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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田淳这一番话的人，无不为之恐惧。但田淳论议自如，恬不为意。
有人对田淳说：“如君之才干，固然能当大任，但如果稍稍低调一点，也许就能做到庙堂高官了！”
田淳不屑道：“吾安能摧眉折腰附和狗鼠哉！”
史称田淳所谓的“狗鼠”，是实指后蜀当朝权臣枢密使王昭远之辈。
如果推究起让后蜀灭亡的原因，可以说一堆，但若推究最直接的人物，这个王昭远先生，难辞其咎。
少主孟昶励精图治
王昭远，成都人。少年时曾服侍一位禅师。孟知祥在府中请禅师吃饭，少年王昭远执巾履跟从禅师。知祥一见，就喜爱这个佛门童子。加之这个少年又“慧黠”聪明，知祥越发喜欢。当时孟昶也在少年，知祥就令他与儿子陪读，给事左右。两少年也是一见就互相喜欢，甚为亲狎。孟昶称帝后，以昭远为卷帘使。当时的枢密院权重难制，孟昶就以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使事，朝中事无大小，都交由昭远办理，府库金帛也随便昭远取用，概所不问。
孟昶母亲李太后觉得昭远不可用，告诫孟昶，不要委大权于这个庸人。孟昶不听。他与昭远似有男人间令人感动的友善。
王昭远好读兵书，常年手持一柄铁如意，自比诸葛孔明。
孟昶在位三十年间，中原正是多事之秋。后蜀却据险一方，基本平安，除了跟周世宗的一场战争，丢了秦州、凤州之外，似乎始终置身中原争斗之外。大本营几十年没有遭遇战争烽火。于是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史称孟昶所使用的尿壶，都用七宝装饰，可称极尽奢华。
据说这个用“七宝”装饰的尿壶，最后进入大宋后宫。老赵初时不知，当得知这个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个尿壶时，下令将其击碎，并且对孟昶说：‘你拿这个东西做溺器，又拿什么东西盛食物呢？奢靡如此，不亡国还等什么！”所谓“七宝”，诸说不同。唐时“七宝”为：黄金、白银、琉璃、水精、美玉、赤珠、琥珀。这都是用来供奉佛祖的贵重装饰用品。孟昶此举，不仅奢侈，更有轻佻渎神倾向。
孟昶继位时不过十六岁，人称“少主”。但少主却年少老成，有一种刚毅果敢之姿。孟知祥留下的老臣倚老卖老，并不曾高看这位少主。其中几个老臣残害百姓，恶名昭著。孟昶年纪轻轻使起杀伐手段，解决了几个老臣，很快树立起个人威望。以至于有个老臣李肇，平时见孟昶总是拄着拐杖，一次自藩镇来朝，像平时一样，杖而入见，自称有病在身，不能跪拜。等到听说孟昶居然干掉了几个老臣，吓得赶忙丢掉拐杖下拜。
孟昶将先帝故旧收拾殆尽，开始亲问政事。
执政之初，孟昶有鼓励言论自由的肚量。他好打球、好走马，又好房中术，还多次从民间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宋无名氏《五国故事》记载，孟昶曾在民间海选“有殊色”的女子充实后宫。民间害怕，纷纷寻找媒人快速结婚，史称“惊婚”。当时有个枢密副使名韩保贞，见民间“惊婚”怨声载道，于是恳切劝谏。孟昶听后大悟，当天就把良家女子放出宫去，还厚赐韩保贞。有人上书，说台省官应该选择有名望的士林清流充任。孟昶慨叹道：“光说意见，干吗不说具体要什么人来出任台省啊！”左右请以此来质问这个上书的人。孟昶道：“我见唐太宗初即位，臣下上书言事，皆见嘉纳，你们奈何劝我拒谏呀！”
他还特意在朝堂门外置放了铜匦（音轨），史称“以通下情”，也即用这个东西来与朝堂之外的士庶交流。
所谓铜匦，就是铜箱子。当初发明这个东西的是大唐武周时期的鱼保家。鱼保家投武则天所好，制作了一个铜箱子，分为东西南北四格，各格有口，信函投入，即无法拿出。四格分别命名为“延恩”“伸冤”“招谏”“通玄”；是将投信分作四类分别投入，“延恩”就是赞美朝廷，“伸冤”是诉说冤情，“招谏”是议论朝政，“通玄”是报告机密。考武则天当初也有“以通下情”的初衷，但这个东西久之就成了打击政敌的工具。它成了名副其实的“检举箱”。孟昶用了这个东西，并没有看到有效的政绩。显然，铜匦作用有限。
但孟昶所作的《令箴》是至今读来震撼人心的好东西。《令箴》共二十四句，宋人笔记《蜀梼杌》《容斋续笔》中都有记录。史称《御制戒石铭》。到了宋太宗时代，将这二十四句删繁就简，缩为四句十六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十六字，今人已经耳熟能详。宋书法家黄庭坚书写这十六字后，被人刻碑，又简称为《戒石铭》，复制到全国各地，千年来，长久地影响了帝国的各级官员。
于此可见孟昶也确有励精图治之念。
孟昶还令人在成都翻刻石经，又刻木版，批量印刷古籍。九部儒学经典也即“九经”就在乱世中得到了流传。今日为人所重之“宋版书”，很大程度上以“蜀本”为佳。主持西蜀“九经”工作的是毋昭裔。
此人少年博学，有见识，后蜀高祖孟知祥，曾在后唐做太原市长也即北京留守（后唐以太原为北京，首都为洛阳），镇守今山西地区，这时毋昭裔效力于孟知祥麾下为秘书长。后唐大军攻灭前蜀，随即以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毋昭裔也随之前往，任掌书记之职。李嗣源时，孟知祥阴有割据称帝之志，引起后唐注意。为了防止孟知祥割据，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特派李严为监军，督察孟知祥行动。消息传入蜀中，毋昭裔与诸将吏请不要接纳李严。但孟知祥另有所想，准李严入境后，威风凛凛地将他杀死。不过毋昭裔劝拒李严入蜀，迎合了孟知祥的野心雄心，从此得到重用。称帝后，以毋昭裔为御史中丞。
孟昶时，毋昭裔做到宰辅之职。
王昭远的蜡丸密信
中原后汉建立时，汉将赵思绾、王景崇据守西北反叛，都有礼物送给孟昶求援。孟昶贪利，拟出兵接应。毋昭裔反对，为他陈说利弊，但孟昶不听，结果赵思绾、王景崇都被后汉所灭，蜀军也大败而归。
“九经”，在五代时期，有两处翻刻，一处在中原，由冯道主持，一处在后蜀，有毋昭裔主持。蜀本刻经告竣时间大约在公元953年，与冯道先后差不多。据记录者言，毋昭裔少时家贫，曾向人借《文选》《初学记》等书，那人面有难色。此事给多才敏感的毋昭裔刺激不小。他叹道：
“遗恨我家太穷不能靠我的力量得到这些书。他日我只要稍稍发达，就刻板因帅，争取给天下学子们阅读。”
此即传统所谓“圣贤发心”。
当他做到宰相时，就开始践履早年的誓言。他用自己的私财百万经营学馆，请人将儒学九部经典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奏请将《九经》刻板印刷。书成后，海内得之，无人不珍爱。五代时，南北两部“九经”的出版印刷，是罕见的文明亮色。
除了“九经”之外，他还令门人刻成《文选》《初学记》等，完成了少时的一个夙愿。
毋昭裔开中国私人出版图书之始，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读史至此，值得浮一大白。
后蜀宰相李昊已经看出了天下大势正在走向分久必合。于是对孟昶说：
“臣观宋氏启运，与大汉、西周不异。老天厌乱很久啦！一统海内，恐怕应该就是这个时期！我蜀若与大宋通好，进贡，也是保安三蜀之长策啊！”
孟昶也知道战端一起，恐非大宋对手，于是同意李昊意见，准备发使，通好大宋。这时候，枢密使王昭远出来，坚决不同意李昊意见。
王昭远正在读兵书，知道了很多兵家见解。这个没有经历过战阵的枢密使大员，以为万一蜀宋开战，巴蜀凭借天险地利，足以当百万雄兵。
他说服了孟昶同志。
孟昶将国防任务交给他全权处理。王昭远于是以景处瑭等人率兵屯峡路，又派遣使者往涪（今四川涪陵）、泸（今四川泸州）、戎（今四川宜宾）等州检阅水手，增置水军。
在他排兵布阵之际，有个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来向他献计：
“王公您一向没有勋业，现在担当枢密使这个要职，必先建大功以塞众人之口。观天下形式，我蜀地当西南，汉主地当东北，如果能约定北汉与我们一起出兵，夹击宋国，则中原表里受敌，我蜀即可出黄花（今陕西凤县）、子午谷（今西安南），一举恢复关右旧地。以此进击中原，则退攻都可获得主动。”
王昭远听罢大喜，一听说“出子午谷”，他就来劲了。这正是当年孔明几次“北伐”的要津，但诸葛胆小，居然不敢出子午谷！我王昭远建不世之功，就要出一次子午谷玩玩。
《乾隆御批纲鉴》说到此节，有眉批道：“以诸葛亮之用兵，尚不敢听魏延之说，出子午谷以侥幸成功，昭远何人，乃欲从廷伟轻举？是徒启宋兵端以速蜀之亡耳！”就是诸葛孔明那样的人用兵，当初都不敢听魏延的意见，出子午谷以图侥幸成功。王昭远算什么人，竟要听什么张廷伟的轻率意见？这是白白地开启大宋兴兵的理由，加速蜀国的灭亡啊！
王昭远决计听张廷伟之计，告知孟昶后，派了三个使臣带着蜡丸密信去联络北汉。
但三使臣有一人名叫赵彦韬，行至汴梁时，带着蜡丸偷偷交给了赵匡胤。
宋师未出，巴蜀已定
老赵正在与诸臣研究川陕地形，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开战的借口。
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那个蜡丸，让后来的乾隆帝说着了，果然，老赵大笑：“吾西讨有名矣！”我讨伐西边的后蜀，师出有名啦！
老赵已经奄有荆襄，此地当后蜀之东，水路可抵蜀地。拜柴荣所赐，老赵还同时拥有秦凤，此地当后蜀之北，陆路可抵蜀地。赵彦韬等指陈后蜀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将这些关隘要塞画成地图。老赵命诸州造轻车，供山地输送之用，以备陆路攻蜀。一面又在开封城南朱明门外凿池引蔡水，造起楼船上百艘，训练水军，号“水虎捷”，以备水路溯江入蜀。又设西南面转运使，调度调运攻战物资。
乾德二年，公元962年十一月，宋太祖点将，兵分两路：
第一路，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
第二路，命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
后勤部队则由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
并转运使麾下后勤兵马，总合步、骑六万，择日分路进讨。
出兵之前，王全斌等赴阙来辞，赵匡胤在崇德殿开宴，赐给金玉带、衣帛、鞍马、兵器不一。
老赵又拿出西川画图来授给王全斌等，并因此问他们：“这一趟，西川可取否？”
王全斌等人答对道：“臣等仗天威，遵妙算，克日可定也！”
有一位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前奏道：“西川若在天上，那可拿不到，只要在地上，臣等到时即平。”
老赵听后很高兴，史称“上嘉其果敢，慰勉之”。又特意嘱咐王全斌说：“凡克城寨，只需要登记器甲、刍粮；有钱帛之类，全部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老赵最后叮咛王全斌说：“西川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