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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贿款金额大大缩水，这反应其实慢了好多拍。
判决结果等于为许宗衡平了一次反，辟了一次谣。许宗衡涉贪20亿，这种信息肯定不会出自一般信息源，若非经“权威”和“内部”审查通过后发布，根本不可能。而今，只能认定数千万元，还是主动交代才达到的额度，这也差的太远，有“造谣”和“蓄意夸张”嫌疑了。所以，还应该质疑：夸大其辞到可以致人死地的报道怎么出笼的？是谁信口开河，拿媒体或其他机构的公信力当儿戏？
若司法机关本来落实贿款无多、掌握证据很少，同时又放“第一巨贪”的消息，那样的话就说明其中存在可疑的非正常因素；若许宗衡主动交代的数额远远大于已落实数额，则显得办案人脸上无光——可是，许宗衡要是交代出来的数额不多的话，那免死的理由就值得推敲了。我推测办案方难处不小，这或许是对传媒提供不全信息与含糊其辞的原因。
拉出一个“贪官死刑名单”，可见从胡长清等至今有个明显趋势：死刑离贪官渐行渐远。同时可见，死刑后果与涉案数额的这些官关系也不甚明朗。民间一片严惩腐败、重典肃贪的呼声，即便杀声震天，但也没发生实际影响，而“废除死刑利于贪官”的意见，也由于贪官被执行死刑的案例减少而越显乏力。
贪官与死刑渐行渐远，原因当然不是通货膨胀、贿款贬值。像反腐决心等等别的非法治因素不好说，其中的部分“技术因素”倒是可以揭示一下。
第一，贪官退赔容易。自身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另有许多作为巨富的亲友和同事，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筹款艰难。第二，立功容易。知道许多贪腐内幕，推出几个不重要的同事或下属轻而易举。第三，隐瞒或事发后“抹掉”贪腐罪行也容易。谁都怕官场地震，交代什么和不交代什么，这就是最大的交换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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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南海争端不可意气用事
2011。06。14 1条 推荐＇14＇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
（赵楚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军事世界POINT》月刊执行主编，长期从事国际战略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近日由于中国海监和渔政船只在南海执法，引发了公众对南海问题的新一轮兴趣，其间媒体推波助澜，炒作邻国的抗议活动，许多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在网络甚嚣尘上。其实类似言论在过去钓鱼岛和其他事件上屡见不鲜，其要点无外两点：一、抱怨政府在处理主权争端问题上政策软弱；二、主张对一切涉及主权争端，乃至涉外争执均立即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而不同意见即为所谓“汉奸”、“卖国”。
南沙岛礁及相关海洋权益争端，中国历届政府对主权属我的基本立场从未含混，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历史成因是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所致，并非政府政策不得力所致，进而言之，南沙地处中国最南端，主权的收复和护卫均需借助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而近代以来，我国海军因为内外压迫不能顺利发展，在长期内相邻海区尚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更遑论具备收复和护卫远海主权的能力。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中国从法理上恢复了对包括南沙在内的诸南海岛礁及领海主权，但内战和战后的地区形势发展却使中国不能及时有效行使新复之权益，嗣后冷战勃兴，中越关系反复，而中国大陆海权未备，遂演化至部分主权岛礁被侵占。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相反，回顾自《威斯特发里亚条约》体系以来的国际实践，无数的案例显示，单方面运用武力，或借助战争胜利强行改变争端现状，总会成为更激烈的国际冲突的根源，而这些冲突一旦牵涉大国政治，则往往由局部演化为国际战略冲突。所以，虽然南海争端表面上仅为局部主权和权益争执，但背后蕴含的地区和全球政治含义不可忽略，而国家以外交稳妥为主要特色的基本处理方针，既符合现实维护主权的需要，也深具宏大的战略眼光。
现代海权斗争体现了地区和全球国际权力基础及结构的变化，南海作为地缘战略关键性的地区，其海权力量的消长牵动整个地区格局的变化和中美等大国现实国际权力的互动，毫无疑问，南海争端之所以日益复杂化，其背后的动力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海权战略。
美国开始在冷战结束后重返南海，并屡次重申保持在南海支配性存在的决心，这些或明或暗的政策宣示都是针对中国的含蓄警告，也体现其对崛起的中国新海权的焦虑与担忧，我们不能对此装聋作哑。换言之，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维护，不仅要靠中国坚强的海权实力，更要靠富于远见的战略规划和灵活、明智的外交作为。中美在亚太和本地区的局部力量均衡和战略稳定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必要外部条件，而双边和多边的地区睦邻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重要国家权益的争端，这本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常态，如何从宏大和坚毅的国家战略层面把握这些严峻课题，不仅牵涉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更影响国家未来的前景，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帝国主义思维已完全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此任何急功近利、感情用事的做法都会得不偿失。
同时也要看到，争端本身并不可怕，正如长城曾是历史上中国与不同民族展开军事斗争的关口，但也是把各民族连接起来的门户，国际争执一方面是现实的利益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各国进行合理的利益博弈，进而建构相对稳定、多赢的和平框架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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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作者：章文
（）好看的txt电子书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5 15：01：11
阅读量：98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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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在一次博友晚餐上，初次见面的杨佩昌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一周后我在出差的飞机上就读完了，但随后杂务缠身，终不得整段时间来写读后感。
今天翻出书来重温了一遍，赶紧趁着还有空暇说点我的印象和感受。
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佩昌兄在德国生活多年，个性开朗的他交了不少德国朋友，对德国国民性有切身体会，且由于他原先为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服务，自然比一般人更关心和熟悉德国政府体制的运转。
因此，由他来写这本带有解剖德国奥妙性质的书，再合适不过了。唯一感觉遗憾的是，由于新华出版社审查过于严格的缘故，这本书较少涉猎德国政治体制部分。那本是中国读者也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因此，诸君看到的这本书，主要聚焦在对德国经济制度设计的探讨上。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短短的15年内就实现了重新崛起，这是令人吃惊的奇迹。成功很大部分源于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使德国实现了“民富国强”，而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国富民弱”。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发问：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做代价来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呢？”
显然，这两种类型都存在。如果说德国是后者的话，中国就是前者。现在中国政府宣称要从“国富民强”转向“民富国强”，但路途遥远。因为这是一次系统全盘的改革，可以预料阻力将有多大。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佩昌兄看来是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既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同时也反对计划经济的国家统制模式，保证个人首创精神，保护私有财产。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担负调节的责任。简言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以市场竞争为主轴，同时国际制定相应的秩序和规则，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弗莱堡模式。
但是要实现“民富国强”，显然不是单靠经济发展就能做到的。德国建立了一套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1966年德国社民党上台参与执政时干了三件事情：
首先是动用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实采取种种措施将“充分就业”视为政府的责任；最后也是至为关键的是，进一步深化社会福利制度，在更大程度上照顾弱势群体，让社会的失意者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德国人从出生、求学、就业直到退休、死亡都享有政府提供的种种福利待遇。德国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用缴纳学费（前几年开始教育改革，但每学期也仅缴纳几百欧元的学费）。不仅如此，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直到学业结束为止。
因此，佩昌兄感慨地说，“在德国，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是社会物质成果的采摘者。”
德国的财政支出，真的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佩昌兄形容为“有道德的政府支出”。从德国各届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构：5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20％用于教育，20％用于国防、内政安全和外交，只有不到10％用于政府公务员支出。
相比之下，经常宣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政府应该汗颜。不错，我们的经济在连年持续增长，速度之快令人乍舌，但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并未获得相当的财富回报，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简陋，教育、医疗市场化泛滥以及房价的飙升，使得人民群众身在新中国，心在旧社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三公开支”却高得令人吃惊。
在一个政府处处在人民着想的社会，和谐不用呼唤自然就来。因此，在德国很少看见群众上访现象。他们有矛盾纠纷上法院，有牢骚怨气找媒体。
在佩昌兄的笔下，德国政府公务员不仅事事为老百姓着想，而且服务起来非常细致。书中不少小故事生动活泼，令人阅后会心一笑。
在《警察是“朋友和帮手”》、《高速公路限速要道歉》、《市长做兼职补贴家用》等小文中，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在德国，政府的谦卑以及服务的优质。
当然，由于前面所说的“审查严格”的缘故，佩昌兄在此书中只描述了德国政府官员谦卑的表象以及德国“民富国强”的现状，我们期待他的下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不仅想看到“这样的德国”，而且想知道“德国为何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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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8月，日本社會就瀰漫着凝重的氣氛，不僅有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活動、「終戰日」的祭祀集會，媒體也都紛紛推出各式各樣的紀念特輯。然而，如何直面66年前的那一場戰爭，卻仍是留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