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霸谖ε棠凇Ｓ牖鹋诘谋浠嗍视Γ巴丁苯⒑笃诮⑻逋夤垡卜⑸私洗蟊浠＝⑹椎难篱赏耆鸪Ω松系暮徼齑蠓跎伲サ袅怂械姆绶骶摺�
甲午威海保卫战中被日军鱼雷艇击沉后的“威远”。照片近处是“威远”舰招牌式的大风筒。
上世纪80年代，威海水警区扫海时打捞发现的“威远”舰舢板用舰名牌。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方禾。
甲午战争开战前，“威远”曾与“济远”、“广乙”一起前往朝鲜牙山护卫陆军登陆场。听闻朝鲜事变的警报后，“威远”因为战力单薄，被先派回国，侥幸没有遭逢后来爆发的丰岛海战。战争开始后，“威远”舰主要充当报信、运输等任务，北洋海军封锁威海湾使用的大量防材、铁链，部分就是“威远”运回的。1895年2月6日凌晨，久攻威海湾不下的日本海军，采用鱼雷艇偷袭战术，停泊在刘公岛铁码头附近的“威远”舰不幸被日军“第十一号”鱼雷艇射出的一枚鱼雷击中，右舷形成了一个高4米、宽5米的破口，船尾几乎被炸断裂，因进水过多当即坐沉在铁码头旁命陨威海。（18）
“超武”
船政第一号铁胁轮船“威远”铺设龙骨开工之前，从地中海船厂购回，准备用于装配“威远”的肋骨就已经逐件送到新建的铁胁车间绘图仿制。1877年7月29日，以仿制的这套148节肋骨为基础，第二号铁胁轮船铺设龙骨开工，至1878年6月19日，顺利竣工下水。经船政大臣吴赞诚命名为“超武”。（19）
“超武”舰无论是外形、设计以及各种尺寸均与“威远”完全相同，属于“威远”级的二号舰。所特殊的是，“超武”所用的所有龙骨、铁胁都是中国技术人员自行仿造的，选配的动力设备型号也与“威远”相同，同样是仿造了安装在“威远”上的原装进口康邦机器。而且“超武”建造时，原先雇佣来帮助指导组装铁胁军舰的法国洋员均已合同到期被遣回，“超武”是彻头彻尾的国造产物。“至‘超武’胁骨、轮机及船上所需各件，均系华工仿照外洋新式放手自造，与购自外洋者一辙。”1878年9月，“超武”舰舾装完成。21日，出海航试，测得轮机转速每分钟95转，顶风顶潮时航速12节，符合设计要求。（20）
在“超武”舰竣工之前，浙江巡抚杨昌浚一直与船政磋商调拨轮船的事情。1875年，浙江省已经从船政调用了“元凯”舰，加之先期调拨的“伏波”，共有两艘船政军舰在浙江服务。但是浙江沿海的温州等口岸洋务繁忙，轮船仍然不敷使用。杨昌浚在调得“元凯”后，又向清廷申请到可以再从福建调用一艘。然而“元凯”舰之后的“艺新”舰体形、马力均小，浙江省瞧不上眼。“艺新”之后的“登瀛洲”、“泰安”又分别被南洋和北洋抢先一步领走，第一号铁胁军舰“威远”则是一经问世，就被船政宣布自留。就此，一直等到“超武”竣工，浙江省终于看到了新希望。
“超武”舰首任管带叶富
经过一番磋商，“超武”正式被确认将调拨给浙江，由原船政“靖远”舰管带叶富担任首任管带，帮带由程璧光担任。和船政经费吃紧以后的通例一样，对于这艘一问世就被外省领走的军舰，船政没有花费金钱为其安装火炮，所有的炮位都留待浙江省自行设法。
1879年1月16日，“超武”正式由叶富管带驶往浙江，担任浙江海口的巡缉任务。1880年7月25日，浙江爆发海盗黄金满领导的反清起义，叶富受命带“超武”轮船前往攻剿，激战中不幸殉职。叶富，字梦梅，祖籍广东东莞，生于香港九龙，船政后学堂首届学生，与同窗好友邓世昌后来成为儿女亲家。不幸的是，这位原本前程无量的将领，竟然陨命在一场剿灭海寇的战斗中。这其中，即可能是因为清末众所周知的浙江海盗之强悍，另外一层原因，很可能此时“超武”舰空缺的炮位尚没有配齐。（21）
台州剿匪后，“超武”主要与船政同门军舰“元凯”一起驻扎在宁波镇海口一带。中法战争爆发时，“超武”由都司邓骢保管带，曾与“元凯”一起坚守过镇海。
1889年，“超武”舰一度曾计划调拨给北洋海军，充作测量舰，但后来无果。清末的宣统元年，计划将其列为练习舰使用，和首舰“威远”一样，“超武”也成了一艘练习舰。
辛亥革命，民国军兴，舰龄过老的“超武”没有入选海军舰队之列，编入了宁波的水上警察厅，成为一条巡船。后有记录称曾被孙传芳五省联军征用，需要进一步考证确认。
表现镇海保卫战场景的清代镇海口战守形势舆图。画面中央靠上方的黑色三桅军舰就是“超武”，在“澄庆”下方的是其同门军舰“元凯”。
“康济”
日意格替船政进口新式康邦蒸汽机时，除购买了一台后来装配在“威远”舰上的卧式机外，另外还有一台通常用于商船的立式蒸汽机。卧式机高度有限，可以安装在水线以下，不容易被地方炮火击中。立式机虽然高度高，但是所占平面面积小，用在商船上，可以多节省出空间装载货物。
眼见卧式康邦机的原型已经装上了“威远”舰，根据其仿造的一台国产康邦机器也已经装配了“超武”，堆在船政仓库里那台已经组装好的立式康邦蒸汽机该如何运用，开始引起船政大臣吴赞诚重视。
当时正值中国北方遇到灾荒，急需轮船从南方运输粮食北上接济，船政原有的“永保”、“海镜”两艘改型轮船不敷使用。而船政厂内，计划为南洋建造的大型巡洋舰因为计划拓展马力，图纸正在做更改，一时难以措手施工，“厂中工程较松”。吴赞诚于是决定抓住这段空闲时间，利用起库存现有的康邦立式蒸汽机，建造一艘铁胁木壳结构的运输舰，“遇有急需，转运必更迅捷”（22）。
“威远”级军舰中，唯一一艘能够体现“兵商两用”思想的军舰——“康济”。
铁胁木壳运输舰的设计方案以“威远”、“超武”为母型，在其基础上扩大首尾楼的面积，以作为船员的住所，腾出原有的舰内舱房用于载客装货。1878年7月12日，新船铺设龙骨开工，船政工厂编号为第三号铁胁轮船，至1879年7月20日，建造完毕成功下水。船政大臣吴赞诚当年年初因劳成疾，突患中风，经奏准前往江苏常州孟河镇寻找孟河医派的费氏、马氏名医求诊，将船政事务交由曾主持“元凯”级军舰建造的提调吴仲翔负责，因而新船下水仪式时实际由吴仲翔主持。不过吴赞诚交卸前，为这艘他一手谋划开工的军舰预先命名，定名为“康济”。（23）
虽然更改了设计，采用商船造法建造，然而实际上“康济”就是“威远”级的特殊改型，虽然舱面之上拓展了舱房，舰体骨架铁胁与“威远”却并无二致。军舰的所有长、宽、舱深、吃水等数据均和“威远”、“超武”舰完全一样。“康济”的动力选用的就是立式康邦蒸汽机，功率750实马力，设计航速12节。
“康济”舰下水时，只是完成了船体的建造，所有舱面的桅杆、烟囱、风筒、飞桥等都需要在舾装阶段完成。1879年8月21日，船政大臣吴赞诚从马尾乘轮船前往江苏就医，出发当天上奏清廷报告了启程日期，以及对走后遗留事务的安排。其中提及，因为船政养船经费紧张，吴赞诚经过函商南洋大臣沈葆桢，决定由其安排轮船招商局认领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为适合商用，由招商局派专员前来船政，趁舾装阶段，提出具体要求，对上层建筑再作一定改造。（24）
经招商局派员会看，并绘图要求船政按样更改，最后出现在世人眼中的“康济”已与母型“威远”、“超武”的外观有了较大变化。所有的更改均以满足商用为前提，“威远”级军舰的三根桅杆中撤除了中桅，只保留前后桅杆，与商用无关的风帆索具、桅盘等全部撤除。舱面之上，嫌原来加大首尾楼的办法还不够彻底，干脆从首楼至尾楼全部加盖成了客舱，露天甲板全部封闭。原先布置在露天甲板上的机舱棚建筑转而布置在了加盖的舱房顶部，军舰的驾驶台也改到了舱房顶部，布置在前桅之前。如此一番更改后，“康济”完全变成了一幅商船的相貌。（25）
1879年末，“康济”舰在船政厂前测试轮机完毕，“试轮旋转合度”。船政委派“扬武”舰管带张成选带部分水兵驾驶，于1880年1月8日驶至罗星塔江面，9日清晨放洋出海航试，测得航速12节，“船身坚固，机器精良”，宣告成功。（26）随后，立即通知招商局自行派员来马尾接收船只。
由招商局船员驾驶，1880年4月4日，“康济”顺利抵达上海。孰料，此后不久，围绕“康济”舰顿生轩然大波。当年的5月8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行文总理衙门，称招商局派员赴闽接收“康济”时，曾出海进行航试，当时海关下设的负责发放商船牌照的福州理船厅也派员跟随航试。经其回报称，“康济”舰“行驶尚为妥适”，“旋转亦属便捷”，但是航试时尽管加了大量压载物，仍“未能平稳”，“多搭客人，恐更不免摇簸”。而且客舱设在原舱面之上，重心太高，“虑有倾覆之虞”，称海关不敢作主为其发放牌照，具体如何处理，要求总理衙门“核夺施行”。（27）
这一骇人听闻的说法传出后，引起了中国官场不小的震动，在洋务官员看来，赫德这一举动，大有项庄舞剑的嫌疑。当时赫德正在极力向中国推销铁甲舰、蚊子船，曾任船政洋员监督的日意格因为经常指摘英国舰船的缺点，可能成为了赫德的眼中钉。同时，推销英国船只的最大竞争对手，无疑是中国国内的造船企业，挑“康济”的问题，无外乎是给官场人士留下福建船政造舰水平不行的印象。
对于赫德的批评，洋务派官员立刻群起回击，以防被清流保守派借机生事。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最先行文总理衙门，称赫德的行文“足证遇事关心认真”，但是将普通商船规范引用来挑剔“康济”的做法，“微有不符”。
有别于黎兆棠温文尔雅的反应，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举动显得更为有力。先是转述了事件当事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查验的结果。即“康济”舰原本是军舰舰型，“不计装货多寡”。商议拨给招商局后，“将船中添配船面，连接船头船尾，庶使住房之外多装搭客”。称“康济”从马尾开往上海的途中，“亦觉平稳”，虽然不是商船常用的平底船型，但是稳性与招商局进口的商船并无多少差别。到达上海后，招商局为“康济”舰投保，“洋行保险验船人到船细看，均称船身坚固，行驶平稳，否则船主固不放心，即保险洋行亦不肯承保”（28）。
经过一番事实陈述，李鸿章做出结论性的建议，认为福州理船厅的说法“恐非确论”。此后，李鸿章又再度详细上奏清廷，力陈“康济”舰经过实际使用，“亦称平稳”，所谓尖底船不能用于商用的说法不可靠。在李鸿章的有力支持下，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又接连上书澄清，最终化解了这场大风波。
“康济”拨给招商局后，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带航线航行，实际运用中并没有出现赫德说的危险情况。随着招商局商船的进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