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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后来没有按照柴荣的战略展开，结果幽云始终在草原帝国手中，为北宋带来一百余年的压力。
历史的多种可能
江淮、北汉、契丹不论，关于南方诸国，先下荆湖巴蜀，还是先下江南南唐？王夫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他赞同太祖赵匡胤的战略，认为老赵此举优于王朴《平边策》。他说：
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叶得势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虽云割据，而自杨氏、徐氏以来，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无殃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慝（意思是说李璟李煜没有大恶）；严可求、李建勋皆贤者也，先后辅相之；冯延巳辈虽佞，而恶不大播于百姓；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
孟知祥（后蜀第一代君主）据土以叛君，阻兵而无保民之志，至于昶，骄淫侈肆，纵嬖幸以虐民也，殆无人理。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固不容旦夕缓也（意即后蜀比南唐恶，理应先讨平之）。
岭南刘氏积恶三世，民怨已盈，殆倍于孟昶；而悬隔岭峤，江南未平，姑俟诸其后，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
先吴后蜀，理势之两诎者也（如果先下江南再下巴蜀，从道理和形势看，两方面都不利）。此宋之用兵，贤于王朴之策也。
但王夫之也从“道理”和“形势”两方面立论，分析了平定河东或幽燕的利弊。这方面，他赞同王朴的意见。船山说：
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是说后汉第一代君主刘知远有捍御契丹之功）。刘崇父子（刘崇、刘承钧）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夺其国，而又欲殄灭其宗祀，则天理之绝已尽（说郭威灭汉隐帝，又杀刘赟，违背天理）；抚心自问，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因为理不直）。虽在宋世，犹有可悯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阑入塞内，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义之所不容隳者（中华道义不能沦丧），莫此为甚，驱之以复吾禹甸（大禹所奠定之九州岛之吾土），乃可以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缓河东，必矣（因为幽燕是吾华之故土，不应在契丹境内，故应先下幽燕）。
即以势言，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说契丹对幽燕之地无恩可言）。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膻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污秽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说幽燕之地有人在盼望王师来讨）。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幽、燕举，则河东失左臂之援，入飞狐（今河北涞源）、天井（今山西襄垣）而夹攻之，师无俟于再举，又势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当初赵匡胤曾有先下幽燕之志，惜没有实施；反而先去下河东，结果没有成功。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还是坚持先下河东后下幽燕，等于还在犯战略错误。其实，不能先下河东，这个见识不仅王朴有，赵普也有，柴荣也有，张永德也有。据《东都事略》，太祖受禅之初，曾经向永德问“并汾之策”（并州、汾水，都在河东）。永德说：“刘氏虽然兵少但是很强悍，再加上契丹的援助，未可遽然而下。可以用间谍来离间他们君臣之心，设游兵以扰乱他们农耕之事，待等到它疲敝不堪时，才可以图谋。”这个意见事实上是深化了王朴的意见。老赵初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继承了王朴、柴荣、张永德和王夫之的意见，对太祖、太宗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罝中兔耳（幽燕平定，河东太原就像笼中的兔子），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指太原）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打河东之后，兵已疲敝，再打契丹以致失败）。
王朴《平边策》虽然是一个可以调整的战略规划，但大辂椎轮，结构架子是出色的。他提出来的平天下次第，至少启发了柴荣、老赵，从地缘、形势、天理各方面来评估用兵先后，决定路线逻辑。王朴所谓“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取江南先取江淮以获得战略先手主动权的思路，都是攻战战略中值得称许的大见识。不同的只是：“后北”的“北”有两个方向：河东与幽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赵匡胤犯了错误，赵光义也犯了错误。没有犯错误的是柴荣，但他可惜死得太早了，以至于王夫之要慨叹：
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后周征伐江南，其兵威刚刚开始震慑天下，还没有衰竭，周主柴荣如能赶紧乘其兵威而用之于幽燕，天假之年，中原就可以在后周时代底定了吧！
在老赵那里，持“先南后北”战略最坚定的人物是赵普。
但钱穆认为“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钱穆认为这个“先南后北”战略是错误的，正因为一开始就在南方用兵，结果“兵力已疲”，再向北方用兵时，力量开始削弱，等于给后人（赵光义等）造成了难度。这也是一个意见。历史已矣，无法复盘，可留给人的是思想的无限推演。推演中，各有家法。钱穆意见，也是一家之言。
西征军首战失利
周世宗柴荣常常因为自唐僖宗时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自从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而生削平诸国、一统天下的志向。正好后周西边的秦州，有人到汴梁献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柴荣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当初后晋末年，契丹入主中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杀死传诏的契丹使者，率秦（今甘肃天水）、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三州，归附后蜀。现在，后蜀听说后周有异动，就派出客省使赵季札来到这三州巡视东北边备。
赵季札与史上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一拼，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但他又没有赵括的勇气，只会吹牛。所以他巡视了一圈之后，对后蜀主孟昶说：“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凤州（今陕西凤县）刺史等人，都不是将帅之才，不足以御大敌。”蜀主问：“那谁可镇守那里啊？”赵季札说自己行。蜀主就任命他为雄武监军使，并将宿卫精兵千人作为他的亲兵部队。
蜀主又命知枢密院王昭远巡查北部城寨武备情况。
柴荣知道秦、凤二州扼周蜀之间，为大周西北门户，相当于周唐之间的江淮、周辽之间的幽燕，都是战略先手之地。欲击契丹，必先取幽燕；欲破南唐，必先取江淮；欲平后蜀，必先取秦凤。按王朴意见，当先下江南再下楚汉、后蜀，但现在有战机，也不妨西北用兵，热身。但是谁可以带兵去秦凤呢？礼部尚书、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王溥推荐了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
公元955年，显德二年五月，周世宗派遣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从“川陕咽喉”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南郊）趋秦州、凤州，向后蜀开战。
周师在蜀境连克八个军事要塞，赵季札闻听大惊，连忙将辎重和带出的妓妾遣回成都，自己则上书请求解除守边任务，回京汇报边警。然后，留下大军，自己单骑驰入成都。蜀民更为惊骇，还以为主帅打了败仗逃跑。秦凤二州，很快传开流言，以为蜀军已溃。赵季札回京后，蜀主孟昶问他军情，什么都答不上来。孟昶大怒，将他关押在御史台，几天后，越想越失望，这个赵季札不是拿着军情当儿戏吗！终于将他在崇礼门斩首。随后，蜀主派出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迎击周师。
周师西征军与李廷珪等在威武城东战，第一次失利，排阵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人被后蜀擒获。
后蜀主又派出密使抄小道前往北汉和南唐，联络他们共同出兵遏制后周，北汉主刘承钧、南唐主李璟都答应下来。
后周眼里几乎不算个事的西北门户，形势开始有了紧张感。
两个月过去了，后周朝廷对西征军的失利有了批评，当时已经是秋季，大军粮草供应也有困难，于是有人请求撤兵。
柴荣不死心。但他对王溥推荐向训有了怀疑：向训，真的可以在西北用事吗？任何一个时代，选任独当一面的人才，都是大智慧。历史上来看，那些辉煌，往往都是选任正确的结果；而那些惨败，往往也都是选任错误的结果。五代十国，也不例外。后蜀屡屡失败，原因多多，但选任不得人，是重要原因。老赵后来南征北讨，无往而不胜，原因多多，但选任得人，是重要原因。现在，柴荣对向训有了疑虑，于是，派遣赵匡胤前往秦州查看形势。
王景与向训的转变
老赵回来后，向世宗汇报秦凤可取的种种可能，王景、向训配合得不错，小战失利，不代表大战失利。老赵果断建议：不撤兵。
王溥推荐将军向训，老赵建议绝不撤兵，二人等于在为秦凤之战打保票。万一战事失利，二人都有重大责任。因此在这类决策性时刻，需要的是前瞻性和判断力，以及责任感。老赵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最后，周世宗听从了赵匡胤的意见。
王景、向训，应是五代后周时期的名将。王景年轻时也曾与邻里恶少为盗，晋阳大战后，从后唐投奔石敬瑭，屡有战功。当初，他投石敬瑭时，家中妻子被后唐杀戮。有战功后，石敬瑭给他不少金钱封赏，又问他有何愿望。他回答说：“臣自归附国家，受恩隆重而深厚，实在不敢有其他愿望了。”石敬瑭还是坚持要他说一个愿望。王景下拜道：“臣过去还是个卒子的时候，曾经背着马扎跟队长出入，做警卫。那时候，多次进入一个官妓侯小师家，特别爱慕她。现在我妻子被杀了，如果能得到侯小师做妻子，就实在心满意足啦！”石敬瑭听罢大笑，然后就让人取来侯小师赐给王景。王景非常宠爱这个官妓。因为他有功，这个官妓也在后晋被封为楚国夫人。但侯小师也是个情种，有自己的旧好。现在跟了王景，竟偷了他金银几百两送给旧日相好。有意味的是，王景知道这个事，但并不责怪她。这也算得五代时的一桩风月故实。
出帝石重贵时，王景也曾与契丹大战。后汉乾祐初年，进入中央做朝官，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并镇守沧州。这年契丹闹灾，幽州流入沧州的难民五千多人，王景善待他们，为之赈济。朝廷也同意他的意见，下诏给这些难民分派农田，让他们在中原久居。
他在后汉时与郭威友善，郭威称帝后，王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