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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1945年12月5日，p。2737。
② 张令澳，《蒋经国在东北》，浙江省奉化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蒋氏父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pp。211…240。
蒋介石1957年发表《苏俄在中国》专书，指责国内外的干预，使他未能坚守早先政策不去占领东北，他反而“将最精华各军闯入东北”。他指的显然不只是俄国答应要合作，也指涉华府当局——除了魏德迈的个人建议之外——鼓励国军接收东北、美国海军同意运送国军6个兵团到东北。1957年，蒋慨叹做这个决定时，他靠的是外交，因此“以致舍本逐末”。①1945年12月，为了测试苏联，蒋命令孙立人恢复向沈阳推进，孙奉命而为，沿路没遭遇共军太多抵抗。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Cudahay； 1957）； p。232。 另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1951年8月7日，p。4753。
11月27日，回到华府述职的赫尔利大使无预警地宣布辞职，谴责国务院有一批人掣肘。杜鲁门警觉到环绕着美国对华政策恐将出现风暴，认为需要有更杰出的使节在事态不可收拾之前就完成美国在华目标。马歇尔刚从陆军退役，是美国功勋最为彪炳的三位将领之一，可不能让他退隐山林，骑马、写回忆录——至少，现在还不行。马歇尔和太太凯撒琳才刚回到维吉尼亚州李斯堡的住家没几分钟，杜鲁门的电话就到了。总统说：“将军，我要你替我到中国去。”马歇尔答说：“是，总统先生。”电话就断了。他想让太太休息一下后才告诉她，不料她却先从收音机听到新闻：她丈夫已同意前往中国，促成国共两党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①。
① Larry I。Bland； ed。； The Pa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 5； p。 372。
马歇尔使华消息一传出，周恩来在若干内部文件上说明，中共和这位美国最新使节谈判时，目标将是“中立美国”，善加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周有信心，由于“美、蒋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对“美国人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熟悉”，中共将因此一注定失败的谈判，在未来成功崭露头角①。这些因素事实上都会是马歇尔使华动态关系中的关键成分，没有人比周恩来更清楚热心的美国人之心理。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20。 Zhang Baijia（章百家）； 〃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pp。208…209。
同时，孙立人部队已推进到沈阳市郊，可是蒋还不确定是否可能和斯大林达成合理的解决。他写下：“应一本行营撤退之方针进行，以免中途再受其挟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故更应特别慎重，不再急于接收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2； 1945； box 44； folder 13。
马歇尔启程赴华之前，于12月8日分别和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会面。马歇尔说，他明白他需要全力以赴，影响蒋介石和中共谈判时做出合理让步，他应该向委员长暗示，美国未来援助与否与此攸关。但是马歇尔也说，他担心若是蒋不肯做出合理的让步，国共和谈破局、美国也因而终止对重庆的援助，结局恐怕就是“俄国在东北恢复势力”！也就是中国会像东欧和朝鲜被瓜分为共产和非共产中国。马歇尔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参与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强盛、友好的中国）……尽付流水”①。
①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这是以现实政治观点对局势的分析。杜鲁门本身就是思想强悍的人，又倾向于围堵的理念，立刻同意；但是他强调美国绝不会再增派部队到中国①。次晨另一次会议中，马歇尔指出他收到的书面训令中的政策意涵：假设他无法让委员长在国共和谈中做出合理的行动，“美国政府依然必须透过我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总统表示，没错，就是如此②。在公开发表的马歇尔指令中，杜鲁门要马告诉蒋介石，“因内斗不团结、分裂的中国，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美国援助合适的地方。”③但是12月15日，杜鲁门又发表公开声明，申明国民政府是“达成中国统一的实际工具”。杜鲁门说，中国的团结需要“向民主进展”，同时也要消除如共军的“自主军队”。蒋读到此一声明，非常高兴。这正是他衷心盼望的东西。美国总统已支持国民政府，并且不拖泥带水地支持蒋和中共谈判时的核心原则④。
① 同上注，p。14；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53。
② FRUS（1945…1953）； vol。 7： The Far East： China； pp。767…769。
③ White Paper； pp。606； 608； Feis； China Tangle； p。420。 范宣徳此时是远东事务局局长（Feis； China Tangle； p。351），大约同一时间，艾奇逊出任副国务卿，因而在国务卿贝尔纳斯经常出外时代理国务卿职务。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8； 1945； box 44； fold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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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出席庆祝世界胜利日酒会，吴国桢在旁翻译
12月16日，蒋飞到北平；这是1930年代初期以来他第一次来到故都。当时仍是个小男孩的一位华裔美国人，记得2个月前政府军抵达北平时，又抢又奸。即令如此，委员长座车开进紫禁城前大广场时，仍有十万名青年夹道热烈欢迎，使他相当兴奋。他向青年们演讲，声称过去“形同一盘散沙，招致敌人之侵略。今后要完成建国大业，则我全国同胞须集中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相亲相爱，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奋斗到底，乃克达成吾人之目的。”①
① 同上注。
演讲完毕，数千人蜂拥向前，想碰他的衣服或瞻仰他的威仪。保镖花了半小时才让他安全上车、离开。委员长一再向安全人员说：“没事，没事。”委员长的巨幅肖像立即在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上方悬掛起来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12月19日，p。2740；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159。
接下来，蒋飞往南京，从飞机上可以看到中山陵，他一定想起1937年和宋美龄仓皇辞庙、南京遭遇屠杀、破坏那一幕。他心头五味杂陈。他感谢“天父”庇佑，有此“光荣胜利”。从机场出来，他正襟危坐在敞篷轿车后座，沿途只见民众欢欣鼓舞，泪水不禁浮上眼眶。回到军校校园里的旧寓所，他拿起毛笔，把官邸里的礼拜堂题为凯歌堂①。
① 同上注。
中国未沦陷的地区在最高点的时候有大约3千万难民。数百万长期难民大多是城市居民，是中、高阶政府公务员或党工干部，在重庆、昆明等自由地区苦撑待变。数十万军官及其眷属则住在乡下，经常搬迁，从来不知明天又会是什么光景。绝大多数人节衣缩食，熬过日机轰炸、疫病和粮食短缺①。当他们回到南京、上海和数百个1937年前他们工作、生活的市镇时，满心的胜利之情，觉得苦尽甘来，要出头天了。
① 根据作者与近百名国民党人士的对话，这些人都经历抗战期间流亡生活。
1亿5千万人则无法追随政府到后方自由地区，有些人与日本人或傀儡政府合作，发国难财；少许人暗中抗日，大多数则逆来顺受，以最低程度的合作苟且性命于乱世。可是，在许多流亡到后方的人心目中，这些留下来的读书人、专业人士和富人身上似乎有污点，所以他们期待自己会受到优惠待遇。委员长指派许多国民党将领为各省市首长，大部分的新官根本不是当地成长的本乡子弟。派外地人任官主政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但是在战后的环境中，这么做不仅没有扼抑裙带之风和贪渎陋习，反而助长其势。最立即的伤害是，蒋竟然派南方人出任东北各省省主席。
周恩来的特务和蒋介石的许多敌人夸大或编造战后许多贪渎案件，但仍有不少事件是确有其事。新近得以自由发挥的媒体，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上海、天津、昆明、广州、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报纸一夕之间恢复报导活力，动輒以社论抨击政府各项弊端。
蒋介石身边某些亲信，如蒋经国、陈立夫、陈诚和张群等人，并不贪污，也向他报告社会上蔓延开来的贪渎风气。离日本投降仅只2个月，蒋就召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新任命的高级官员入京训话，责备国民党接收官员胡作妄为①。但是，蒋虽然斥责官员贪渎，要求采取制止行动，他却认为这些问题有如通货膨胀，仍属次要问题——他认为此风不可长，但仍未“猖獗”②。此外，认真矫正高级官员的窃占问题，恐怕会产生复杂的政治问题；因此，蒋认为这个改革还可以继续搁置一段时候，等到真正的政治团结达成之后再来处理也不迟。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6； 1945； box 44； folder 11。
② 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l in China （Toronto： Doubleday Canada； 1970）； p。114。
同时，中共并没进入城市或接收可能自肥的大型官僚和企业机构。中共干部生活在困苦环境，随时可能被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剿灭；抗战胜利之后，他们没敢预期过去的牺牲会得到回报，而是预料前途多艰、更要牺牲。
当重庆政府订定即将毫无价值的伪政府货币可兑换正式“法币”的汇率时，那些沦陷区的人民怨气更是冲天。9月间，重庆一块钱法币可兑换伪政府法币30元。由于过去一年多日本败象已现，黑市汇率一路攀升，已经到了1比200的地步。重庆政府此时通过正式兑换率与黑市兑换率相等，造成民间盛传政府侵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之资产①。例如，《大公报》社论声称，老百姓一觉醒来，发觉“绝大多数人倾家荡产……几辈子积攒的财富一眨眼就转到握有金圆和国民政府大洋的人手中。”②
① Ar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74； 182。
②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313。
后来的学者引用《大公报》的说法指称，在沦陷区“多数”中国人——意即1亿5千万人的大多数——由于货币贬值，一夕之间倾家荡产①。但是，认真检验之后，就知道这个指控不能成立。譬如，黑市兑换率一向迅速反应出市场价位。最重要的是，两种货币的兑换率不会影响土地、房屋、珠宝或黄金、白银的价值——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这些传统的方法保存其财富。以伪政府法币为计价基准欠债的人，实际上还因为它币值大跌而受惠呢！②过去一年多来，沦陷区人民早已预料日本迟早要败，通货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