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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客栈来接待谈判团，北洋军前线统领冯国璋只好将他们安置在英国租界内。因为风闻孙中山将挟巨资从美国回国，前一向在汉口开会的代表们都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上海去欢迎孙中山，顺昌洋行空了下来。于是北方谈判团就住进去，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英租界没有受到战争影响，洋行里又全是西式摆设，从北京来的大员们很觉得满意。
次日上午，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原共进会领袖、现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过江来迎接。人们盛传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谈判大员们也信以为真。大家都怀着好奇的眼光仔细端详这位大革命家的兄弟，纷纷向他献殷勤，套近乎。后来得知孙武就是汉口人，与孙文毫无关系，于是又都很失望。
武昌阅马厂原谘议局衙门，现在成了湖北军政府办公之地，黎元洪在这里为北方谈判团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席。尽管武昌城许多老百姓已断粮断炊，但接风宴席上却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鄂省的头面人物，无论是革命军中的新贵，还是原主君宪的谘议局议员，以及革命起后没有来得及逃离转而拥护军政府的前朝命官，都济济一堂。大家不分革命先后，也不分南方北方，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预祝会谈成功。仿佛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南北已经亲善，融为一家子了。
谈判的地点选定在上海，且黄兴等人已离开武汉，黎元洪又是一个武人，一向不善言谈，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人在革命党中原本没有多高的地位，所以武昌的会见实质上只是应酬而已。吃过饭后随便聊聊天，闲谈闲谈，轻轻松松地将一个下午打发过去了。晚餐又是大鱼大肉地嚼了一顿。黎元洪派人四处找戏子来唱堂会。打了一个月的仗，戏园子都关了门，找不到名角，便只得拉了几个唱楚剧的来应付。这楚剧是江汉一带的地方戏，如何能跟京师的皮黄相比，谈判大员们一个个听得没精打采。有年轻的随员耐不了寂寞，便悄悄地打听还有没有正在做生意的妓院。军政府的接待人员满脸堆笑地答应：“好说，好说。那种地方人多眼杂，不太方便，武昌城里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明晚去叫几个来陪陪各位大人。”
杨度见此情景，忙对唐绍仪说：“少川兄，武汉不要久留了，最好明天就开船。”
“这里是不能久停，明天走吧！”随从们的表现和已独立的武汉的面貌都使唐绍仪很失望。“皙子，这次谈判不能指望他们那些人，你我都是项城的老朋友了，即使不为国家，就为酬答项城的知遇之恩，也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与革命党的领袖们都熟，到上海后，我这个总代表一切都还要仰仗你。”
杨度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航行顺利，两天三夜后抵达上海码头。着一身深色西服的伍廷芳率领一批人早已恭候在黄浦江码头上。伍廷芳虽然六十多岁了，却红光满面，精神很好。
上海城的光复似乎来得很容易，只在制造局打了半天的仗，革命军便控制了上海的局面。除几个大衙门换了人马外，其他一切依旧。城市完好无损，市面繁华如昔。老百姓没有受任何惊骇，一夜之间便从奴仆变为主人了。只不过是光复一个多月了，除开革命军中的大小头目们分到了革命成果外，这些主人公们似乎还未得到丝毫实惠。
北方谈判团下榻在外滩一家豪华的法国人开的大饭店里，享受着高规格的接待。在各处观光了几天后，南北两个谈判团开始坐下来，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会谈。
杨度不参加正式谈判，而是私下频频拜访革命军中的旧日朋友。有时他也和汪精卫一起去，但通常都是他一人单独前往。
南北会谈并不顺利。由伍廷芳牵头，有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胡瑛参加的南方谈判团是一个强有力的会谈团体。他们个个新学知识丰富，能言善辩。以唐绍仪为首，由杨士琦、章宗祥、傅增湘、张国淦等人组成的北方谈判团，不是谈判桌上的对手。他们知道袁世凯有独断专行的个性，便常常用电报请示远在北京的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他们自己在谈判桌上的信誉，也使得整个谈判进行得艰难。
南方谈判团提出和谈的基础在于双方都赞成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唐绍仪说他个人赞同，袁项城也不反对，但国体问题重大，宜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南方同意唐的意见。于是唐电请示袁。袁请皇上颁旨召开国民会议，但载洵、毓朗等皇室成员坚决反对。此事便胶住了。
以后，南北双方还进行过四次会谈，涉及到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谈判期间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洋款，以及国民会议代表的组成方式等等。但会谈成果不明显。
与南北会谈同时进行的，是革命军内部权力重新分配的激烈争斗。南京光复后，独立各行省留沪代表召开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黄兴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汉口的代表得知后，认为留沪代表无此权利，对选举结果予以否定。待到在鄂代表与在沪代表同时抵达南京后，又决定将正副元帅颠倒位置，即由黎任大元帅，黄任副元帅，因为黎在武昌，便由黄来代替。又有人公开表示，黄兴在武汉战役中指挥失误，丢失了汉口，乃败军之将，无资格充当中华民国的领袖。黄兴十分生气，宣布无论是大元帅还是副元帅，他一概不就。
这样，为了一个领袖的问题，竟弄得中华民国几乎不能诞生。幸而这时孙中山由美国回国。孙是众望所归的大革命家，大家公推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十六票投给了孙中山，只有谭人凤将代表湖南省的一票投给了他的多年老战友黄兴。同时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明年元月一日，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一心一意在等待南北双方一致推举他为大总统的喜讯，却不料让刚刚回国的孙文抢了去。他先是恨黄兴等人玩弄了他，继则埋怨唐绍仪无能，便来电指责唐越权办事。唐引咎辞职，袁随即批准，同时给杨度一个密电，要他务必疏通南北，莫负使命。
杨度接到密电后，既感觉到使命沉重，又不免有几分得意感。
决定南北会谈伊始，他就认为北方谈判团的总代表应以自己最为适宜。因为他不仅具备总代表谈判的才能，还因为他与革命军的要员们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而一直为朝廷官员的唐绍仪缺乏这种条件，他不明白袁世凯为何不将这个重任交给他而交给唐绍仪。好了，现在事实证明唐谈判失败了，下一步看我的了！
杨度决心把这件事情办得相当漂亮，让南北两个政府里的人都知道世上有个杰出的人才。他仔细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在袁世凯方面，只要让他当大总统，其他条件估计他都会接受。至于革命党人方面，通过这些日子的多方接触，杨度隐隐看出内部似乎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粤派。这派的主要人物有胡汉民、汪精卫、王宠惠等。另一个是以黄兴为首的湘派。这派的骨干有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等。湘派早已明确表态同意袁做大总统，而现在孙被推出来，必定是粤派人在各省代表中活动的结果。要改变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了，惟一能做到的，是说服孙公开表示，他做总统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把这个位置让给袁。若这样，袁必定满意，南北会谈也就达到了它的预期效果。离孙中山赴南京就职只有三天了，时间是如此的仓促，该怎样办才好呢？杨度想，无论如何得见一见孙先生，见面之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期一举成功。
他先找到汪精卫。自从孙中山回国后，汪便做了孙的私人秘书。此时的汪在孙心目中地位甚高，孙每件大事都跟汪商量，由汪草拟的文件，孙也基本上不加修改便签发。汪本人自是赞同袁做大总统的，在孙未回国之前，他在各省代表中也替袁说了不少好话。杨度对汪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汪精卫说：“孙先生这几天忙得吃饭睡觉都没有时间，他能抽得出空吗？”
杨度说：“这就要请你帮忙了，务必请孙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出来。另外，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袁项城的知遇之恩，在孙先生面前多多为袁项城美言美言，促成孙先生做出这个决定。”
汪精卫说：“那是自然的。我也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袁项城做总统更合适些，孙先生做一个过渡时期的大总统。”
杨度说：“还请精卫兄也给胡汉民、王宠惠两位先生说说这个意思，让他们也帮着说几句话。”
汪精卫说：“我会说的，但他们二位会不会同意，就很难说了。”
出了汪宅后，他又去找刘揆一。对刘揆一说：“霖生，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时务学堂饮酒时，对着神明起的誓言吗？”
“记得呀！”已过而立之年的刘揆一依然是一副胖墩墩的娃娃脸，给人一种大孩子似的感觉。“当时我们举杯说，今后不论是谁，只要他做的事有益于中国，我们大家就都支持他。”
“是的。”杨度很欣慰，这位如今亦被视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的革命家，没有一点胜利者的骄矜之气。“眼下你们倡导的民主立宪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我放弃自己多年的君宪主义支持民宪，我应该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吧！”
刘揆一笑着说：“你这种识时务的态度很可贵。”
杨度说：“现在袁项城也识时务了，转而支持民主共和，前向你和克强、逐初都认为只要他真心转变，并推翻朝廷，就拥护他做大总统。我想，你们的这个主张也必定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而生发的。”
“当然是这样。”刘揆一正色说，“我们与袁项城都无私人关系，何况从私人感情来说，我们都不喜欢他。再说大总统吧，谁不想做？我刘霖生也想，但我自知够不上。现在革命党人中，论威望孙中山够，论功劳黄克强够，论品德汪精卫够，论才华宋逐初够。要论条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袁项城都不够。但从国家利益来考虑，袁又比谁都够。”
杨度村掌道：“霖生你这番话真是深明大义之言，同时也是恳挚实在之言。我希望你也对各省代表说说。现在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袁项城有怀疑，这对国家不利。”
刘揆一爽快地对杨度说：“行，我要把这个利害关系给大家说清楚。”
第二天下午，汪精卫告诉杨度，孙先生同意今夜在寓所会见他。
宝昌路四○八号原是法国人屠榭的房子，现在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下榻之处。这是一座绿瓦红砖西式小洋楼，上下两层。上层为书房、卧房、办公室，下层为会客室、餐厅、厨房。洋楼四周种着树木花草，黑白相间的鹅卵石铺出一条环楼小路。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将它与街市隔开。围墙内一片安宁、幽静、高雅的气氛，与不远处的喧嚣、浮躁、庸俗的十里洋场仿佛是两个世界。自从孙中山五天前住进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