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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tilwell； Papers； pp。131； 132。
尽管蒋、史不睦，他和罗斯福的关系则是日益亲密。两人都有一个目标：大战结束后要废弃所有的殖民结构①。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蒋有时会提到“英方的愚蠢”，并不断催促美国和英国放弃恶名昭彰的“治外法权”，即美、英在华公民不受中国法令之管束，犯了杀人罪也是如此②。最后蒋终于在1942年的双十国庆上，宣布华府和伦敦已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大胜利。蒋后来在演讲中告诉国人，旧条约过去“造成积弱投降的风气，却几乎无人感到蒙羞”。而今而后，他说：“若我们软弱，若我们缺乏自信，那么就都是自己的错了。”③
① 蒋和威尔基1942年10月5日会谈的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045。
② 关于“愚蠢”，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5； 1942； box 42； folder 14。
③ Chiang Kai…shek（蒋介石），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Messages during China's Six Years of War； 1937…1943 （New York： Harper； 1943）； pp。320…322。
同样在10月，史迪威把罗斯福针对蒋6月底提出的“三项要求”之正式答复递交给委员长。虽然史迪威说，答复内容“跟我建议的一模一样”，不过其语气尊重、和谐，承诺蒋所要求的500架飞机，另外还加派100架飞机空运物资飞越驼峰，这些都将在1943年初就位。罗斯福保证飞越驼峰的物资吨数一定增加，但当前首要之务是打开滇缅公路，也就是攻占仰光——或者是从印度到腊戍，打通一条全新的供应路线。蒋唯一遭罗斯福拒绝的要求，是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驻印度这一项①。蒋一定觉得他这招打不下去的威胁之计，又奏效了。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224…225。
同一个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进行全球友善访问的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抵达中国。威尔基身材粗壮、衣着随便、笑容可掬、喜爱醇酒和女色，跟削瘦、沉默的史迪威一比，更符合中国人印象中的典型美国人。威尔基抵达前，蒋夫人力促整顿重庆欢迎外宾。街上乞丐都被打发走了，还安排中国民众挥舞旗子、夹道欢迎美国贵宾。
打从她到机场迎接那一刻起，这位活力旺盛的美国政客就对宋美龄一见钟情。威尔基面交蒋一封罗斯福要给他的信，罗在信中表示希望蒋夫人能在近期内访问美国。他告诉蒋氏夫妇，以夫人的“聪明才智、说服力和道德力量”，将会是最完美的大使①。事实上，蒋夫人正考虑要到美国治疗她的皮肤病和越来越严重的忧郁症。
① 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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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访华的威尔基，自爆曾与宋美龄有一夜情，但可信度受到争议
如果传闻属实，威尔基访华的最高潮是他和宋美龄的一夜情。《展望》（Look）杂志发行人考尔斯（Gardner Cowles）陪同威尔基全球访问。他自行出版1982年写成、1985年付梓的回忆录。书中叙述，在接待酒会中威尔基和宋美龄一起消失了，是夜稍晚，蒋闯进考尔斯和威尔基下榻的宋子文寓邸，追问威尔基在哪里？考尔斯说他不知道，委员长和卫士搜索全宅不果，又怒冲冲地离开了。据考尔斯说，凌晨4点钟威尔基出现，得意洋洋地炫耀他和宋美龄在她妇幼医院顶楼的公寓过了一晚①。
① Gardner Cowles； Mike Looks Back： The Memoirs of Gardner Cowles； Founder of 〃Look〃 Magazine （New York： Gardner Cowles； 1985）。
威尔基对考尔斯“一幕又一幕的”细述他在美龄香闺的艳遇，又说他已邀她跟他一起回美国。考尔斯承认，宋美龄是他生平仅见“最美丽、聪慧、性感的女性之一”，但是他认为这段关系会毁了威尔基的政治前途，更不用说他的婚姻也会破裂。考尔斯在回忆录中说，翌晨，威尔基清醒过来，要考尔斯去告诉蒋夫人，她不能跟他们一起回美国。根据考尔斯的说法，当他到蒋夫人的公寓找她、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怒不可遏，以长长的指甲抓他的脸。考尔斯还写说，事隔几个星期后，有一次他在纽约和宋美龄用餐，她提议支持威尔基再次竞选总统，那么他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指的应是如诗般的情节①。
① 同上注。
考尔斯是个保守派，是蒋氏夫妇政治立场的支持者，绝不是扒粪者。可是，他对威、宋重庆一段情的记述却是有问题的。如果美龄和威尔基孤男寡女辟室幽会，一定会有数十人知道，如果蒋介石冲到宋子文家捉奸，一定也有数十人会晓得。在八卦当道的重庆，风声一定洩露得很快。可是，当时在华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包括外交官、记者和美国战略情报处的特务，都没有人报导、谈论这件耸动的新闻。
1974年，这则故事的缩减版出现在《皮尔森日记》（Pearson Dairies）这本书当中。台北政府代表蒋夫人提出民事诉讼。考尔斯在录供证词中，表示威、宋之间“不可能”有一段情。出版社道歉，并支付台北政府因案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①。出版社当然有可能只是不想因此事对簿公堂而息事宁人；而故事的消息来源考尔斯，也有可能觉得应该替已故的老友之令誉做掩饰。可是12年之后，考尔斯在写给自己后人看的回忆录中，却又详尽重述这件故事②。
① Drew Pearson； Drew Pearson's Diaries： 1949…1959； ed。 Tyler Abel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有关皮尔森日记的法律曲折，见197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新闻局驻纽约官员陆以正的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台北：天下文化，2002）pp。246…255。
② Gardner Cowles； Mike Cowles Looks Back （New York： Gardner Cowles； 1985）； pp。87…91。
有一个可能性是，威尔基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口没遮拦地大盖一番，让好友误以为他和中国美丽的第一夫人关系非浅，其余部分则是考尔斯想像出来的。但是，她两次和考尔斯本人见面的行为和言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无法解释了。
11月17日，蒋夫人在拉铁摩尔、随身医生和护士陪同下，搭乘美国空军巨型运输机回到美国——1917年她自卫斯理毕业后睽违迄今的第二家乡。霍浦金斯前往长岛米切尔机场接机；在进纽约市的路上，她滔滔不绝地大谈在全球大战中，应该把亚洲摆在优先顺位上。她忘了自己早先对史迪威的支持，主动提到史迪威曾迫使蒋放弃自己对缅甸更佳的判断。
蒋夫人住进长老会医院的哈克纳斯医疗所，占了12楼整层楼。居里是白宫和她的联络窗口，他在档案中的文字载明她接受“通常与某些精神状况有关的……症状”之诊疗①。她的医生在给蒋委员长的一封信中，报告她有“持久的晕眩和沉重的情绪压力”。她被诊断出来有肠寄生虫、严重的廋管问题、依赖镇定剂、需要好好治牙等②。访客前来探望，发现她的指甲又修长又油亮，“化着整齐的妆、还做了发式”。罗斯福夫人艾莲娜觉得她似乎很紧绷，几乎不能让任何东西碰触到她的身体③。
① 1943年1月16日，居里向罗斯福夫人报告，Currie Papers； box 1； folder 〃Eleanor Roosevelt。〃
②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194。
③ 同上注，pp。194…195。
威尔基访华期间，曾和陈纳德有过长谈，对他印象良好。52岁的陈纳德和史迪威一样，是个作风强悍、直言不讳的脱缰野马——他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时，经常和上司为空中战术吵得不可开交。陈纳德听力下降时，官拜上尉，因病提早退役离开美国陆军航空队。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正在中国，与挂名中国空军秘书长的蒋夫人面谈之后，奉派为飞行员高级训练班班主任①。陈纳德是路易西安那州农民之后，对空中武力深深信仰；史迪威是纽约州某公共事业公司副总裁之后，他则认为军机只是次要的支援武器。史迪威还没到任就瞧不起蒋介石；陈纳德却尊敬蒋，而且把蒋夫人当作他的“公主”。他和史迪威无可避免地成了敌人。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p。3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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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妇和陈纳德
应威尔基的要求，陈纳德给他一封信，陈述他将如何结合中国空军，赢得中国乃至太平洋战争的策略。整个策略出奇的容易，只需要105架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12架重型轰炸机，每月替换率约二至三成。回到华府，威尔基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和战争部（War Department），在部里引发“大骚动”，导致史、陈两人对中国战区主战略之争闹上台面——陆权派对决空权派①。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5…339；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16。
马歇尔认为陈纳德的方案是胡来。他给史迪威一封私函，表明一定支持他，但也温和地建议史“应该学会比常人更有耐心、更懂宽容”①。史汀生也请宋子文告诉蒋，“辣椒（史迪威）比糖蜜（陈纳德）更有需要”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9…340。
② 同上注。
二
温文儒雅、讨人喜欢的周恩来，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圈子当中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许多人接受他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为他们是良性的改革派政党，甚至还是民主的政党。周恩来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提供他对事件的看法，宣传他主张有助于战后中国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响力相当大，特别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当中①。戴维思（John Parton Davies）是个年轻的外交官，在史迪威底下担任高级政治顾问，他形容中共是“农村民主派”。另一位重要官员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则认为中共的宣传是“单纯的民主”——“在形式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②。拥这些是聪明、爱国，相当投入的美国人，他们把抗日及早成功视为最高优先，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有助抗日，最好不过。
① FRUS（1942）： China； pp。99…102； FRUS（1943）： China； pp。193…199。
② John Stewart Service；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169。
他们看待中国政治非黑即白，不知其中细微精妙，在今天看来十分奇怪，但却是当时的时代产物。美国军界和外交界老一派的中国通，以及在华美国记者，钦佩中国人民的文化和历史。他们看着周围的悲惨、贪渎和贫富悬殊，心生不忍；这些情况在中国已存在好几个世代，不过战事让它更形加剧，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