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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受损最严重，在琉璃器之外，就要数陶瓷器了。瓷器的烧制技术在当时属于中国人的独门绝技，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能够烧制出精美的瓷器，其它很多的国家甚至连陶罐都不一定能烧好。
被打捞上来的八千多件完整陶瓷器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佛教题材的，类如香炉、净瓶等法器和各种人物造像等等，其余的则多是装饰用陶瓷器和日常生活用具。
最让张辰高兴的，就是在二层甲板的尾仓里，并列着好些个简易的箱子，箱子里边用来作为填充物的木屑并没有腐烂或者冲散，依旧严密地保住这藏身于其内的一尊尊三彩佛教人物像。
虽说在工艺和历史的研究工作中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造像不但在唐韵现藏的两件大型唐三彩马之后再次证实了唐代三彩有大量的大型器生产烧制，也弥补了因为上世纪初河北易县八佛洼辽三彩罗汉组像流失给国内收藏展览界带来的空白和遗憾。
根据一部民国年间的《易县志稿》记载：八佛洼在峨眉寺沟底之东北支，亦称百佛洞、百佛山……山半有洞名百佛洼。
百佛洼又被当地人叫做百佛洞、百佛山、八佛洼等等称呼，据记载，百佛洼中有大小瓷佛像共计八十尊，以及三彩观音等大量的佛教陶瓷造像。
其中的十六尊辽代三彩罗汉造像，在上世纪初被国内的文物贩子和当地的政府盗卖给德国人贝尔？契斯基等和其他的洋人，至今仅有十尊存世，分别被英、法、美、加拿大等过的博物馆和一个叫做松方幸次郎的日本人收藏。
辽代是三彩发展的顶峰时期，且辽人不只对人体着意刻划、求其精髓，在造像的细节处理上也殚竭智巧，辽代的三彩造像可堪称三彩中的顶级作品。
而沉船所载的二十多尊佛教造像中，虽然没有罗汉造型，也不是辽代时候的巅峰之作；但却是三彩陶器另一巅峰时期的精品，在释迦摩尼佛、燃灯佛、药师佛等十多尊佛像，和八尊四大菩萨像之外，还有一组在国内极少见到的八部众造像，算是国产佛教造像中的绝无仅有的三彩陶器造型了。
也许是因为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和皇帝的家天下概念灌输下，“官本位”这个模式在中国人思想中占到了绝对主导因素，中国的大多数佛教信徒都愿意尊拜佛祖和菩萨、罗汉，对于其他的佛教人物多少有且欠尊敬，所以八部众或者金刚等大法力者在国内并没有什么市场。
而这些造像是因为要赐给印度国王或者某些寺院的，所以才会特别烧制出八部众这样的小众产品来，恰恰也是因为这样，在一千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给中国的佛教造像收藏品增添了一抹新鲜的颜色。
这一批三彩陶器中还有另外一个亮点，一百多件印度人物造型的陶俑，同样也是在以往的三彩陶器中不曾见过的类型。
这些陶俑有衣着华丽，脑袋上缠着一大卷裹脚布的贵族造型，有身裹沙梨，以丝巾蒙面的侍女造型；还有骑着高头大马，一手持弯刀，一手藏虎爪的骑兵俑；无一不是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
众所周知的唐三彩陶俑造型中，有胡人造型也有汉人造型，文官、武官、侍女等等也算是种类繁多了，但是却从没听说过有印度人造型的，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对于各种不同文化的接受和包容程度。
打捞上来的瓷器中最有价值的，则是一批高宗皇帝御赐的秘色瓷，器形完整的四百多件瓶、罐、壶、碗瓷器，全部都有“高宗显庆二年御赐”的刻款。
在此之前，关于秘色瓷的始烧年代一直有五代和晚唐两种说法。这批秘色瓷的出水，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为秘色瓷的最初烧制年代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五代说的根据来源于《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中“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贡瓷”的记载；而晚唐说的主要依据则是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夤（yǐn）在诗词中提及了“秘色”一次，和法华寺地宫中出土的秘色瓷实物。
持这两种说法的人长期以来都在为各自的理论而争执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晚唐一派坚持自己的实物论，五代派则是攻击晚唐派的实物有差别，不能当作依据。
而这次唐韵打捞出来的初唐秘色瓷，不但器型繁多，而且釉色也存在明显的多样变化，还有最要命的刻款，以及盖着皇帝戳子的金牒作为证据。足以打破两派之间的争论，从而一概秘色瓷的人始烧年代，将这一时间提前了至少两百年。
第三百八十五章 海上丝绸之路（七）
中国人长期以来就对玉有一种偏爱，也形成了延续数千年的玉文化，盛唐时期的中国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富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文化和艺术在社会现象的强大推动力下高速发展。
作为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派出使节去搞外交，礼物之中怎么能缺少了最能代表华夏之君子美的玉器呢。
接着打捞出来的玉器类文物，也是十足的有看头，因为是用作外交礼物的用途，除一些装饰品和大的器型外，多数都是成双成对合着是成套的，这样的文物要比以往单个体的出现在价值上高出很多。
其中比较有独特代表性的，是一套仿照犀角杯的造型，以高浮雕手法雕刻梅兰竹菊四君子纹饰各样四只，共十六只的和田羊脂玉杯。
这套杯子在后世曾经得到过数代皇家的喜爱，只是一只明晚期的皇家御用杯子，就要价值千万以上。这样的一只拿出去，少说也要过五千的，整套十六件同时出现那就是当植物快的无价之宝了。
成套的浮雕卷云纹单耳青白玉玉杯，莲花纹金口白玉杯，八瓣花形水晶杯，还有浮雕牡丹纹花瓣形和田玉杯，这些都是在存世的唐代玉器中不曾有过的整套器具。
唐代的艺师无疑是大胆的和具有包容性的，他们能够吸收外来艺术精华，并且融为己用，使唐代的工艺制作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这一点从打捞出来的一套十只的黑玛瑙羚羊首角形杯就能得见一斑，唐代时和中国文化交流最深入广泛的纪要书西域文化了，这种角形杯就是当时西域酒器中的典型。
十七厘米长的杯身被雕刻成弯曲的羊角状，杯壁琢磨的非常薄，只有不到三个毫米的厚度；椭圆形的杯口内外光洁圆滑，杯底雕成一只羚羊头的样子，细长的双角一直延伸到杯口处，羚羊的嘴部箍以金圈。
杯子的造型生动自然，器型高贵典雅，即便在当时，也都属于难得的顶级艺术品，在存世的历代玉杯作品中，也都属于顶尖的杰作。
那两只半米高镶嵌宝石的玉雕狮子被打捞上来的时候，一样引起了船上所有专家的惊叹，船上的专家都是考古和收藏行业的大拿，见识过的文物古董不计其数，可是谁也这么大个头还镶嵌着宝石的玉狮子。
雕刻这对狮子所用的材质虽说只是独山白玉，可质地却是独山玉中最好的，如果不是因为在海水中能浸泡了一千多年，表面有一些被轻微染色了的痕迹，也失去了本来的油亮光泽，真可以说是欺霜赛雪了。
狮子的造型和后世相似，唯独的不同之处在于底座相对矮很多，只有不到十公分的高度比例上显得有些怪怪的。
两只狮子面部表情做微怒状，张着嘴巴，露出了森白的牙齿，用红宝石镶嵌着的眼睛圆睁着。好像在告诉所有的人，在它们身后的地方，是由他们守护着的，不允许任何人侵犯。
打捞船载文物的第三天，张辰最期待的三件金器被送上了勇士号的甲板，这三件是张辰在最早先用意念力探查的时候就盯上的，三件是全部打捞上来的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不止是因为其使用的材料昂贵，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工艺方面的价值。
要说这艘船上的金银器，那也都是件件不凡，天朝上邦的皇帝御赐礼物，不得讲究点泱泱大中华的体面吗，数量和质量哪一点都不能次了，不但是能工巧匠精心打造，而且大多数还都是带着“文思院”款，以证明是皇家御用之物。
其中并不乏一些罕见和绝有的，如雕刻着十二圆觉和海水云纹的银鎏金锡杖，一尺多直径的纯金钵盂，缠枝莲花纹的金错银荷叶盘，银质鎏金的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熏炉，等等的佛教器物。
其它的也有一些日常生活所用的金器，八角形小喇叭口的缠枝花卉纹单耳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银质鎏金的鹦鹉花卉纹提梁罐，以及小巧精致的飞天纹金栉（读音：zhì，梳子和篦子的统称，古代妇女用来梳头，也可以作为首饰）等各种宫廷款式的金银首饰等等的大小千把件。
尤为突出一些的有几套宫廷用的茶具，包括银质鎏金和纯金两种的碾槽和碾轴、龟形盒、云龙纹调达子、金丝结条笼子等饮茶用具，以及集多种金银器加工工艺与一体的银质鎏金盥洗盆等。
可见当时的茶文化在皇家也是很流行的，甚至会把茶具当做外交礼物来使用；而且通过这些茶具，也能够感受到皇家的生活端得是奢华无比。
还有两盒刻花金碗，一盒内共装有金碗二十只，錾刻莲瓣人物纹，每一只上面都有八层莲瓣，每一层各有十二瓣，莲瓣内的图案是释迦牟尼像，碗内壁则是分别雕刻佛教二十诸天像。
另外一盒中装着二十四只金碗，以同样的雕刻手法置两层仰连瓣，每层十瓣，上层莲瓣中分别錾刻出鸳鸯、鹦鹉、鸿雁、鹳翎、兔、獐、狐、鹿、鸭等二十一种动物的造型，有的左行走或飞翔状，有的站在莲座上。
两盒金碗虽然数量和表演的内容不同，一盒是一佛教题材为表达内容，一盒把佛教的莲台和中国古代象征吉祥等美好意义的动物家和在一起。錾刻的刀法细腻而传神，不论是人物造型的眉眼、身姿、神态和衣着首饰等方面，还是动物禽兽造型的羽毛麟角、首尾肢体等方面，甚至连起到衬托作用的莲瓣都透出一种美感，每一个细微处都錾刻得清晰可见，皇家御用工匠的妙手得来，果然是不同凡品。
而张辰最看好的三件，却是要更加的精致，更加的美轮美奂，即便是放在精品如云的唐韵展示中心里，也足以排得进镇馆之宝行列了。
虽说金器之中有很多的佛教法器，也有不少的纯金或者铜质鎏金的造像，而且没有一件是普通货色的；但是张辰最看重的金制佛教器物，还是放在最后登记的这对纯金浮屠。
这对浮屠只有不到四十公分的高度，但却是纯金打造，镶嵌着绿松石、青金石、珊瑚、水晶、砗磲、琥珀、玛瑙等各种宝石。
而且这浮屠用料十足，上下内外皆是赤金打造，重量超过了九百斤，海神号上连护卫队员在内的两百多人中，也只有张辰能够搬得起来，一向以力气大著称的崔正男使上吃奶的力气也只是勉强能够挪动。
两座浮屠造型一致，都是由塔底、塔座、塔身、塔脖、塔伞以及顶部的日月组成。
塔底为莲花瓣正方十字形须弥座，从底部向上是两层台基，嵌松石回纹缘和蓝宝石二十八颗；塔座四周有镶嵌二十颗蓝宝石的束腰，塔底正中刻着一朵佛花，周围镶嵌祖母绿二十颗，左右两侧各有一只小狮子。
塔座的两层莲花瓣之间是三层金刚圈，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