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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藩帅们的财富“转移”给杜重威,而杜重威积累起来的如山财富,最后便宜了后汉刘知远和他的儿子刘承祐。
汴梁城中那么多官员的财富“转移”给张彦泽,而张彦泽积累起来的如山财富,最后便宜了契丹耶律德光和他的侄子耶律兀欲。
更有一个逻辑链条非常清晰的“现世报应”故实,可以概见乱世中积蓄财富、掠夺财富的藩帅们有多么凶妄、多么愚蠢。
这事可以从董温琪说起。
董温琪,原来是成德节度使,曾经做过后唐时期的东北面副招讨使,与当时的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构成一个宽大正面,抗击契丹。但在后来的战役中,赵德钧投降契丹,董温琪也跟着一起成为俘虏,史称“没于契丹”,最后在契丹终老。
董温琪为人贪婪暴虐,在任期间积聚了令贪人眼红不已的巨额财富。当时跟着他的得力助手名叫秘琼,董温琪很欣赏秘琼,将他倚为心腹。但董温琪“没于契丹”之后,他的财富却留在了成德军的节度使府邸。秘琼甚至都没有犹豫,就将自己的贵人、恩人董温琪全家老少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后将这一家族的人口埋葬在一个大坑里,同时将董家所有的财富据为己有。
秘琼还给已经称帝的石敬瑭上表,自称成德军“留后”,也即临时管理者。这个职称的实际含义是:现在,我就是这儿的爷!跟你朝廷打声招呼,同意这个“留后”做“节度使”,爷就可以临时效忠,不同意,爷就改换门庭——天下不是你后晋一家。他跟朝廷解释原节度使之死,说这件事是军人动乱,杀掉董温琪全家,跟我秘琼没关系。
但成德军,在河北中部,与北部的范阳也即幽州、南部的魏博也即天雄,史称“河朔三镇”,是当时仅次于河东的大藩,政治地位、地理位置均极为重要,这三地的节度使,都是中原元帅级的人物。秘琼作恶前不过是董温琪麾下的牙内都虞候,一个小小的省军区办公室主任,无资格无业绩,就来做如此大藩的节度使,嫩了点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如果他这么干,很可能导致更多人效法,也会引发莫测的权力风险。
石敬瑭权衡利弊,做出了一个折中处理:派出更凶悍的人物安重荣去做节度使,转秘琼为齐州(今山东济南)防御使,但不追究他杀害董温琪、霸占董氏财产的罪恶。秘琼本来格局就不大,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收拾了昧心而来的财富,准备到济南上任去了。
但是秘琼遇到了范延光。
范延光时任天雄节度使,在今河北大名、邯郸一带驻防。
秘琼要到济南,就要借道此地。范延光闻听秘琼来,当即动了杀心。
二人以前曾经就有矛盾,现在秘琼将要去齐州就任,路过天雄境内,正好可以杀人灭口啦——何况,秘琼的车队该有多少董温琪家的财富啊!范延光于是派兵在半路拦截了车队,杀死秘琼,全部财产掠为己有。然后给石敬瑭上一个奏章,说在魏博境内捕捉强盗,秘琼在混乱中被士兵误杀。
石敬瑭对此不作究问——他也没法究问。整个五代时期,法治紊乱。
范延光“投水而死”
后来范延光又反石敬瑭,最后总算“和平解决”,范延光移镇天平军(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但范延光觉得出任天平节度使,虽然还有“东平郡王”之类朝官名誉,但实际上毕竟是一种明升暗降式的使用。天平军与天雄军比,其规制不在一个档次上,天平军远不及天雄军地理位置重要。对于藩帅来说,移镇就意味着不信任。当初石敬瑭镇守河东,就是因为李从珂要其移镇到天平军,这才有了后来晋阳大战。范延光年事已高,军政失势,东山再起无望,于是准备告老还乡,守着积年掠夺的不义之财度过悠悠岁月。
石敬瑭正巴不得有这样好结局,当下应允。
于是,范延光带上他的所有财货,准备向家乡河阳(今属河南孟县)开拔,史称“重载而行”。但杨光远早就觊觎他的财富,史称“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贪图他的财货,并且担心他以后会成为杨氏子孙的祸害,决计施出毒辣手段,杀掉范延光。
后晋首都迁移到汴梁,洛阳成为后晋西京,杨光远当时正做着西京留守,但兼领河阳军镇。于是上奏道:“范延光是个叛臣,他养老不把家放在汴梁或洛阳,而放归都城之外,恐怕他还会勾结敌国。说不定哪天就跑到敌国去了,成为我晋国之患!不如早一点除掉他!”
但石敬瑭认为既然已经赦免他的罪,且颁发了“铁券”,许他不死,如果再杀他,会失信于天下,就没有答应杨光远的奏章。杨光远不死心,又上奏要求敕令范延光留居西京洛阳,不能去河阳。石敬瑭答应了这个要求。范延光只好转赴洛阳。
杨光远派出自己的儿子带领甲士包围了范延光下榻的府邸,逼他自杀。范延光不服,质问杨子道:“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我不死!尔父子怎能如此待我?嗯?”这一番话透露了这位昔日藩帅的“不达时务”。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无道邦国,试图讨论规则,实在是昏妄愚蠢至极。“铁券”背后的规则没有成为他的挡箭牌。杨子抽出白晃晃的钢刀,找个理由逼迫着他上马,向黄河渡口走去。上了浮桥以后,杨子将其连人带马挤到水里,看着这位曾经梦想得到赭黄袍的人物,一点一点地,沉了。
杨光远上奏说:“范延光自杀,投水而死。”然后堂而皇之地将范氏家财全部据为己有。石敬瑭明知个中缘由,但是惧怕杨光远的彪悍,也不敢深究诘问,只追赠了范延光一个“太子太师”的荣誉职衔,为他“辍朝”三日,三天哀悼,不上朝,完事。
很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实:董温琪遇到秘琼,秘琼遇到范延光,范延光遇到杨光远,各自一世经营、掠夺的财富转瞬间成为他人囊中之物。而杨光远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后来试图谋取更大利益,勾结契丹,终于让石敬瑭下了狠心,派出大将李守贞围死了他。再以后,李守贞的死相也很惨。
他们无人如愿得到并享用那件梦想中的赭黄袍。
他们也无人平安地得到并享用一世用之不尽的金山银山。
玖 从刘知远到郭威
安史之后,拥戴新主案例屡见不鲜。所以,纵容士卒将帅,演成骄兵悍将之局面。郭威立威,严格执行军法军令,有刘知远的传统,但比刘知远更公正——刘知远是滥杀,郭威是按法诛杀。这是二人威权正当性的不同处。
深藏不露的刘知远
后梁已矣,后唐已矣,后晋已矣,现在轮到了后汉。
后汉的建国者刘知远,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野心勃勃又极具战略构想的人物。船山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图度深密”,“有志略而几于豪杰者”,图谋规划深藏不露,志向远大又有谋略,近似于“豪杰”的人物。“几于豪杰”,这四个字有春秋笔法,意思是说他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豪杰”,只不过在乱世之中,从朱温以来,矬子里头拔大个,刘知远算是“比较”能耐,捍御契丹,又“比较”坚定的一位近似“豪杰”的人物而已。
史称刘知远“弱不好弄,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凛如也”。小的时候不好玩耍,庄重沉稳,少言寡语,紫色脸膛,眼白多于眼珠,望上去有威风凛凛的样子。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他与石敬瑭在一起,算是一员偏将。有一次跟后梁的军队作战,石敬瑭战马的装束出了问题,马甲折断,后梁兵马上就要追及。危急中刘知远将自己的战马换给石敬瑭,自己骑着没有马甲的战马殿后,竟然平安返回大营。从此以后,石敬瑭开始信任刘知远,任命他为帐下押衙,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这类故实可以看出,刘知远确有大将风度,关键时刻可将生死置之度外,有春秋以来的士风,不是凡夫俗子。
他的野心应该是逐渐形成的。
随着年岁越长,乱世人物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有数了:原来不过尔尔。他也许会有想法:我可能未必天下第一,但天下确无第一之人。正所谓: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也是将军。
当石重贵等人对他有所猜忌的时候,他在心理上有了独立坐大的念头。而他的资本,就是河东。这样,契丹,在刘知远那里也不过成为一粒棋子,就像石重贵也不过是一粒棋子一样。他也开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杜重威、赵延寿、杨光远之流是以勾结并投靠契丹的方式下棋,刘知远则是以羁縻、抗击契丹的方式下棋。
当初安重荣也是以抗击契丹的方式“下一盘很大的棋”,但他与刘知远比,少了“羁縻”契丹的智慧。
“羁”是用军事和政治压力与手段,控制对方;“縻”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与诱惑,抚慰对方。这是秦始皇以来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或异族地区的一种管理模式,是以大管小。但刘知远虽然并不大于契丹,却有这种襟怀和战略,控制契丹、抚慰契丹。
“羁縻”契丹
刘知远不去招惹契丹,有时还会示好契丹,在晋阳大战中,他就奉石敬瑭之命去夹击后唐,斩获千余人。他不去与契丹打仗,但契丹一旦袭击河东,他也不客气,即刻派军出击。而在与契丹大大小小的几次战役中,他都是胜利者,但又不是“辉煌胜利”者——他会将契丹打痛,但不会打得太苦,他只要契丹懂得他不好惹,即随时收手。
后晋开运元年(944),耶律德光南下时,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相当于北方幽州一带前敌总司令)的刘知远,就在忻口大破契丹,之后又在朔州阳武谷再破契丹。一次战役,甚至将契丹来犯者斩首七千级。但他从来不去追歼穷寇,也不按照后晋的安排发起协同破袭。他既不拼命树敌,又有效保留元气。就用这种“羁縻”政策,契丹没有成为他称帝之路的障碍。
他在等待时机。
他相信这个时机,他能等到。
当初景延广吹嘘“十万横磨剑”时,刘知远即完成一个判断:此举必然招致敌寇来侵!但景延广当时正在风头上,刘知远知道劝谏无用,更知道后晋出帝石重贵对自己也并不信任,于是,干脆不以后晋社稷为社稷,只管经营河东。当然,他也知道此举风险较大,等于在契丹与后晋两重压力下玩三国杀。过去将坐骑换给石敬瑭那样“忠心救主”的一点士风,他是没有了;他有的是:韬晦、待时、他年敢笑石氏不丈夫的帝王之“远猷”。
当年石敬瑭向后唐末帝李从珂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赵德钧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杜重威也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刘知远也曾如法炮制:上表石重贵,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
刘知远与那几位不同的是:他不待朝廷降诏,上表后即开始在河东诸险要地区建城,设立军事要塞,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