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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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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的结论性意见是:

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区区之算奚当哉!

只有心存捍卫天下文明者,可以得天下;区区的算计哪里足以当此!

帝王,是帝制时代的最高精英代表,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天下”兴衰,关系到“天下”文明的方向。船山先生一番“责备贤者”所论,让人看到“人情物理”的深邃之处。这类意见,是邦国治理自然法原理的别样阐释,对政治家而言,就有令人敬畏的警示功能。

郭威已经很努力了,但因为他是帝国第一精英,因此后人的判官之笔有理由对他要求得更为精审。治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千人的“审判”。船山先生的意见值得更多关心政治哲学的人,慢慢想一想。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历年积累下来的土地归属问题开始呈现。

中国历来有屯田制度。一般就是招募地方农民,到无主的土地去耕种,国家收取赋税。屯田,是寓兵于农的国家战略,利国利民。汉代以来的屯田大多在边疆地区,交给戍卫的兵士耕种。唐末以来,中原开始大量驻军,尤其各大藩镇,大军所在之处都寻找无主之田地设置所谓“营田”,然后招募富裕的农户耕种,交租。地方如此,中央户部,也另外设置相关机构,总管天下“营田”。这个机构所得租税,上缴国库,不隶属于地方州县。这样一来,渐有弊端发生。如有的地方壮丁多,但是没有徭役,因为都在耕种“营田”;有的地方借着“营田”的独立性,收容或庇护奸人盗贼,地方州县也没有法子追究。

任何一个制度施行久了都会有弊端出现,而后需要修补、更化、变革、转型。美国的宪法制度人称良善,但230年来,已经有二十七项宪法修正案实施,正在审议中的还有未获通过的若干种修正案。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项修正案被提出并通过。五代以来的屯田制度,也需要修正。

当初后梁时,曾进击淮南,抢掠到数以千万计的耕牛,后梁将这些牛提供给东南各州耕种营田的农户,让他们每年交租。这是郭威接手中原之后,连营田一块接受过来的案例。

后梁到后周,几十年过去了,牛可是都死了,但按照制度规定,租子还不能免。就这一个案例,就让农民深受其苦。因为农民们弄不清这些营田的究竟归属,一般都不敢在所属营田之上投资盖房种树等。先贤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在这个历史故实中得到精准再现。

郭威知道此中弊端。这时正好有关心此事的大臣提出:各地方可以“便宜行事”,撤销营田。

但撤销营田后,已经耕种了几十年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郭威一道敕令,体现了了不起的民生精神。敕令说,从此以后,全部取消朝廷户部管理的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划归地方州、县。他们现在的田地、庐舍、耕牛、农具,同时一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以前规定的牛租,从此以后,全部蠲免。

这一件利民的大举措,即刻让境内的农民得到(如俗话所说)生产力大解放。当年,户部就增加了三万多户人口。农民有了这些永久产业,更有了积极性在自家田地上修葺房屋、种植树木,史称农民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

但觊觎私有财产似乎是人类贪婪的根性。看到有农民因此而获利,朝中就有人对郭威说:“过去留下了那么多营田,其中不少是肥沃富饶的,不如收归国有,将它们卖掉。如此,可以得到至少几十万贯钱财来充实国库。”

郭威更说了一句够得上伟大的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利益在农民那里,就如同在国家一样,朕用这些卖地得来的钱干什么!





短暂的帝王生涯


广顺四年,公元954年,郭威已经病重,在气息奄奄中,多次告诫柴荣说:

“从前我在西征中,曾看到唐朝留下的十八座皇陵,竟然没有一座不被挖掘的!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多藏金银钱财、奇珍宝玉的缘故。我死后,你,一定要给我穿上纸衣,要使用黄土烧制的棺材收敛我。丧事办理要迅速,安葬要迅速,不要把我久久地留在宫中。墓穴里不要用石头,就用砖来代替。工匠役徒都要由官府出钱雇佣,不要白白给百姓添麻烦。安葬完毕,就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三十家够了,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就让他们看守陵墓。不修地下宫室,不设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刻一块石碑立在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后继天子不敢违约。’这是我最后的遗嘱。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可就不施福给你!”

郭威主张薄葬。

按儒学思想,薄葬未必有益于天下,但厚葬的弊端也可以考见。无论如何,郭威想到的是俭朴下葬,这也是有益于民生的举措。对比一下秦始皇即可知道他节约了多少民力,省却了多少民脂民膏。

有记录说:郭威病逝当夜,“东北有大星坠,其声如雷”。

《旧五代史》的主编薛居正对郭威的评价用了近两百字,文采华美,史论精当,值得录在这里:

周太祖昔在初潜,未闻多誉。洎西平蒲阪,北镇邺台,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旋属汉道斯季,天命有归。总虎旅以荡神京,不无惭德;揽龙图而登帝位,遂阐皇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所以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周太祖郭威没有飞腾之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声誉。等到平定西部的河中李守贞,坐镇北部的邺都天雄军,开始有了统御军政的功劳,显示了英伟出众的器局。不久赶上后汉国运衰微,天命有所归属。郭威于是率领雄师扫荡京城,不能不说连他自己也会感到内心有愧;等到手握乾纲而登上帝位,就开始开创美好的风气。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清除了往朝的弊政;过了一年就使天下人心大服,怎么能做到这样改恶从善呢?应该说是郭威应变无穷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所以鲁国故地的慕容彦超,在被征讨中,望风而散;河东并州的刘氏残余,在后周压力下,只能苟延残喘。等到太祖临终时刻,又命令瓦棺薄葬,这种勤俭的美德,有始有终,值得称道。虽然他享有帝王的时间不长,但作为开创基业来说,已经做得相当充裕。然而最后处决王峻、王殷,谈论这件事的人都讥讽指责他不能驾驭权臣豪士,这种诛杀大臣的无情,亏损了他自己的德行。从因果来看,他之所以在位时间这么短,大概也许是有缘由的啊!

船山《读通鉴论》对郭威的评价也不低。他认为: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乱不可止,自康承训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讨庞勋始……朱温甫灭,沙陀旋窃,石敬瑭、刘知远皆其部落,延至于郭威,而中国始有得主之望,祸亦烈矣哉!

大唐灭亡之所以不可救、五代祸乱之所以不可止,原因从康承训上奏让朱邪赤心带领沙陀三个部落讨伐庞勋开始……大唐帝国之后,后梁的朱温也被灭掉,从此以后,中原被沙陀人窃取(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建国),石敬瑭、刘知远等都属于沙陀的部落。这种异族占据中原的格局,直到郭威出现,才使中原有了得到自己君主的希望。引沙陀进入中原的祸患实在是太严重啦!

船山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夷夏之辨。这一层道理,在五代乱世中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引动异族入主中原,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政权危机,但长久看,为害中原、令衣冠文明沦丧的根源也往往在此。郭威以后,中原政权重新回归本土,这是一件有关族群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宏大事件,从中入手,钩沉潜隐其间的故实,也许可以演绎重要的人类文化学成果。

郭威短暂的帝王生涯结束。

后周,进入了大帝柴荣的时代。





贰 南唐的前世今生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中原对北敌的战略


柴荣继位后,最想解决的是契丹问题。

契丹问题中,最急于解决的是燕云十六州问题。

但解决燕云十六州问题,几乎需要倾国之力。中央禁军几乎要全部出动,而大军北上,究竟需要多少时日,难于预期。这样,就留下了空虚的后方,而后方,其他小国不去说了,单是南唐、后蜀,两大“藩镇帝国”就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生的北汉。这个北汉,看上去不大,所辖之地无非就是过去的河东之地,却是过去石敬瑭、刘知远等人赖以成就后晋、后汉的根据地。况且,北汉又与后周已经结成世仇,谁又能知道在征讨契丹的时候,它会做出什么动作来呢?

柴荣,那一颗年轻的鹰隼之心,在思考。

他知道,解决契丹问题之前,先要面对北汉问题,后蜀问题,淮南问题。这之中,个头最大的是淮南问题,因为,淮南属于南唐,而南唐,不仅享有江南广袤的富庶之地,而且属于“衣冠之国”,在“五代十国”中,最具有“正朔”的性质。后周动江淮,就要直面南唐;而直面南唐,就是一场“正朔之争”,不仅可能很惨烈,而且还要付出道义风险——有什么理由跟一个安静地待在江南近二十年的大国发动战争呢?

石敬瑭以割让国土为条件,获取国家政权及天子地位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它启迪了北方与南方诸国的政治想象力:中原王朝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似乎也可以联手契丹,对付中原王朝。

基于这个想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居于北方的北汉、西夏,就与契丹有过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居于南方的后蜀、南唐,也与契丹有过试探性的战略联盟。目的只有一个:牵制中原王朝。

这一格局,南唐与契丹的勾结最为凶险,因为它一旦勾结成功,即意味着对中原王朝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是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到大宋王朝出现,都不愿意看到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南唐确实与契丹有过接触,甚至是实质性接触。

南唐联系契丹,是“赵匡胤时代”的一大关节,涉及中原诸国与北邻的地缘政治大问题。由于后周与大宋都以中原正朔自居,因此,对勾结契丹的邦国会相当敏感;而后蜀和南唐,也会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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