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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什么都晚了，伯颜只能一边申报皇上，一边。下达着各项指令，命令全力护卫成都府。害怕川中诸蒙军与之勾结，调遣的尽是刘整或者是汪德臣的余部汉军进行防卫，但是汉军守城可以，轮到攻击还是远远不够。于是伯颜上奏请权调动宣政院诸宣慰司的人马。
当然，光是这件事情，忽必烈在和林就可以做出。决定，另外在大都，却是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不得不让忽必烈提前回来。
姚枢逝世、窦默。逝世、廉希宪逝世。这三个随着忽必烈一起开创了大元基业的重臣相继去世。本来太子监国，有权先暂时安葬，报于忽必烈次于谥号就可以了。
但是真金太子却将他上升到了一个政治的台面上，说这三个老臣年纪老迈暂且可以不计，但是死于无粮，这个消息让忽必烈知道后犹如晴天霹雳。
为了打仗，大都缺粮他是知道的，但是缺粮可以饿死朝廷重臣，这个是有些匪夷所思了，心里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还是赶回去了。既然这件事能搬到台面上说，证明了现在朝廷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了。
而矛盾的指向，正是自己的心腹重臣阿合马。随着战争的四处扩张，支撑大元帝国骇人军事行动的财源日渐枯竭。早在至元十三年的时候，伯颜率领元朝大军把南宋送进坟墓的同时，它自身千疮百孔的财政问题，也更显突出了。
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来支撑大元四处用兵的战车呢？阿合马当仁不让的站了出来。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忽必烈的首肯之下，实施了很多搜刮财赋，横征暴敛，搞得天下骚动的行动。因此，阿合马也得罪了不少人。
这一点，忽必烈是知道的。就是阿合马为自己承担恶名，所以他才原谅了其许多小的过错。其实，忽必烈本人早期十分憎恶贪焚暴敛，并因反对其兄皇蒙哥汗的“钩考钱谷”而引祸上身。而差点没有失去了性命的。
但是自己做了皇帝之后，才知道财政的艰辛。同时，由于灭宋战争以及对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爷的挑衅，忽必烈的银库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钱，平乱要花钱，拉拢蒙古贵族血亲所支出的大笔赏赐也要花钱，因此，“财臣”日渐任用，阿合马等回回人因能够为忽必烈敛财，日渐得到宠遇，这些人也成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动权力的有力砝码。
忽必烈知道太子一向和阿合马不和，还道太子要趁着自己不在大都，寻找阿合马的麻烦，杀一个阿合马倒是没有什么，他虽然不在乎，但是急切之间，上哪里找一个自己用着顺手的财政大臣呢？
所以，忽必烈就急着回大都了，因为还有人向自己密报，说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曾经有人准备封章上奏：“帝（忽必烈）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此种腐儒之见，在从前的汉族朝代尚可容忍，但对于蒙古帝王来讲，却是令人大恼火不可恕之事。
大臣塔即古等人得悉此事后，便借理算为名突然封存御史台奏章，把此事上报给忽必烈。
重重不安的情绪包围着忽必烈，他怎么也不会去想阿合马会背叛自己，反而对太子感到一阵阵的心寒，由于自己的帝位是从弟弟的手里抢回来的，所以也担心别人将他抢走，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行。
知道这种种坏消息，忽必烈就算是急切之间赶路，也只是在至元十八年将要来临的前几天赶到大都，进入了紫禁城中，才感到一阵阵的心安。
而同时，在府中的阿合马，却是感到一阵心里的不安。自己致怨满天下，竭力排毁汉法以及儒士，使得儒臣与太子真金对他恨之入骨。
尤其最近京城内发生的混乱，纵然是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深通财政的他却是心里明明白白的。主要是因为自己滥发交钞引起的。
忽必烈做皇上之后，所颁定的中统交钞是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五十两为一锭）。发行中统元宝钞，分为十等，以钱为准，一千文钱（一贯）相当于一两交钞。
至元十三年临安城破，朝廷用中统钞倒换宋朝的会子、交子，使币制达成统一。在此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
自己大权在握后，为了敛财，滥发钞币，自至元十三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都是大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如此，造成“物重钞轻”，最终使得“公私俱弊”，使元朝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混乱。
中统元宝钞贬值二十余倍。物价腾跃，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
所以在很多州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中统元宝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
为了掩饰这件事情的真相，他又大兴“理算”（又称“打勘”、“拘刷”），以检查清理政府财政收入为名实现敛财目的。大搞官卖垄断，对银、铁、盐等实行垄断权，又命官府括民铸造农器，使得农器品质相当粗劣又价格昂贵。同时，又巧立名目，增加各种税目，任意提高税金，甚至连死人也要收丧葬税。
想以此来弥补其中的亏空，但是越补越大，再加上突然四处用兵，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源雪上加霜。心里忐忑不安的想着如何给皇帝交代。
随着在位时间越久，他拉扯提拔了郝祯、耿仁，一下子迁升到和自己同在中书省任职来帮助自己。瞒着皇上做了很多黑心的事情，也不知道皇上是否知情。
但是忽必烈回来几天后，就是新年，没有任何询问。也不去调查谁对谁错。随着至元十八年的来到，忽必烈下旨，权停百官俸，实施财政调整。把事情仍旧交与阿合马执行。
而对于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曾经有人准备封章上奏的事情，却是再也没有了下文，可能是忽必烈回到了大都，看到没有变化，心里安定后，觉得真金太子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不想逼迫太狠，于是就当做没有发生一样让他过去。
随即，忽必烈就被另外一件事情所吸引，这件事情，关系着一直被他打压的全真道教。随着江南事情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自己的师傅八思巴大师去年的离世。忽必烈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
第一百零六章 元朝那些事儿（下）
说实话，对于阿合马的所作所为，忽必烈也有耳闻。毕竟怯薛军不是仅仅维护黄金家族的安全，而且有监察百官的部门。
对于一个和国之储君产生矛盾的大臣，他又怎么会不加以留心呢？不动阿合马是有他的目地的，阿合马是他一手提起来的，平时对他宠爱有加。自己动阿合马，有“用人失察”之嫌，于自己的“一代雄主”之誉有碍，这是其一。
实际上，忽必烈早在至元十年的时候就掌握了阿合马的种种不法行为：贪赃枉法，卖官鬗爵，妄索贿硌，蚕食赈银，鲭吞军款，操纵刑狱，私立鞠讯等等确凿证据。
也深知阿合马背后有一群死党。但他知道不能杀，一杀开头，个个该杀。万一杀不好便可能闹出乱子。自己年纪大了，真金太子又和那班儒生走的比较近，就是杀不出乱子，照这样杀下去，用谁来制衡那些儒生汉臣呢？这是其二。
再想到阿合马贪污的财富虽多，凭他一家人也挥霍不到哪里去，最后还不是为大元帝国积蓄？这是第三条。
之所以想到了这些，忽必烈。知道由于自己的连年征伐，国库已经是渐渐空虚，不如将这口肥猪留给太子，待到太子登基之后，杀之立威兼没收财产以充实国库。那样会更好一些。所以便对阿合马采取了隐忍态度。
其实有些大臣，如伯颜，姚枢等人，。也都看出了忽必烈最后的用意。所以一直对阿合马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对于一个待宰的肥猪，他们这些人是不会生气的，就是经常用着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阿合马，却没有怜悯。
阿合马接到权停百官俸，执行。调整计划的旨意，这才放下心来，想到连日的担心终于解拖，不由的又得意起来。
调动属于自己的亲信党羽，开始了又一轮的清扫。活动。反正每一次的政策调整，他总能在里面找个契机来中饱私囊。所以对于这个任务他还是十分乐意接受的。
忽必烈任由阿合马去捣腾，着手另外一件他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至元十七年四月，长春宫道士王志真等，告奉福寺渊僧录广渊令小和尚马戒，放火烧本宫仓库房舍，烧毁所盛放米粮三千九百余石，房屋无数之事的调查结果。
本来忽必烈没有当做一回事的，通过和林和开。平的两次佛道辩论，佛道之争可以说已有结果。道教得到了很好的压制。
忽必烈大败阿。里不哥当上大汗又建立元帝国后，为稳固其统治，恢复了全真道教的一些名誉。也是为取得中原地区的统治，积极地拉拢中原各派宗教势力，藉以达到“因俗柔人”的目的。
听到全真教长春宫的告状，就象征性的诏令中书省、枢密院严加详查审理，然后就几乎忘了这件事情。谁知道，这一详查，却查出了一些端倪。
本来中书省、枢密院也是想找几个人问问了事，既然皇上都是不太关心，那他们也乐的清闲。但是在当时帝师亦怜真的关怀下，中书省、枢密院派出的调查人员也都用起心来。
亦怜真也是出身于萨迦昆氏，是八思巴同父异母的兄弟。八思巴在大都期间，他一度接任萨迦寺住持。但不久以后他也到了大都，并当上了忽必烈供养的大喇嘛。后来八思巴再次归藏，忽必烈再三挽留而不能，遂令亦怜真继帝师位。
八思巴大师的遇刺身亡，给亦怜真带来深刻的危机感，佛教在大元帝国如此昌盛，不说是八思巴一人之力，也与他有很大的关系，在八思巴不在的日子，亦怜真为佛门以后的出路深感担忧，特别是全真教这次的告状，无疑是冲着八思巴的亡故。企图卷土重来。
他又怎么不放在心上呢？亦怜真利用帝师的身份，直接插手此案，很快的就有了结果，系在长春宫道士提点甘志泉、知官王志真的指使下，“自焚禀舍”，并诬告是僧录广渊所为。是王志真命令道童将马戒作放火贼人捉拿。并用其知官的权力教唆道童诬告。其实连粮食也不曾烧毁。想以这个名义向佛门索要施利钱物赔偿。
本来这个事情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是亦怜真却不这么想，他往深处去琢磨，这次的诬告明显是全真教的一次试探行为，若是不反击，那么以后就无佛门的立足之地了。于是，又从各个方面搜集线索。
却发现了全真教一直和江南的宋朝余孽有些勾结，甚至做过劫走瀛国公赵显的打算。而且经常有日本商人出入其间。亦怜真心里不由大喜。诬告之罪名不过最多使全真教灰头灰脸。要是皇帝估计颜面和全真教乃是大教，说不定此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但是牵涉和江南宋朝余孽和正在征伐的日本。那么全真教真的是有死无生了，得到一些证据，又在大牢之中取得了甘志泉、王志真等人的口供，顾不得忽必烈正在远征岭北行省，就利用帝师的身份使人快马传递过去。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忽必烈正是为了这件事情回来的，亦怜真还不不知道，忽必烈却是清清楚楚的。幼帝传说在日本，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倒了日本，一直在忽必烈的心里是一个疑问。亦怜真的这个情报对于忽必烈来说，等于突然在家中抓到天天偷粮食的老鼠一般，心里恨的是咬牙切齿。
在至元十八年新春来到的这几天，一直想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其实忽必烈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