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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典条件作用理论为基础的行为疗法更具感觉论意义的应用之一是厌恶法（ｔｈｅ ａｖｅｒｓ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这种方法使阅读过《装发条的橙子》一书或看过以此书为蓝本改编的电影的人回想起其中的情景。在那本书中，一种“反”交互抑制法被用来对一个犯罪的惯犯进行反条件作用，使他看到一幅幅犯罪、强奸、人伦堕落的情景，同时对他施加一系列的电击并用化学药物使他恶心。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引入恐惧和恶心作为交互抑制物来压制他的敌意反应（强奸、凶杀），类似于孩子与白鼠玩时发出一个可怕的噪音使他产生对白鼠的恐惧那个例子。不过，行为疗法医生并不完全以这种方式运用厌恶疗法。他们有较为和缓的方法来帮助人们控制进食以及类似的行为。有时，行为疗法医生甚至把这些方法称为自我控制法。
例如，每当一个人具有吃的欲望时，他就会被诱想到一些令他恶心的东西，如类便或呕吐物。如果行为疗法是以操作理论为基础，紧随吃东西之后的事件就会受到某种方式的控制。如果一个人违反自己的节食计划吃了东西，他就可以闻一种刺激性气味（称为负面自我惩罚），也可以采用在家里悬挂自我批评条幅的方法；或者，每天当他不能坚持节食计划时，节食者就可以把自己超重的画像挂在电冰箱上。把这类贬抑性条幅或画像除去，是一种反向（即由负面转向正面的）自我奖赏形式。这样，节食者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操纵条幅或画像的出现，以“控制”自己坚持节食。在对付酗酒方面，一些特殊药物已经研制出来，使一个人喝酒时产生恶心的感觉。在这一方面，摆在行为疗法医生面前的挑战是
如何鼓励酗酒者“吃药”。
上述这些向我们表明，病人的意向、他的执意练习，以及他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对于行为疗法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行为疗法只起着辅助的工具作用，即帮助有目的有机体，使它内在寻求发生的东西出现。很多行为疗法专家认识到一个人的意志力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不幸的是，由于理论观点的缘故，他们还是退回到中介理论上去，以此来解释这类因素。他们不了解人类行为的响应性，所以，他们依然认为“行为矫正”是一种对人施加影响、不需人的配合而产生效果的东西。由于意识觉知是任何人类条件作用的前提条件（见第六章），所以很清楚，没有人的合作就没有所谓的行为矫正。至少，行为矫正不可能从动力因控制的意义上发生，而动力因控制正是被行为主义者用作他们疗法的科学根据。
７０年代中期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联邦监狱里发生的事就是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的证明。那座监狱的官员们实施了一次称为斯塔特（ＳＴＡＲＴ，即特殊待遇与自新培训）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罪犯们的行为将得到改造，他们的操作反应将回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开始时，罪犯们被禁锢在孤独的牢房中，监管人员根据犯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遵守监狱制度的好坏情况逐步给他们增加特殊的权利（较好的生活设施、特殊的食物、较多的自由等）。？计划的自新时期是一年。参与斯塔特计划的囚犯只是极少数，但这也没能阻止联邦监狱里２２５００名囚犯对此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计划的实施。他们在法庭上争辩说这个计划违反人权。这个案子还没
有被依法判决之前，计划就被监狱的官员中止了。这并不是说其他依赖较少戏剧性情境的计划现在就没有了。但是，问题的要点是，有那么一群人在体现价值的原则上据理力争，向他们认为是公然违反了所谓人权的东西提出挑战。
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五章（ｐ．９４）讨论过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我们现在就可以体会到，单纯从动力因意义上谈论价值是不可能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像随风飘落的树叶那样按照常恒原理或能量守恒原理的能量分配到处运动的无生“物”，（见第三章）永远不会按照人们“应”如何做这样的价值原则运动。像白鼠和家鸽这样的较低级动物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行为主义方法受操纵，但它们却不可能相信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违反原则的事情。然而，当一个囚犯或一位精神病人在受到他的“管理人”操纵，又决定不按规定的要求去做或决定通过法庭作出反击时，他所反映出来的行为就与无生物或较低级动物所反映出来的行为全然不同了。
即使一项行为矫正计划在一所监狱里“行得通”，那也仅仅因为要么是囚犯们相信这种计划的目标而把这些目标作为行为规范的标准，不然就是他们受到恐惧或恐吓等的胁迫而采取顺从的行为，或者是安心“应付一下”直至能完全摆脱这个计划。
这些操纵必然包含着一个断言：从囚犯的“对，我们的确有所得益”到“入国问禁，入乡随俗，‘否则，哼，就不好办了’”之类的想法，应有尽有。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从这些前提里显露出来的响应性都可以被行为矫正论鼓吹者们衡量到，但他们却站在这个过程之外，从外观上把它当作自
己的而不是囚犯的操纵记录下来，一点也不承认其潜在的目的性。
人类行为这一有前提的方面一直为斯金纳这样的行为主义者所忽视，他们把他们的受控社区，第二十、第三个……沃尔登第二看成笛卡尔式幻想变成了现实，在那里动力因的自然流动方向必须被拨正。斯金纳理论的信徒和别的行为主义者们从来就没有理解人类的本性。人们需要有所信仰；他们需要一个有价值的“那个”以作为生活的寄托，并给他们提供某种尊严的尺码，而斯金纳却把这种尊严称为幻觉。这绝不是幻觉，因为当他们觉得失去自尊时，他们就会垂头丧气，失去信心，或者会对剥夺了他们尊严的人产生敌意。
毫无疑义，联邦监狱里的２２５００名囚犯并不仅仅是因为某种利他主义的原则受到触动而对行为矫正计划进行斗争；很多人是为了骚扰监管人员而纯粹以此为乐。但这并不排除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事实。这些囚犯的领头人和把此案诉诸法庭的律师们是从某些与行为操纵无关的方面据理力争的。人类价值、伦理标准和道德准则都不能以负或正强化为基础被改造成任何形式。换言之，这些价值标准构成了目的行为赖以为基础的理性根据。使所谓的强化成为正或负的首先是行为的根据，尽管它们没有被清楚地表明是先行价值。我们总是可以通过把人作为响应者来分析而找到充当根据的价值。正如狗的尾巴不能摇动狗一样，所谓的强化物也不能造就先使这些强化物成为可能的价值。
存在主义现象学疗法
心理疗法实践中最后一种方法或许是最现代的，即它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哲学。现在是一个“放任的时代”（Ａｇｅｏｆ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做自己的事”据说都是正当的。这种理论有某种存在主义基础，虽然并不是所有存在主义者都赞同这种观点。存在主义信念中有一条更普通的原理是：人类对其生活中发生的东西总是起主要作用。从这一点看，存在主义与阿德勒的观点是并行不悖的。但是，比个体心理学家更为已甚的是，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强调一切行为决定的现时性。这种现时性以现象经验为基础，人则总是通过这种经验“取得”生活并赋予生活以康德模型意义上的含义。
存在主义心理学对精神分析持批判态度，认为它过分注重人的童年；它也否定行为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因为后者把过去置于未来之上以作为行为的首要决定因素。作为一个人生活中“变化”之流的“现在”对行为的决定是最重要的。那些偏爱存在主义主题的历史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布伦塔诺、伯格？和胡塞尔等，也同样喜欢把人看成生活在个人现象经验之中，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把意义主观地加于［本体］现实之上，而不单是感性现实输入的工具（见第四章，ｐ．６３康德模型的讨论）。胡塞尔甚至试图找出一种现象研究的方法与较为客观的科学方法相匹敌，但他的努
力并没有真正取得成功。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精神上生活在一个主观规定的、但却是我们的个人现实的现象王国里，那么，我们就要为自己的生活承担个人责任，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丰富我们的经验。克尔凯郭尔曾从精神上要求我们对上帝作出承诺时要有生动活泼的个人意义［象征］，而不要让有组织宗教的空洞仪式耗尽我们的精神资源。尼采则直接了当地要求我们每天“跃”入生活中。正是这种自决精神被“二战”以来的群众运动所普及推广，如垮了的一代、嬉皮士现象等，现在又渗透到现代精神之中。
在心理疗法中，存在主义理论最早和最坚定的卫道士之一是罗杰斯。他把自己的方法称作顾客中心疗法。在疗法的名称中用上“顾客”一词是很重要的，因为罗杰斯认为，如果我们把治疗过程的共同参与者称为“病员”，他们就会像病人一样被动而耐心地等待施治，而不是生动地采取行动。他甚至不喜欢使用“治疗医生”一词，而喜欢把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按其辅助关系称为促进者。在顾客中心疗法中受到促进的是顾客的一致性，即一个人独有的感觉与他在生活中理智上的信仰、价值和希冀目标的连贯性。很多人长大以后表现出来的是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价值，尽管他们自己没有认真考虑和肯定过这些选择。他们的自我概念是如此薄弱，以致他们在自己到底是？这个问题上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不一致了。他们的现象领域不断受到压迫和扭曲，与他们的真实感觉完全失去连贯性，就像一个胡乱拼凑起来的字谜游戏，各条线索被牵强地凑合成一个不知所云的总体。一
个年轻的大学生尽管很喜欢学习历史，却选修了一门医学预科课程。这反映了他的父母的价值观，因为他的父母总是梦想他有朝一日能成为医生。无论他是否能如父母之愿取得成功，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个人在生活中身不由己。随着这种不一致的因素增加，这个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失调了。
为了矫治这些畸形的现象性存在，罗杰斯与他的顾客建立了一种完全放任的关系。他绝不要求顾客干些什么，但对每位顾客本人却表现出一种无条件的、正面的尊重和认可。这并不是说罗杰斯赞成他的顾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顾客把自己对经验的每一种想法（更重要的是每一种情绪）都表露出来，以便进行公开的检查。罗杰斯这样做时不作任何指导，只是抓住治疗期间的每一个机会让顾客主动领头，鼓励他承担起变化的责任。在顾客说了些什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