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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哥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
参政郭佑被责“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桑哥当总制院使时，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
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捕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
桑哥遂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两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
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这在桑哥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增额十万锭，大增商税为25万锭；有协济户18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
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
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
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忽必烈对他的宠信程度。
除了任用桑哥之外，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海都，忽必烈南宋的各种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对于四川正在进行的招降王立，也吩咐在暗中执行，不得暴露国信，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
对于江南却是十分示好。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回江南省亲，然后又以留梦炎等南宋故臣为首展开了新一轮的议和活动。
正在江北打的热火朝天的时候，大宋却接二连三的遇到了喜讯，首先是乃颜遣从日本转到而来，要与大宋结盟，攻击忽必烈。这个事情还在考虑之中的时候，海都尝到了火器威力的甜头，也向蒲寿庚下了大量的订单，请求给予补给，三方互相约定，永不侵犯。
正在得意之间，江北忽必烈却是命令自己的孙子答剌麻八剌为南王，前来洽谈议和事宜，由答剌麻八剌的封号上就可以看出，忽必烈暂时对于大宋没有什么敌意，因为北方鞑子，无论是女真还是西夏、蒙古，只要对南方封王，无一不带有“平”、“镇”“扫”之类的征服之词，而对于答剌麻八剌的封号仅仅是南王，而不是平南王，就可以看出了向大宋示好的意思。
一时间，无论是大宋的朝员还是百姓，心里顿时都充满了自豪的感觉。百余年来，何尝有过被多方人看重的势头，就算是一些结盟，也是被人屡屡看不起自己的模样。于是大宋负责接待各方使者的官员，连话语中都透露出矜持。
不过三方的接待官员，都不约而同的接到一份大致内容一样的协议：“联合攻灭对方，天下大平后，河南地归宋，河北归蒙古。”当这几份协议送到政事堂时，政事堂所有的成员都看着相互苦笑起来。
这些异族的话还能相信吗？政事堂议论无果，遂交与政务院讨论，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对于打仗的事情，政事堂还好说，政务院好像有些不太热心，对于三方抛出的这个香馍馍，连拿起来看一下的兴趣也没有。也可能是了连年的征战，一旦安稳下来，就不想动了。
而且关于蒙古人的灭国之恨，也不是每一个宋人都能轻易的忘记的，至少现在正在执政的官员之中，就没有什么妥协的意思，也可能是忽必烈以为南宋已经灭国，所以也没有想到留出后着。甚至连开封的那个顺昌伪宋，也只是临时树立起来牵制当时的福州行朝的。所以根本在新的南京政府，就根本没有一个代理人的存在，临时派去的留梦炎等前宋官员，也是南京政府眼中的叛徒而已。
想比之下，还不如海都和乃颜在江南朝廷眼里的分量，至少这两路人马当时都没有直接参加灭宋的军事行动，而且乃颜算是姜明间接扶植出来牵制忽必烈注意力的干将，而海都以前通过蒲寿庚已经和江南达成了遥相呼应的协议。
所以在举国的呼声之中，对于忽必烈这一方的势力反对之声愈加响亮起来，不由的使人想起在六十年前联合蒙古灭金的那种兴奋之情。不过中间多了一份理性，就是怎么能在联合之中更加的保护自己而已。
更有甚者，对于江北的战争根本就不敢兴趣，只是热衷于朝廷开放军需买卖，那样的话，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可以从中渔利，管他们江北是谁死谁活呢？怀有这样心思的人，为数还真的不少。
事情传到了姜明的耳朵里面，知道事情有些不妙，现在江南的过于平稳，大力的扶植商业，农夫们也恢复了生产，大家基本上都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已经使许多人安于现状，不再想参与到战争之中，更何况，江北，特别是在黄河沿岸之地，一直到四川、山西和陕西等地，已经失去了太久，除了一些读书人之外，那些大字也认识不了几个的百姓，已经忘记了那些地方原来也是大宋的河山。
姜明更加忘不掉的就是，不说黄河一道的中原地区，就连现在的辽东和西北、吐蕃、云南也是我们华夏的领土。他怎么能任由这种思想继续蔓延下去呢？不过现在他仍然在太湖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为了这个机会，他已经决定前往台湾等沿海之地再行退步，以壮大现在南京政权的野心。因为，大宋新军，已经以陆秀夫为首开始组建起来。
而陆秀夫组建新军，绝对不会用来守土为国，他组建新军的用意，肯定是要拿来作为一番，至于是什么作为，姜明在一边静静的拭目以待着。
第一百四十六章 十年（十）
随着赤红八军的功绩和重要性的显现，再则由吕文焕和程鹏飞所领导的反正宋军也屡建功勋，张钰和张僖的援助缅甸的志愿军在云南一带开展的也是有声有色的。所以陆秀夫的心里也有些不安份起来。
想起来，战争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只要是顺利，每一场战争都像是新手掂来一样，不用费一丝的力气，就好像是现在的局势，一向号称积弱的大宋，在江南也是四处用兵，但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取得胜利。
而在过去，就算是倾国之力，仰仗长江天险，也是节节败退，现在正在意气风发的吕文焕、程鹏飞、张僖。甚至是黄去疾这些人，都是各自领着自己的久败之军，慢慢的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让陆秀夫平静的心绪又升起了波涛。现在大宋在江南的地位日渐稳固，百姓的生活也逐渐的步入了正规，是得益于陆秀夫等一班有经验的文臣所赐。
但是随着江南时局的稳定，他们愈加显得无事可做起来，不像是开始，又是丈量土地，从新分配，归置各州县官员，每个人都忙的是不亦说乎。比起最近这两年来，每个人日子过得充实了很多。
姜明所制定的军政分家的好处慢慢的被遮盖了起来，其中军政分家的矛盾显得额外突出。因为是在战争硝烟中重新创建了宋朝，而且为了使时局得到长治久安，政事堂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整个江南宋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陆秀夫首先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中兴元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南宋旧制。中兴二年，姜明代表政事堂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旧制——“路”的制度，代之以宋代实行朝廷、府州、县三级政制。是年，包括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共设立了十六个府，分为广州府、潮州府、韶州府、漳州府、泉州府、福建府、赣州府、苏州府、杭州府、鹜州府、南昌府、潭州府、鄂州府、徽州府和重庆府等。
所谓“路”其实在朝廷与府、州间设“。路”（类似后代的“省”），作为行政监察区及军区，主要机构有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合称“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此外，还有其他路级机构。取消路之后，由府为单位直接向朝廷负责，而且每府都在行朝处驻有利益代表。随时参与政务院和军务院的讨论，保证每个府的利益。
这个制度，在初期是为了快速。的收拢新收复之地的民心或者是当地士族。但是到了习惯之后，却成为有些政令的死角，大家都能在一起讨论，厉害关系一讨论就清楚了，不符合当地利益的政令，往往受到政务院的联合抵制。就比如说造船一事，本来是很容易的，但是无论是哪里都以压力负担过重而给予抵制，以至于朝廷的政令被封驳，一而再的降低数量和给予补助，才勉强发布下去。
这个是陆秀夫一班文人最为不痛快的地方，要是。在以前，政令发布下去，再找几个心腹官员做做表率。那么其他州县也就无可奈何的做了，谁也不会做那个出头鸟，而如今呢？还没有执行就要先通过各府的讨论，往往一件事胎死腹中。
中兴三年，姜明由政事堂和自己入手，对朝廷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丞相制，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