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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局。我们必须保住我们的侧翼阵地。”另一张说：“如果蒋介石翻船了，支持别人。”③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410。
② Stilwell； Papers； pp。236…238。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72。 在史迪威不成册的纸页中找到。
艾略特却对史迪威（蒋天真地留下来代表他的人）和他父亲此次的会谈，留下简短但不一样的记载。艾略特写下，史迪威表达他对“委员长政治手段”的不满，指控蒋“保留所有实力以便在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但是，罗斯福“脑子里还想着别的事”，包括“他和蒋的协议，以及他后来又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他除了“力促史迪威尽量努力把事办好”之外，没多说什么①。
①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207。
回到重庆，蒋在日记里承认，尽管开罗高峰会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他内心却唯有“忧患”而已①。国内的坏消息太多。其一是日军继续进犯湖南、湖北。第二是戴笠破获一桩阴谋：一群年轻将校计划在委员长从印度回国于机场降落时，予以劫持。戴已逮捕阴谋策划者，这些陆军参谋学校毕业生说，他们并不是要推翻委员长，只希望促请他铲除政府和军中的贪腐②。蒋下令把他们枪毙或判刑。我们可以相信，其中有些就是曾与窦恩将军讨论“上层变化”的人③。
①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4； 1943； box 43； folder 11。
②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113…114。
③ 同上注。
所谓的青年将校阴谋已经够糟，但蒋最大的隐忧是强大的军方司令官和各省掌权者，有可能对他不忠。他前往开罗之前，经常作乱的粤系将领李济琛（在桂林任职）就传出正在筹组一个南方将领集团，一旦重庆政府垮台即可出面统筹大局。据说，李济琛已和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达成共识。当蒋命令李到重庆接某个新职务时，他一口就拒绝①。蒋在和手下许多司令官（就某种程度来说，是全部）往来时困难重重，从这多少看出端倪。被指涉参与此事的其他将领没有位置不保。
① 同上注，p。114。
接下来的18个月，史迪威就像之前的窦恩一样，可能在私底下和信得过的国军将领谈话，让他们明白他对蒋的负面观感。果真如此，这些谈话一定有许多被戴笠手下的特务窃听到，或是遭合作的军官向戴笠打报告。有一天蒋和白崇喜见面时，对白暗示了此一情报能力，叮嘱他“讲话要小心”。当天稍后，白以一封文言文信函向委员长感谢其建议①。
① 此处和白崇禧的互动，参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192…2193。
尽管白崇喜在重庆位居要津，身兼副参谋总长和军训部部长，他仍是桂系三巨头之中，与中共显然保持某些秘密接触的唯一一人；不过，抗战之后白却是最反共的高阶将领之一。周恩来曾说，广西、浙江将领和中共有“最密切的接触”。周说，中国“半数以上”的军事领袖“环绕着蒋介石”①。但是，即使这些人也只是表面向蒋效忠，而且基于保险也保持与共产党的秘密往来。
① 周恩来1939年8月致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之摘要，其副本出现在共产国际档案中，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0a； file 296； sheet 146…96。
一
史迪威在12月11日回到昆明，次日就召见他信赖的副手窦恩将军。根据窦恩回忆录记载，史迪威告诉他，他在开罗接奉一道令他大为惊讶的口头命令。史说，这道命令要他“准备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史迪威说：“老大以他那种威严的口吻告诉我：‘如果你不能跟蒋好好相处，又不能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除掉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换个你能驾御的人。’”史迪威又说，这道命令不是要杀掉委员长，只是要准备一个计划。他不认为会有进一步的指示，他说：“美国不搞这一套。”但他还是指示窦恩去“规划”可行的办法，等候指令①。窦恩和另两名美国军官规划出一个备案：利用委员长搭机到蓝伽视察的机会，让美国飞行员伪称引擎故障，接着把一个不管用的降落伞给委员长，然后协助他跳机。听了这卡通式的计划后，史迪威表示：“我想这计划行得通。当上级下达命令时，我们就别无选择了。”这是窦恩最后一次听到此一计划②。
①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971）； pp。75…76。
② 同上注，pp。77…79。
但是，这并不是史迪威第一次下令准备暗杀蒋介石的备案。当时派驻印度的中印缅战区战略情报局高级官员伊福乐（Carl Eifler）上校表示，大约在1943年8月初至10月底期间，他奉召到新德里去见史迪威，史告诉他为了寻求“合逻辑的方法”进行战争，“有必要不让蒋介石挡路”。他要伊福乐去准备计划，但没说这道命令来自“老大”或其他任何人①。后来伊福乐因战略情报局的其他公事回华府，向适当的部门询问后得知肉毒毒素是最适合的武器，因为验尸解剖无法侦测出它。但史迪威没说这件事有任何急迫性，因此直到1944年5月，伊福乐才在史迪威的缅甸总部，向史报告已找到执行暗杀任务的方法。据伊福乐说，史迪威“摇摇头，表示他又有别的想法，已决定‘现在’不去执行它”②。
① Thomas H。Moon and Carl F。Eifler； The Deadliest Colonel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75）； pp。145…146。 伊福乐是中国战区战略情报局主管，但是他令局长唐纳文非常生气，因为他一直坚称他是受史迪威管辖。因此伊福乐觉得没有必要向战略情报局本部通报史迪威给他下达如此重要的一道命令。当他回到华府为其他事去见唐纳文时，也不提这件事。见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3。
② Moon and Eifler； Deadliese Colonel； pp。146； 184； 193。 两位作者并没说，史迪威在1943年的何月何日首次向伊福乐提到筹划暗杀蒋。
窦恩和伊福乐都是史迪威的死忠支持者，而且彼此显然互不认识。以下达给费恩的命令而言，我们推测史迪威是把罗斯福12月6日一句随口说说的话，即如果蒋出了事就得找个新人，当成是“老大”下达命令要拟定刺杀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依此证据得到如此结论是荒谬的。罗斯福肯定没要史迪威去准备一个杀害美国关键盟友的备案，一个在他下一次“炉边谈话”中被他形容为“具有十足远见、伟大勇气”的人；更何况这个人的妻子当年曾两度到白宫作客。此外，罗斯福此时并没有生蒋介石的气，反而是对美国一再打破对蒋的承诺，颇感愧疚。在开罗，他和蒋事事意见咸同——甚至国共合组联合政府都可取得共识；罗斯福又“像一头骡子般顽固地”向邱吉尔力争英国海军对缅甸战役的支援①。罗斯福还告诉儿子，没有其他人可取代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而且“纵使蒋氏夫妇有许多缺点，我们仍必须依赖他们”②。
①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395； 396。
②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154。
显然，史迪威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曲解了罗斯福的一句戏言。然而史迪威给伊福乐的命令，远早于他和罗斯福或窦恩的谈话，也没有在下达前表明是来自上级的某人。对照史对伊福乐谈话的时机，我们颇能断定他首次下达此一命令，是在10月7日至15日于印度时；也就是10月2日史迪威在重庆听说蒋介石已要求他解职之后的事情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217…218。
蒋从开罗回国后，就执起洞庭湖地区两湖大战的指挥权。受威胁最大的是湖南省会长沙，甚至桂林、衡阳也有可能受威胁，这些都是陈纳德空中攻击的相关地区①。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向华府报告日军新攻势时，预测中国不太可能发动大于“通常得过且过的防卫”②。事实上，国军拼命地抵抗来敌，伤亡惨重。衣暖食饱的日军使用现代枪炮、毒气瓦斯、空降部队，中国士兵在寒冬中却只穿平常的棉布制服、拿中国制造的旧步枪应战③。士兵为对抗毒气瓦斯，便找一块破布朝它撒尿，掩着脸凑合凑合。这些部队没什么机械运输工具，只靠肩上的扁担挑运装备，徒步上阵杀敌④。
① 许郎轩、张明凯合著，《中日战史（1937～1945）》（台北：崇武出版社，1971）p。412。
② FRUS（1943）： China； p。168。
③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64。
④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and Sons； 1991）； pp。262…263。
尽管国家大事繁忙，蒋很少工作到深夜。在美龄和亲友陪侍下，他晚上偶尔会观赏外国战争影片，但通常则在埋头写作《中国之命运》，接着读点史书，然后再享受一下读唐诗的乐趣。做晚祷就寝前，他一定再读另一本书《荒漠甘泉》。这是美国传教士考门夫人（Chas。 E。Cowman）1930年代编纂的基督教见证选集。蒋在每日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写下自己的感想，约伯的启示是这本文选的主调——面对灾祸、悲剧、侮辱和失败都应坚忍不拔。有一句他应该会很在意的话宣称，“凡被神大用的人，神先要使他的心片片破碎……这是需要忧愁来开拓灵魂。”①
① Mrs。 Chas。 E。Cowman； Streams in the Desert （Los Angeles：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1931）； p。23。
靠近1943年底的时候，蒋和未署名的文胆陶希圣，完成了《中国之命运》，此书具体呈现他对中国的伟大文化和历史，及其璀璨前途的观点①。这是蒋对毛泽东论中国之未来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应。《中国之命运》在国民党地区列为学生、公务员、军官和国民党员必读书籍，就像毛的著作在共产党控制区一样。这本书反映出蒋民族主义、高度反帝国主义和严格威权主义的清楚形貌，但是在世界事务上，它又是自由的、国际派的立场。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China's Destiny and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7）。
《中国之命运》主张毎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加入国民党。蒋宣称，公民“应特别注意、无时无刻不忘服从国策的责任”，人人应守纪律、效忠。他引用孙中山的训示“我们必须放下‘个人自由’的想法”，团结彼此“成为强壮统一的整体，就像沙石、水泥和起来的群众”。蒋所支持的确实就是这种公开的集权政体。他拒退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并重申孙中山学说所谓“民主达成前，必先经历”一段无限期的训政。蒋像孙一样，做了令人不安的断言，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