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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石昂求见监军”，在赞者这里却成为“临淄令右昂求见监军”。有此一礼仪习俗，不论其利弊，通行几千年，所以这事在当时，要搁一般人身上并无不适。但石昂不同，他是读圣贤书的人，就要较个真。可是一旦较起真来，他也不是没理。
原来这位杨彦朗的“避讳”乃是他的族中父祖辈人物有名字带“石”字，属于私人之“避讳”。一般的“避讳”往往是地位、辈分较低者要对地位、辈分较高的人物名字做出“避讳”，不得妄称。但一个监军，不过相当于省军区政委之类，五代时的监军一职又往往由皇宫中的宦官充任，史称“内侍”，这位监军就是一位“内侍”。他所“避讳”之人，又是他的族人，石昂与之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辈分排行关系，按流俗，这类“讳”是可避可不避的。不避，也不算罪错；当然，避了，可以令关系更融洽。石昂不高兴，认为应有士子的尊严，不想向一个太监宦官讨喜，于是直趋官厅，抬着脑袋挺着胸，“仰责”这位监军道：“内侍为何以私害公！昂，姓‘石’，不姓‘右’！”
石昂这一番话，不但没有“避讳”，甚至等于直言了杨彦朗的“避讳”。
杨彦朗也不高兴，史称这位监军“拂衣起去”，一撩袖子一甩衣襟，走了，把石昂干撂在厅里。
石昂一见崩了，当时就辞了职，无官回了家。到家还对儿子说：“我本来不想在乱世做官，你看，果然被一个阉人侮辱！后世子孙要以我为戒！”
五代时期佛教盛行。石昂秉承了大唐韩愈“辟佛”的传统，身体力行，在家族中讲授儒学，不讲佛学。他的父亲死时，按流行做法要做佛事道场，但他禁止家人这么做，自己在父亲灵柩之前诵念儒学经典《尚书》，并对疑惑的人们解释说：“《尚书》是我先人愿意听到的。”
这个人物在五代时期几乎就是奇葩，但是石敬瑭喜欢，他下诏“求孝悌之士”后，朝中多人同时推荐了石昂。石敬瑭诏石昂到京师汴梁，在便殿接见了他——这对读书人而言算是一种较高规格的礼遇。石敬瑭当即就任命他为宗正丞。这个官职掌管皇亲国戚这类勋贵事务，从六品上，相当于今天的副局级；不久又提拔为宗正少卿，从四品上，已经相当于副部级。由一个读书人来管理皇室人员，可以概见石敬瑭的用心，也有推演道义风尚的念想。他不是一个颟顸之辈。
这类星星点点的“天下意识”，都是对“天下沦丧”之际的一次次提振。有此提振，令后来的大宋帝国在文化推演之际，有了一点基础性资源。譬如，后晋时开始的睢阳书院就在大宋时结出了重要的文化之果。宋初全国范围开科取士，中第者百余人，睢阳书院就贡献了一半人物。在后来的日子里，更是人才辈出，宋真宗时，范仲淹就在这里读书，后来还掌管书院，培养了一批富有道义担当的圣贤人物。到宋仁宗时，睢阳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开封的学府称之为“东京国子监”，洛阳的学府则称之为“西京国子监”，这是当时大宋帝国三座最高学府。而睢阳书院的源头，在后晋。
石敬瑭的“德政”还有很多。但这些“德政”的总和，也弥补不了燕云十六州的金瓯之缺！
事实上，他割让中原领土，也给他的家族带来巨大不幸。后晋，也只传到他的继任石重贵那里，二世而亡。石敬瑭的老婆，李嗣源的女儿，史称李皇后，石敬瑭死后，又称李太后。后晋因为大将杜重威、李守贞叛变投敌，被契丹灭后，皇帝石重贵被掳往契丹黄龙府，李太后也在北迁人员之中。她在草原帝国受尽苦难。病重无医药，仰天号泣，将食指和中指戳点着空气（这个姿势叫作“戟指”）骂杜重威、李守贞说：“我死也不放过你们！”临终前，对石重贵说：“我死后，要火化，不要土葬。将我的骨灰送到范阳（今河北涿州）佛寺，不要让我做边地的孤魂野鬼啊！”李太后病逝于建州（今黑龙江吉林一带）。而石重贵则在契丹之地度过了屈辱的一生。
《旧五代史·高祖本纪》评价石敬瑭的一段文字，可称盖棺论定之说，值得录在这里：
晋祖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
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然而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由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石敬瑭登基之前，很深沉果决。等到成为君主后，天不亮就起身，天黑了才进餐，礼贤下士，开怀纳谏。钦慕黄老哲学，喜欢清静无为之风。他的服装都是粗绸的，鞋子是麻线的，所以能够保住国家，得以善终。但他在开创事业之初，引强邻来援，契丹从此之后气焰嚣张，士庶由此而遭遇灾殃。等到嗣君登上皇位，那结果就是兵连祸结，最后使得都城失守，举族人都做了俘虏。这正是掘开大海引水来救火，哪里能逃得了被淹死的命运？喝下毒药来解渴，最后终于自取灭亡！当初谋划的不周善，后来竟严重到何种地步啊！石敬瑭假如不借助契丹，而是应和天命，凭着他这些德政德行，嘉惠士庶，即使不能跟历来的圣君相媲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仁慈恭俭的君主啦！
话说得不错，但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石敬瑭的巨大罪恶不是引“强邻来援”，而是割地。虽然石敬瑭之前，契丹已经参与到中原的政治中来，并且几度进兵后唐，抢掠杀戮，但那时的中原毕竟没有割地。石敬瑭割地之后，启开了契丹的贪心，给中原带来的灾祸数百年。因为有割地，所以，石敬瑭的所有“仁慈恭俭”都黯然失色，他的国祚家族也落得悲惨结局。史家所言“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实在是沉痛教训。
大儒胡安国评论石敬瑭说：
石敬瑭之罪在不帮助闵帝李从厚。即使闵帝失国，也应当尊奉许王李从益。如果能将夺国弒君之恶归于李从珂，并且举义兵而讨伐，这样就“名实皆正，则其德美矣”，名誉和实务都是正道，道德也很完美了。但他却急于近利，后来又称臣契丹，割弃国土，以父事之。他所得到国家权力两代人都没有保住（第二代石重贵被契丹俘虏），但祸患却至于无穷。所以说：“以功利谋国而不本于礼义，未有不旋中其祸也！”以功利之心而不本于礼义，来谋划建国，没有不很快就得到祸害的！
历史经验告诉后人，国家首脑可以犯各种错误，但结构性的错误一次也不能犯。割让国土，就是结构性错误。石敬瑭就是犯了结构性错误的国家首脑，他被人一直骂到今天，并不冤。
陆 十万横磨剑
景延广一言丧邦，“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晋出帝”石重贵即位
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史称“晋出帝”。他是后晋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石重贵即位后，将石敬瑭时的年号天福改为开运。
“晋出帝”这个“出”字是一个“谥号”，也即人死后，根据他的品行、能力、业绩用最简洁的一两个汉字给予“盖棺定论”。如刘彻的“汉武帝”、赵祯的“宋仁宗”，“武”“仁”就是谥号。帝王谥号一般要有臣下经由研究讨论后奉上。但“晋出帝”这个“出”却不是出自他的臣下，而是多年后，大宋史臣欧阳修给他的“私谥”。
欧氏《新五代史》卷九《晋本纪》，开篇就说：“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为唐庄宗骑将，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
翻译过来，这段话的意思是：
出帝石重贵的父亲石敬儒，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兄长，曾经做过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骑将，很早就死了。石敬瑭以兄长的儿子石重贵为自己的儿子。石敬瑭有六个儿子，五个都死得很早，留下的一个石重睿则很幼小，所以石重贵得以被立为后晋皇帝。
“出帝”的原典在此。但即使是“私谥”也应该有来源，一般都要从传为周公所作的《谥法》中选字。但翻检今日流传的《谥法》不见有“出”字。所以，这个谥法，事实上是欧阳修自我作古，给出的“欧氏人物评价”。
这样说的根据是，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前，不见有人称石重贵为“出帝”。譬如《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少帝纪》，开篇就说：“少帝，名重贵，高祖之从子也。……”
这里称石重贵“少帝”也不是“出帝”。
历史上有个北魏，最后一个皇帝名元修，在权力争夺中失败，弃国逃跑，国家也被分裂为东魏、西魏，故史称“出帝”。欧阳修在“私谥”石重贵为“出帝”时，可能会拿元修来比照。因为石重贵最后虽然不是弃国逃跑，但也同样丢了国家后晋，被契丹俘虏。因此，“出”应该有“出格”“出奔”“出境”的贬义含义。但后来大宋的徽钦二宗为帝也很“出格”，还没有来得及“出奔”就“出境”，被金人掳去，读史到此，往往一叹。
石敬瑭临终传位
且说石敬瑭喜欢唯一的亲生幼子石重睿，据说这个亲子长相特别像老爸，故石敬瑭临终之际，有传位给亲子而不是侄子的安排。他似乎忘记了当初耶律德光曾经挑选过石重贵“监国”的故实。现在让亲子继位，可能未必符合耶律德光的心意，但石敬瑭似乎有意要在最后的日子里“爷们”一把。
石敬瑭病重，已经不能说话，特意手书召见资深大臣冯道，让小孩子石重睿来拜见他，又让宦官抱起小石重睿给冯道。冯道抱着小石重睿时，石敬瑭脸上露出了微笑。左右虽然没有听到石敬瑭的传位诏令，但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托付冯道看顾未来的继承人。
历史记录在这里再一次出现歧义。
石敬瑭拟传位给石重睿，这是《资治通鉴》的说法。
《旧五代史》留下一个说法是：石敬瑭留有“遗制”，传位给石重贵。
《资治通鉴·考异》引用《汉高祖实录》（此处的“汉高祖”指后汉刘知远）留下了另一有意味的说法。说石敬瑭病重不起之际，召集近臣嘱咐他们说：“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窃而处之久矣。寡人既谢，当归许王，寡人之愿也。”
现在（后）晋这个天下，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天下。寡人窃取而为己有很久了。现在寡人就要死了，应该将天下送归许王李从益。这是寡人的心愿。
李从益是李嗣源之子，在石敬瑭进入洛阳之后，李从益与李嗣源的王淑妃躲过一劫。石敬瑭进入洛阳后，找到他，以郇国（今属山西临猗县）三千户封给他作为“食邑”，李从益也被改封为郇国公，和王淑妃都居住在洛阳，让他来奉养后唐的祭祀。这也是石敬瑭的一个德政：灭人之国，不灭人之后。
种种迹象表明，石敬瑭待李从益不薄。但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