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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先生，返回藩镇后，却没有闲着。他开始暗中谋划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壮大自己的战略。
他知道李从珂喜欢访查朝廷外的事情，常常与朝堂中的值班大臣在中兴殿谈论中外大事到深夜。当时，石敬瑭有两个儿子正出任内使，而曹太后则是太太晋国长公主的母亲，于是，石敬瑭就贿赂太后左右，让他们暗中侦记末帝的密谋，等于在皇上跟前安了“窃听器”，事情不论大小他都能知悉。与此同时，石敬瑭继续装病，常常在宾客前自称病弱不能领兵，没法当这个藩帅，以此让末帝放松对他的警惕。此时，晋国长公主还陪着母亲住在宫中，没有跟石敬瑭归藩。
这时，契丹也开始频繁地侵扰北部边界，后唐的边防军也即禁军，大多在幽州（今属北京与蓟县之地）、并州（今属太原）设防。幽州藩帅是赵德钧，并州藩帅就是石敬瑭。并州治所在太原，地当大河之东，史称河东。石敬瑭和赵德钧因为契丹的压力，都在要求朝廷增兵运粮。历来中原朝廷都很重视这两大藩镇，中原安全，实有赖于这两大北门锁钥。于是中原倾全国之力，向两地输送粮草和兵员，由内地向北边输运兵粮的车队昼夜不息，很是壮观。
石敬瑭率大军屯驻忻州（今属山西），有一次朝廷派来使臣赏赐军士夏季衣服，并传布诏书向驻守边疆的军士表示慰问。有意味的是，这些军士不是感谢朝廷，而是感谢石敬瑭。期间有些军士甚至多次呼喊“万岁”！这类故实五代常有，实是军士哗变的前奏，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拥立新主。石敬瑭觉得现在还不是造反的时机，不免害怕。他本来正在韬晦，更是担心这类“万岁”的呼喊传到李从珂那里会遭遇不测。忧虑中，他的幕僚给出了一个狠招：
杀了那些带头呼叫的，给朝廷使臣看。
石敬瑭于是命令都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员，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刘知远抓了36人，作为闹事的头头斩首示众。
使臣回去后说了这些事，但没有解除末帝对石敬瑭的猜忌。像大多数庸人一样，李从珂放还石敬瑭，而且将河东给他，为此吃足了后悔药。
《遗契丹书》
说话转眼到了一年开春，正月十三，这一天是末帝李从珂的生日，史称“千春节”。李从珂在大殿置酒，接受群臣对自己的祝贺。晋国长公主也来上寿，完事后，她借机要求辞归洛京返回河东。
李从珂喝高了，酒醉中说道：“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
干吗不留在这里，这么着急回去，是要跟石郎一块造反吗？
啧啧！千秘万秘，一句话泄露天机。这话传到石敬瑭耳中，更让他有了戒惧。人的勇气很多时刻来源于恐惧。恐惧让人有放手一搏的动力。石敬瑭就在恐惧中开始了密谋运作。而李从珂也自知语失，对河东有了更深的猜疑。
石敬瑭再次放出胜负手，将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派人全部收起，直接送回河东治所晋阳（今属太原）。他给出的借口是：以个人财产充当军费。
但没有人相信他的高尚说辞，稍有一点脑子即知他已经心怀异志，而且，羽翼已丰。反与不反，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一点，李从珂也体会到了。
有一次夜半，与值班的臣僚们说到这个事，他故意平平淡淡地问：“石郎与朕是至亲，无可猜疑；但近来总是流言不断。万一，我是说万一，失掉和好，那时怎么办？”
史称“皆不对”。众臣都不能回答。没有人猜度未来的吉凶。藩镇河东，兵强马壮，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朝廷人人惊惧。
于是，河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问题。
朝廷中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有了为国分忧的思考。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率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给事中，是门下省也即宰相管理部门十分重要的职官，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本来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
李崧，这位给事中，就遭遇了一次考验。
李崧是五代名臣，考其一生，此公有时愚笨，有时睿智。在乱世中，他最后不得善终，但在如何对付石敬瑭这个国家隐患问题上，他有务实的思考。
公元936年，后唐最后一个年头的正月，李崧带着自己的成算，来找同僚，也任给事中的吕琦。
他对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官做得这么大，应该算是受恩深厚了。国家有此隐忧，咱们怎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原话是：‘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都在这观望呢？各位说说，事已至此，计将安出？”
吕琦刚直而仁厚，看事有远见。李崧的问题，他也一直思考，也同样有成算。李崧来问，他就将自己筹之烂熟的一番意见娓娓道来，他说：“河东那边要是有‘异谋’，我断他必要勾结契丹以作后援！现在的态势是：契丹太后述律平，因为他的长子李赞华（也就是耶律图欲）归降中国，多次要跟咱们和亲。但条件是放还萴剌（音册拉）。这个条件咱们一直没有答应，所以和议也就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如果咱们能把萴剌等人放还，以此跟契丹议和，每年给他们十几万缗礼物钱财，契丹必会答应。北边安定，河东再怎么蠢动也无能为力了！”
萴剌，是契丹名将，骁勇善战。但在年前骚扰中原时，被后唐边将所擒，一直押在京师。后来契丹多次向后唐求和，并索要此人，来往信使更是赔小心说话（史称“其辞甚卑恭”），但明宗李嗣源跟臣下商议此事时，名将杨光远认为：“萴剌等都是北狄善战之人，契丹失去他们犹如失去手足；况且居住洛阳京师已久，熟知中国内部事务，放归他们对中原不利！”李嗣源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虽然同意“修好”，但始终没有放还萴剌。
李崧听罢吕琦所言，欣然道：“你与我想法一致！但钱、粮都要从三司支出，这事要跟三司使张丞相商量。”
三司，一般包括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板块，总理国家财政。唐代以来是仅次于政事堂、枢密院的重要机构。
这时，担任三司使的是张延朗。此人似乎天生就是掌管财政的大佬，史称为人有心计，“以三司为己任”，整天在任上忙钱粮之事。
有一次，明宗李嗣源出游，召他来吃饭，他居然不去，让使者告诉明宗说：“三司事忙，无暇。”李嗣源也不怪罪，一直让他管理天下财源。他对石敬瑭的“异志”，也早有察觉。石敬瑭不断将四方属于他的财货调往太原，张延朗就常常打着征用的旗号，不断调用石敬瑭囤积在太原的财货，以此暗暗削弱石敬瑭的实力。这事让石敬瑭恨得半夜磨牙，所以得到天下后，先把张延朗杀掉，二话都不说。但杀掉张延朗，他才忽然发现：国家之大，竟找不出个理财能手来！
且说李崧，早就知道张延朗对石敬瑭有备，所以知道此事可以与他商议。
果然，张延朗一听此计，当即表示赞同。他那数学家的头脑略一计算，即知此事“妙”在何处。于是，对李崧大加赞誉。
他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按学士您的策划，不但可以从此制约河东，还可以节省往常戍边经费十分之九。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谋略了！没说的，主上如能接纳这个意见，只要责成老夫办理就是。我可以在国库之外去征集这十几万费用，跟契丹结好，不用动用国家一分库财。”
按张延朗算计，幽州、河东两大藩镇，戍边费用每年都要一百多万，而结好契丹只需要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甚至都不用动用国库，他自有办法在日常征调之外，搞到这笔经费。
李崧得到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支持，于是与吕琦商议，完善了整个规划。在一个值班的晚上，二人秘密地向李从珂进献了这个意见。
李从珂闻言大喜，不断地称道二人忠心可嘉。
随后，二人又私下草拟了《遗契丹书》——这就相当于一份同意与契丹和解的国书——只等圣旨一下，即派员出使契丹。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只要按此办理，则一直到1005年，宋真宗时代才完成的“澶渊之盟”，早在后唐时代就完成了，可以提前七十年！而且省去多少战火！那么多悲剧也可能早早避免，甚至，连“陈桥兵变”也可能不存在，赵匡胤也不一定成为大宋帝国开国之君。但历史真是无法假设，简单说，在这个本来可以出现历史拐点的时刻，拐点却没有出现，因为，末帝李从珂遇到了一个糊涂蛋子，当朝枢密直学士薛文遇。
李从珂错失良机
枢密直学士，唐以来就与观文殿学士并掌侍从，是皇上的秘书班子、顾问团成员，地位近于翰林学士。这是个闲职，一般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担任，有荣誉性质。但正因为这种荣誉，令担任这类职务的官员多多少少都有点傲气傲骨。薛文遇就是这类人。
有一天，薛文遇值班，末帝找他聊天，顺便将李崧等人的机密意见跟他说了。薛文遇即刻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是：“以我大唐（后唐不能自称后唐）天子的尊贵，屈身来侍奉夷狄，这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说啦，如果那胡虏按照过去大汉和亲的做法谋求迎娶公主，怎么拒绝他们？”
薛大学士是反对大汉刘邦时代以来的“和亲”政策的，说着就诵读了唐人戎昱的《昭君诗》：“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诗说的乃是汉元帝时以王昭君嫁匈奴的故实。
一番话，挑动了末帝李从珂先生的“爱国”心，原来答应李崧等人的意见顿时就变了。
他召来李崧、吕琦，声色俱厉地质问这二位道：“你们这班人，想想也都是通晓古今之变的人物，理当能够辅佐人主获致天下太平。怎么现在竟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结好胡虏，万一胡虏要和亲，朕只有一个女儿，还乳臭未干，你们是要我把她抛弃到沙漠里去吗？况且，要将国家养兵养士的钱财输送给胡虏，这是安的什么心？”
李从珂这是受《昭君诗》启发，想到了唐太宗。唐太宗时曾以宗室女下嫁诸蕃，史称“和蕃公主”。从这一番话也可以想见李从珂先生还是很爱惜自己女儿的。所以李崧、吕琦，这二位大佬，听到皇上这一番话，忘了“给事中”的岗位责任，吓得流了一身汗，只得一个劲儿地拜谢，请求宽恕。末帝还不依不饶，继续指责，二人就只好继续拜谢求饶。
拜谢，是个体力活，要跪在地上，两臂张开，空中划弧，额头点地。皇上说一句，要拜谢一次，再说一句，又要拜谢一次。
反复下来，吕琦渐渐气力不继，叩拜中的动作就有了停顿。末帝见他“拜舞”偷工减料，气更大了，直斥道：“你个吕琦，脖子够硬啊！你还把朕看作人主吗？”
这意思就是要治个“大不敬”的罪名了。他以为吕琦会吓哆嗦，不料吕琦忽然有了梗劲儿。他干脆不拜，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喘息着说：“我俩谋事不善，愿请陛下治罪，这样拜来拜去的又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