这是一份支持隐私保护、反对监控的宣言，要向全世界征集签名，以展现隐私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的支持。
公布身份的代价几乎毋庸置疑：至少也要身处囹圄，即便不会更糟。尽管如此，这位知情人却还是一再强调，称自己“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
他表示“做这一切我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民众看到这些文件后，只是耸耸肩，‘我们知道这件事，但我们并不在乎。’我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一无所获。”
我向他保证，“不会这样的，你多虑了”，可我其实也并无多大把握。多年来，我一直在撰写关于国安局滥用权力的文章，但我的体会是很难让公众关注国家机关秘密开展的监控行动：大家觉得侵犯隐私和滥用权力往往属于抽象的概念，难以引起公众发自内心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个话题往往十分复杂，因此更难吸引公众的注意。
但这次的感觉不同，绝密文件一旦公开，就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另外，爆料者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内部人士，而不是民权联盟的律师或民权倡导者，这无疑也会增加爆料的分量。
当晚，我对戴维讲了去香港的事。我还是不大甘心就此放下手头的各种工作，乘飞机赶到地球另一端去见一个连姓甚名谁都毫不知晓的人，特别是我根本没有证据能证实他的真实身份。这可能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抑或其中有诈或是其他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呢？
戴维的建议是：“你应该告诉他，自己首先要看到部分第一手文件，才能确认他确实言之有物，这件事才值得你去付诸实际。”
一如既往，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天登录OTR聊天程序时，我告诉他准备在几天后去香港，但首先我需要看到部分文件，以便对他的爆料内容能事先有所了解。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让我安装各种各样的程序软件。随后我花了几天时间，通过网络让对方指点着我一步步地安装使用各种程序，包括最后的PGP加密技术。得知我是初学者后，他表现得极为耐心，几乎就是手把手地教会我每一步的内容，“点击蓝色按钮，然后按确定，然后进入下一步。”
我不停地跟他道歉，说自己水平太低，浪费了他数小时的宝贵时间来教我这些安全通信的基础知识。“不用担心，”他说道，“这大都无关紧要，而且我现在空闲时间多得很。”
各种程序安装就绪后，我收到一个文件夹，其中约有25个文件：“这只是让你略微看看，算是冰山一角的一个侧面吧。”他此言似乎是在勾起我的兴趣。
我把文件夹解压缩，看到了文件名单，然后随便点开了一份。文件的顶部用红色字体标着一个代码：“绝密/通信情报/禁止向外方成员展示/”。从这些代码可以看出，这份文件被官方界定为绝密等级，涉及的是通信情报，而且不能向包括国际组织和联盟伙伴在内的外方成员展示。此时此刻，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源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神秘的机构之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机密通信文件。在国安局60多年的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文件从未泄露过，可我手头此时却掌握了几十份这样的文件，而前两天花了几个小时跟我在网上聊天的那位知情人，却还要给我更多这样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国安局官员的训练手册，详细为分析人员讲解最新监控手段。它泛泛地介绍了分析人员可以查询的信息类型（电子邮件地址、IP定位器数据、电话号码等）以及他们能够接收到的数据类型（邮件内容、电话“元数据”、聊天记录等）。实际上，我看到的这部分就是国安局官员为分析人员讲解如何窃听目标通信时所讲的内容。
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为了消化读到的内容，让自己平静下来继续阅读，我不得不停下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了几次。回到笔记本电脑前，我随手点开了下一个文件。那是一份绝密的PPT演示材料，标题是：“棱镜计划/美国——984N综述。”每一页上都带着规模最大的9家互联网公司的标识，具体包括谷歌、脸书、Skype、雅虎等。第一张幻灯片介绍了这个方案的详细内容：“国安局从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等美国服务商的服务器直接收集信息。”有张图表列举了这些公司参加这一计划的具体日期。
我再次因为情绪激动而停止了阅读。
知情人还说，当时机合适时他会发给我大批文件。我决定暂且搁置这些虽然意义重大但却颇显神秘的说明部分，而是由他决定给我文件的时间顺序，继续按照我既定的思路采取行动，这也是因为面前的资料太令我激动了。
从第一眼看到这几份文件开始，我就明白了两件事：我要立刻赶赴香港，而且报道此事必须得到就职单位的大力支持。这意味着尽管作为每日专栏文章的作者，我加盟《卫报》（The Guardian）只有9个月的时间，但这次也要让它参与进来，无论是报纸还是其在线新闻网站均是如此。我很清楚，这将是重磅新闻，也的确该让他们参与进来了。
我通过Skype网络电话与美国版《卫报》的英籍主编简宁·吉布森（Janine Gibson）取得了联系。我跟《卫报》达成的协议是：我享有完全的编辑自主权，这意味着我的文章发表前任何人都不得对之进行编辑或评论。我写好文章，然后通过网络直接发表即可。唯一的例外在于，如果我发布的内容可能给报纸带来法律方面的后续问题，需要事先给他们提个醒。在先前的9个月里，这类事件只发生过一两次，也就是说我跟《卫报》的主编来往很少。显而易见，如果有什么报道需要他们留心一下的话，这次就应属其中一例。另外，我知道自己也需要《卫报》的各种资源和支持。
“简宁，我有重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