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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实都在证明,李重美和刘皇后,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点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这是贵族风范,值得表彰。
当晚,石敬瑭进入洛阳。后唐亡。
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的后晋迁都汴梁,洛阳成为“西京”。
伍 三镇造反
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石敬瑭的命运
按钱穆《国史大纲》的说法,石敬瑭割赠幽、蓟十六州,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424年,那一带土地,可以说长受异族统治。虽然此地各个民族都曾受到汉化,但实在不能与中国本部相比。严格来说,十六州中之某几部分,自唐代安史以来,早已不能直接沾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之培养。如是则先后几乎将及六百年之久。
钱穆还认为,国家内乱,借援外兵,引入内地,唐代亦屡有其事。后世责石敬瑭不当借援契丹,却忘了石敬瑭自身早是一个胡人。他在耶律德光前自称“儿皇帝”,也是自安禄山以来相沿的“北人遗风”。
钱穆认为“唐代对于民族观念之不重视,流害遂至于此”。钱穆看到唐人政制,沿袭北朝周、隋。“惜当时北朝周、隋诸儒,以环境关系,未能发明民族华、夷之防,唐人遂亦模糊过去。”
这是将五代石敬瑭的乱政算到唐玄宗时代,也有道理,可以备此一说。但直接开启大宋“冗兵”负担、导致靖康之变的地缘政治恶劣生态,则不必推远到唐玄宗时代。石敬瑭就是罪魁。在大宋地缘劣势前,石敬瑭难辞其咎。
此外,也要知道,石敬瑭自称“儿皇帝”虽然属于“北人遗风”,但纳入中原文化圈考察,毕竟是一种自轻自贱的姿态,不然,为何不称契丹为“儿”,自己为“父”呢?考二人的生卒年,石敬瑭出生于892年,耶律德光出生于902年。石敬瑭四十四岁,耶律德光三十四岁,石敬瑭比耶律德光还大整整十岁,但他依然自称“儿皇帝”。虽然这类“排辈”在中原文化中也常见,某人辈分高,年纪未必大,是家族中可以观察到的风景;但作为异姓而称谓他人为“父”,自称为“儿”,这在中原文化中就构成了一种贱行或耻辱。石敬瑭之所以自称“儿皇帝”,固然有以此辨别亲疏,而不是辨别长幼的意思,但以相差十岁的年龄依旧称谓对方为“父”,个中摇尾乞怜的低姿态是不难考见的。
但石敬瑭的低姿态并没有换来属下(主要是藩镇)的普遍忠诚。
他治理中原,问题重重,不能得到藩镇的支持,后晋是不够“坚挺”的。
石敬瑭在后来的日子里,极力讨好藩镇,甚至也可能是真诚地安抚藩镇,但燕云乃至于整个后晋,各藩镇间,有人出于耻服契丹,有人出于藩镇野心,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令。
全国各地,就像有一股“反石”的浪潮。石敬瑭个人气场不够,治国策略不佳,最重要的,他的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千年中国史可以依稀看出内在的人心相背:投靠异族,对国人而言,不是值得托付的政治选择。任何时间,都会有一种可能:以驱逐异族为政治诉求,重新谋取“合理”权力的上位。尽管,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兵部尚书死不降契丹
大同节度使(驻云中,治所即今山西大同)判官吴峦,关闭城垒,拒绝接受契丹诏命。大同属于“幽云十六州”之一,吴峦此举,等于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治安排。
吴峦,史称“少好学”,但他在科举中“举明经不中”,报考“明经科”没有考中,后唐时,出任大同军节度使沙彦珣的从事,累迁判官。石敬瑭颠覆后晋之后,契丹撤军时,路过云州,沙彦珣出城迎谒,被契丹掳走。吴峦因此对城中将士们说:“我等皆属礼仪之邦的文明人,怎能向野蛮的夷狄称臣!”
将士们为他感动,就推举他为大同军主事。
这时石敬瑭虽然已将云州割让给契丹,但吴峦仍率将卒顽强拒守。契丹围攻大同七日,还没有攻克。石敬瑭知道难题来了,但他硬着头皮给耶律德光写信,让契丹撤军,说是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契丹解围后,石敬瑭以升官为交换条件,召吴峦回京。改授他为武宁节度副使(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再迁右谏议大夫,复州防御使(治所在今湖北仙桃)。吴峦勉强答应了这个条件,回朝。
但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后,石重贵即位,与契丹绝盟。当时后晋的边境要塞贝州永清军(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战略地位重要,后晋在此地囤积粮草,以防契丹入侵。当时永清军节度使是王令温。王令温虽然也有战功,也有与契丹大战的经历,但石重贵认为吴峦当初拒绝投降契丹,应该比王令温政治上更可靠,就让王令温回朝做官,调吴峦为永清军节度使,应对契丹。
王令温有一个牙将,心怀叵测,曾引诱契丹来袭贝州。此人有骄悍之气,难于管制。当初王令温曾经削夺了他的牙将职位。吴峦来到贝州后,爱兵如子,善待士卒,又不聚敛财富,一时颇得人心。这位牙将看到这局面,就假意钦佩吴峦,表示愿意在吴峦帐下效犬马之劳。吴峦对他也是推诚相见,让他督导将士和招募的义兵守卫贝州南门,吴峦带兵守卫东门。
开运元年(944)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大军来攻贝州时,带来很多攻城器械,吴峦见状,开东门,放入带着攻城器械的契丹士兵,而后关闭大门,率城中兵民奋力激战,将引燃的柴薪投入夹城之中,将契丹兵和攻城的战具焚烧一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丧心病狂的牙将,却打开了南门,契丹兵一拥而进。吴峦率众抵抗后,见城中已乱,知道大势已去,即乘马返回馆廨,整顿衣冠,投井而死。贝州失陷。
可以将吴峦将军表彰为誓死不降契丹的后晋英雄。
石敬瑭归附契丹后,应州(今山西应县)也属于割让之地。但当地的武官,指挥使郭崇威,不想接受契丹的侮辱,率众离开已经属于契丹的辖地,南归。
郭崇威,后来出任后晋武官。后晋第二代也是最后一代君主石重贵时,他曾与刘知远一起戍守太原,这期间,他与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相友善,一直在郭威麾下,有战功,后汉以后,他与郭威一起镇守邺镇(属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后来成为后周的开国元勋之一。他的姓名因为与“郭威”的“威”重名,出于“避讳”制度,郭威称帝后,郭崇威改名郭崇。
石敬瑭时的兵部尚书王权,曾被召要出使契丹,向宗主国表示谢忱。但他拒绝出使。他认为自己累世将相,不能做这种无羞耻之事,他对人说:
“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我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向草原帐篷屈膝下跪!
于是假托年老有病,不赴诏命。石敬瑭大怒,罢免了他的官职。
王权是老臣,他出生于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从曾祖父起,世代都是大唐官僚,石敬瑭的后晋,考虑到他的官宦背景,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但王权毕竟有大唐的士风,在这样一个乱世,屈身去赴穹庐请安,这事,他做不出。这就是儒学讲述的“有所不为”。
君子“有所不为”,小人“无所不为”。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有生死以之的价值观。王权在这个问题上的姿态,凸显了一种大丈夫气概,五代乱世,难得。
石敬瑭无力控制全国局面,他最信任的武官刘知远,事实上也已经开始心怀异志,像更多的地方藩镇一样,在观望,在与石敬瑭玩推手。
……
这时节,更有三个重要人物,举兵反晋,在摇摇欲坠的后晋建立之初,像拳击手一样,又给了后晋三记勾拳,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沉重地打击了”刚刚成立的后晋政权。这三个重要人物分别是:范延光、安重荣、安从进。
范延光心生“异志”
范延光正做着天雄(今河北邯郸)节度使。他不听“儿皇帝”节制,以魏州也即天雄军为根据地、大本营,开始“造反”。
天雄,是唐以来的要塞称谓,史称天雄军。此地曾名魏州,又称魏博,后又改名大名。故唐末以来史上所谓“天雄、魏博、魏州、广晋、大名、邯郸”,辖地虽有变化,但大致所指是同一个省级军政辖区。其地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属于史上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另外两镇是范阳(又称幽州、卢龙,辖境在今河北北部,北京、保定及辽东等地)、成德(幽州以南河北中部,西接山西)。三镇依次为中原北部的三道屏障,范阳是第一道屏障,如今已经属于契丹;天雄为最后一道屏障,天雄破,中原就成为前线了。
此地故实甚多,当初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在这里反叛李存勖,得了天下。现在,范延光就镇守在这里。
说来这位范延光“微时”,也即没有出名之前,本来没有多大野心。但他遭遇了一个江湖术士张生的蛊惑。张生对他一番恭维,改变了他的心态。
张生说:“看您这面相、骨相,将来必定可做将相。”
不久之后,范延光做了官,算是跻身显贵行列,他想起张生的话来,觉得他的相术太准啦!于是就召他在麾下做参谋或顾问,对他极为器重信任。
有一次,范延光梦见有蛇从肚脐眼儿钻进肚子里了,就问张生这梦主何吉凶。张生一如既往地说拜年话:“蛇啊,就是龙,这是龙蛇啊!这是当帝王的兆头啊!”
范延光闻言大喜,从此有了“异志”。
这件事可以与李嗣源时那位周玄豹术士“媲美”。李嗣源也是因为周玄豹相术很准,想召他入朝做官,但是遇到大学士赵凤的劝谏,最后没有让周玄豹入朝,也因此避免了术士祸害下的灾难。但范延光不同,没有人劝谏他。因此,他只能按照有限的个人智慧来处理这件事。
五代十国,乃至于三千年历史故实,我看惯了这类术士的恭维,大致规律就是:术士吹捧主家,主家大喜过望,后来果然部分或全部实现术士的预测,于是术士被召来做官。但这之后,就是一场悲剧,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范延光也不例外。
范延光在后唐时与潞王李从珂关系亲密,潞王做了皇上也即史称末帝之后,与石敬瑭对峙,晋阳大战时,范延光曾奉命带两万精甲步骑到辽州(今山西左权),与赵德钧形成掎角之势,对付河东和契丹联军。但李从珂很快覆亡,赵德钧等人又投降了契丹,范延光即匆忙带兵返回天雄大本营,虽然表面上向石敬瑭上表愿意归附,但内心一直不安。
那时有个成德节度使董温琪,投降契丹,被契丹掳往北方草原。董温琪的部下有个叫秘琼的,自说自话做了成德军的“留后”。范延光于是暗中写信给秘琼,要求俩人勾连一气,共同对付石敬瑭。秘琼接信后应该有过恐惧,觉得天雄虽然是天下名镇,但是要推翻有契丹支持的晋帝国,似乎可能性不大。所以没有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