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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南唐主李煜的妃子，姓氏不详。
李煜的妃子名花蕊，传播较少，传播最多的是王建妃子和孟昶妃子。这类故事，大多遵循同一个传播模型：将王建妃误为孟昶妃。
譬如，关于花蕊夫人的姓氏，诸说不一，但一般以为她姓“费”或姓“徐”；而王建妃子花蕊夫人正好姓徐。说到著名的百首《花蕊夫人宫词》也是诸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前蜀主王建妃所作；有人认为是后蜀主孟昶妃“仿王建妃所作”；这里还是将王建妃与孟昶妃搅合到了一块。
诸如此类，就在这种种传说中，已经发现：很多野史记录，都把王建妃子的故实附会到了孟昶妃子身上，于是，有了“孟昶妃子是花蕊夫人”的传说。
陶谷算是孟昶的同时代人，但巴蜀与中原暌隔半个多世纪，前蜀、后蜀已经有了“传闻异辞”。陶谷关于花蕊夫人的来源，没有说，无法确定他说的为真，当然，也无法确定他说的为假。陶谷《清异录》更是一部“当代传闻”之记录，而非“实录文本”之摘抄，内中可见有价值的“故实”，也可见想象奇特的“传说”。我倾向于认为：陶谷所说的花蕊夫人，很可能也是王建的妃子，而不是孟昶的妃子。
陶谷在太祖禅代之际，预先写好禅代诏书，本来是想邀功，但没有想到的是老赵反而因此对他非常轻蔑。
陶谷本来姓唐，避讳石敬瑭的名讳，连自家姓名都改了，姓陶。后来在大宋时，看见魏仁浦居于中书为宰辅，就讨好魏仁浦，说自己的家族实在是出于魏氏，于是将魏仁浦当作“舅氏”族人恭维，史称“每见，辄望尘下拜”，每一次见到都要当街下拜。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称，陶谷，自五代至大宋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缙绅莫不畏而忌之”。老赵虽然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是因为他的词章足用，所以还是留他在翰苑。但是陶谷自以为有功，期待能够被太祖大用。但太祖初期就是不用他。以后的日子，很多名气远不如他的人物得到擢升，他还是耽在翰苑没有升迁。陶谷心不能平，多次唆使他的党羽，因事向老赵荐引，说他久在祠禁，宣力实多，以此来窥伺上旨。
老赵知后笑道：“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
老赵直接否定了没有啥创造性可言的秘书工作。
陶谷听说后，干脆作诗一首，书于公署墙上。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史称老赵知道这事后，更加鄙薄他的为人。
陶谷后来出使吴越国，国王钱俶宴请他，请他吃螃蟹，从大如巴掌的梭子蟹到小如指甲的蟛蜞蟹，摆了一案十多种。陶谷讽刺吴越国的衰落，就说：“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吴越王于是让人再进葫芦羹，对陶谷说：“此先王时有此品味，庖人依样造者。”陶谷当初“年年依样画葫芦”的故实，早已传遍大江南北了。这算是吴越王对陶谷的一个“雅戏”。事见《十国春秋》。《国老谈苑》也记此事，文字略异。陶谷被人奚落，对老赵有一肚子气，可以想见。
陶谷的两个儿子考试，一个因为贿赂主考官，被人发现告到老赵那里，气得老赵罚了他俩月俸禄，还将儿子撤官。另一个儿子正儿八经考中了，老赵不信，又发明了“复试”，还好儿子复试也过了，但从此朝廷留下一个“复试”的政策，等于长久地羞辱了陶谷。
陶谷非常自负，曾经对人自吹道：“吾头骨法相非常，当戴貂蝉冠耳！”貂蝉冠，是装饰豪华的大礼冠冕，有爵位的官员，如公、侯、伯，及驸马等穿朝服、祭服时佩戴。陶谷想说他也可以佩戴，意思是早晚能够得到大用。此论一出，人多笑之。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录一事，颇刻薄，但可以考见陶谷为人的失败。据邵氏记载，陶谷坟墓在京师东门外觉昭寺，人见时，墓已洞开，空无一物。问之，寺僧说：“屡掩屡坏，不晓其故。”多次掩埋，多次毁坏，不知道什么原因。著名文豪、画家张舜民看到破败的陶谷墓说：“陶为人轻险，尝自指其头，谓必戴貂蝉，今髑髅亦无矣。”陶谷为人轻薄而居心险恶，曾经指着自己的脑袋，认为一定可以戴上宰辅的貂蝉冠，但现在，连骷髅都没有了。可见时论对陶谷有多么轻鄙。
此人无处不有机心。赵匡胤说他长了“一双鬼眼”（见宋张舜民《画墁录》）。大宋初，比他名气更大更正的人物是窦仪。但窦仪与陶谷在前朝后周时就有矛盾，陶谷就秘密地在公卿间设计陷害排挤窦仪，结果窦仪就一直没有坐上宰相位置。船山先生就认为：大宋初，窦仪是最有资格来做宰相的人物之一。
陶谷的“轻险”“狡狯”在他做官之初就有表现。很早以前，他碌碌无名，投靠后晋宰相李崧，李崧见他文章写得好，就推荐他做了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又改监察御史，分司西京洛阳，再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这种进身之路，皆由李崧之力。但后晋被契丹颠覆，后汉驱逐了契丹，李崧势力下降，他的族子李昉，当时是后汉的秘书郎，来看望他。李崧问他：“近来朝廷对我有何议论？”李昉说：“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陶谷常常在稠人广众中玩命地诋毁叔父。”李崧叹道：“陶谷当初不过一个地方州郡的判官，吾取他为集贤校理，不数年提拔他掌诰命，吾何负于陶氏子哉？”最后李崧被后汉所杀。陶谷还在做他的大官。李昉因为公事来见陶谷，陶谷竟然问李昉：“你认识侍中李崧先生吗？”李昉郑重回答：“侍中是我的远房叔父。”陶谷大言不惭道：“李氏被杀，有我陶谷的一份力。”李昉听到这里，吓得汗都出来了。
李崧也不是贤才，后晋覆亡，他有责任，但他毕竟是陶谷的恩师。陶谷如此陷害李崧，知道的人没有不厌恶他的。
野史中的“花蕊夫人”
由于“传说”比“故实”更有趣，所以坊间的传播规律就是：“传说”与“故实”比较，“传说”优先。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孟昶妃子“花蕊夫人”的故事，正史不载，野史纷纭。
在种种传播中，“传说”被一本正经且反反复复征引的例子也不少见。譬如，元明之际陶宗仪《辍耕录》说：“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其色。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陶氏这个说法，就来自于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而吴曾，已经是南宋人物，距离孟昶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间，关于花蕊夫人的“传说”已经有了传播中的流变，他的“笔记小说”《能改斋漫录》与陶谷的《清异录》一样，都是传闻记录，不同的是，陶谷的记录来自于当代，吴曾的记录来自于百年传闻之流变，或就来自于《清异录》的改编，都属于“传说”范畴，而不属于“历史”范畴。——神话、传说、历史，各有苑囿。
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讨论花蕊夫人的“学术文章”，被广泛引用的居然不是陶谷不是吴曾，而是陶宗仪。陶谷《清异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前蜀王建徐妃故事改编的“笔记”，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流变中的“传说”或《清异录》而摘抄的“笔记”，陶宗仪《辍耕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吴氏“笔记”再作之“笔记”。陶氏并没有交代来源，不明就里者，还以为陶氏自我作古，其实，这正是“传说优先”的野史路数。读古人“笔记”越多，就越会发现这个规律：辗转相传的，多是——传说，而非故实。
陶谷不仅为人“轻险”，还特别“狡狯”（狡猾而诡计多端）。宋人王君玉《国老谈苑》载一事，说陶谷到吴越国出差，生病，吴越国王派人问候，他索要了十个金钟，事后写诗道谢。但他是中原名流，“金钟诗”一下子就在吴越国内流传开来。他觉得此事不光彩，回国时，在边境邮亭又写了“驿站诗”让人去传诵。此举目的就是试图以此诗“掩前诗之失”。
陶谷讲述的故事蕴藉而香艳，但其事不足信；吴曾讲述的故事悱恻而又悲情，但其事不足信；陶宗仪讲述的故事似一本正经的“考证”，但更不足信。
孟昶妃花蕊夫人最有名的故事，是那首坊间流传甚广的《国亡诗》（又称《述亡国诗》）。孟昶之后近百年的宋人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诗话》中记录了这个故事：“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于是花蕊夫人吟出了那篇传诵千古的《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据《后山诗话》说，老赵听说这诗之后，很高兴，原因是：平定后蜀的周师只有几万人，而后蜀则有兵十四万。花蕊夫人如此作诗，等于讨好老赵。
《国亡诗》是真不错，但现代人读起来可能感觉韵脚别扭，要知道此诗押的是宋代“平水韵”，属于“上平声”的“四支”部。“知”读如“机”；“儿”读如“泥”。如此，则朗朗上口。
但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这首诗乃是沿袭前人之作。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后唐，承旨作诗云：
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就是花蕊夫人《国亡诗》的真实出处。
我很怀疑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沿袭”前人之作是后人伪托。在各种正史中，均没有发现赵匡胤当庭召花蕊夫人作诗的记录。此事若为真，《宋史·太祖本纪》不当不载，若说为“太祖讳”，须知道，《宋史》乃是元人编纂——元人干吗要为“太祖讳”啊？没有这个道理啊！《续资治通鉴长编》史料繁复，号称“宁滥勿缺”，有闻必录，更当记录此事，但没有记录。故《国亡诗》很可能是好事者移花接木，将王衍故实安到花蕊夫人头上。
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记载花蕊夫人一事，也顺便说在这里：
说花蕊夫人才调冠于一时，在被俘押解的途中，曾即兴而作《采桑子》，就在驿站墙壁上题写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为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这是半阙，据说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下半阙，就被匆匆押解而去。
此事，几乎八百年间没有记录，到了晚清，被况周颐记录下来——谁信？
再说，孟昶在投往汴梁的一路上是得到优厚待遇的，各路驿站都在奉命远接高迎，没人敢怠慢他。故，这个故事只能是——民间想象。
花蕊夫人之死
关于花蕊夫人，附会到她身上的民间想象太多了，被好事文人记录到笔记小说中，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孟昶之后七百年的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记载：花蕊夫人是蜀中青城人，徐氏。后来国亡，进入宋宫。但徐氏不能忘蜀，孟昶死后，她亲手画了孟昶肖像挂在宫里。有人问她此人是谁，答道：这是蜀中“宜子神”。
更有带着同情花蕊夫人的后学以此证明她对孟昶的忠贞，说她内心如何丰富，痛悼自己的丈夫云云。此事一望即知其假：宫中挂孟昶像，赵匡胤会认不出？民间想象的特点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用学界的话说就是“逻辑不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