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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是后来出现的另一位主要的行为主义者。他赞成巴甫洛夫的古典条件作用观点，提出了强化的概念，以解释条件作用产生的过程。强化指的是加强刺激反应的规律性，以假定的、有机体得到的某种利益（当这种利益与刺激—反应的规律联系起来时）为基础。这种利益总被认为是对某种内驱力状态的缓解，如满足了饥饿、口渴或性的欲望。在古典条件作用中，当食物被放进狗的嘴里时，这就强化了条件刺激？条件反应的联系，因为狗的饥饿内驱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减弱（或者至少表明，饥饿状态将很快得到满足）。
运用这一内驱力削弱概念，我们就可以解释那个小孩发
脾气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在小孩每次发脾气之后，都有某种强化刺激发生。为了论证，现假定那个小孩内心有求取母亲的关注和爱的内驱力。他可能更希望得到母亲的亲昵表示，但是，只要有任何一点关注都比没有好。事实上，在每次发脾气之后，他都得到母亲的大量关注。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下列序来描述那个小孩的条件作用：条件刺激（不顺心的情境加上欲求母亲关注的高度内驱力）通过以前经验的中介导致条件反应（发脾气），被母亲的关注加强（内驱力缓解）。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强调这一系列行为，包括过去经验的中介作用在内，绝不是有目的性的。在中介理论中，我们从未超脱出质料（内驱力）和动力因的范围。赫尔可能会说，目的论者所谓的小孩想操纵母亲的关注的打算，只不过是一种中介暗示，它本身在较早的时候就被当作环境影响的一种（动力因引起的）“结果”输入来了。由于暗示也是刺激，所以，这种“储存”起来的暗示（中介物）就对来自有机体本身所处环境中的现行刺激作了进一步的加工。也许，小孩在家里会很自发地发脾气，但由于中介暗示的影响，他把自己的故意反应逐渐从家庭中的暗示延伸到家庭以外的类似家庭的暗示，直到他在公共场合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小孩有意让这种行为发生。人类行为被错误地视为自我指导的，这是由于人类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即我们能把昨天的输入反应储存下来作为中介辅助物；这些中介辅助物具有今天的刺激的特征，能相当机械地却又以多种方式来指导我们的行为。甚至连那些不遵循古典条件作用训条，
而且也鄙弃生物内驱力缓解理论的斯金纳学派的行为主义者，也愿意把有机体看作不过是插在环境输入刺激与动力因引起的行为这种输出反应之间的影响中介物（见第五章，ｐ．８５）。
行为主义者引起人们怀疑的方面是：其倡导者经常使用目的论的语言，尽管他们改变了有关词汇的公认意义。例如，托尔曼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目的行为主义，但他用此词与早期的目的理论所指的并不相同。对于托尔曼来说，目的只是行为总指向环境中的一个目标这种事实，但它本身却总是受具有动力因本质的先行“变量”推动。他讥笑过麦独孤，说他努力用传统的目的论方式解释行为，把目的因带入自己的解说中。在他的中介理论中，托尔曼没有明确规定行为中的目的究竟有什么含义，而是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理论中的形式因。认知图就是这样一种模式。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行为的“道路图”——它被有机体早期输入，现在又被用作辅助刺激。
但是，正像椅子作为椅子并没有目的一样（见第二章，ｐ．１４），道路图也没有目的。我们要谈论目的，并用目的表示目的论者以前总是用此词所指的意义，就需要一个本体有目的地把道路的模式组织整理起来作为旅行的辅助工具。托尔曼的中介概念从来未明确揭示这一本体因素，因此，他的“目的行为主义”是错用了目的论词语。有趣的是，大约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却朝着与托尔曼相反的方向也在混淆理论术语。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不是从机械论术语滑向“听起来似”目的论的术语，而是从目的论术语滑向“听起来似”机械论的
术语。
古典精神分析学中的精神决定论
曾与赫尔姆霍茨一起发誓反对生机论的一个同学就是布吕克。他是一位药理生理学家，后来，他支持梅尔的常恒原理。这一原理认为，自然界中所有的系统都是在能量弥散的基础上运作的；如果能量以某种方式分解，或者以某种形式释放出来，它就会重新分配，使整个系统里的能量水平再次全部保持常恒。当我们用双手从中间压挤充气的气球，然后松开时，我们就会看到它很快地恢复原状；当大气团移动形成高压或低压点时，以地球大气层内总的能量分配为基础的天气模式就会受到影响。从这些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常恒原理在起作用。赫尔姆霍茨在其能量守恒原理中就运用了常恒性。例如，树干含有的潜能与它的物质所含的全部能量完全一样；燃烧时，它释放出完全相等的热能使水烧开，并使之变为蒸汽能；蒸汽能又推动活塞“相应的次数”，使引擎沿着铁轨移动恰好“相应的距离”。在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能量中，都存在着常恒性，并由于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时的传输失效而伴随某种程度的损失（如蒸汽的损失、活塞的接触摩擦等等）。
这种质料因与动力因相结合的策略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公认的对事物进行科学解释的方法。那时，弗洛伊德正在完成自己的医学学业。而且，他在维也纳大学的生理学教授不是
别人，正是布吕克——弗洛伊德最尊敬的人。事实上，弗洛伊德推迟３年才去攻读医学学位。那时，他就在布吕克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显然是希望从事学术生涯，当自己尊敬的教授的助手。在那关键性的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当弗洛伊德奠定了精神分析的主要原则时，他还受到朋友和同事们如布洛伊尔和弗利斯的鼓励，以物质决定论为基础对行为进行彻底的解释。但弗洛伊德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的人。他在自己的咨询室里开始接待神经症患者，对病因提出其他的一些解释。他发现，他的病人的疾病肯定是由关于性方面的愿望和幻想造成的，但这些愿望和幻想却不能通过常恒原理被分解成基本的力或运动。
例如，有一位仍是处女的妇女，她非常想得到性生活的经验。为了实现自己的这种欲望，她甚至愿意受到别人强奸。她的歇斯底里性错乱就是以这种愿望为基础而形成的。通过用自己身体的“两个端点”作出引人注目的类比，她用一端的痛苦（偏头痛）来表示另一端的痛苦（未实现的性欲）。在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得以说：“结果表明……歇斯底里头痛是由于幻想的类比导致的。这种类比把头部与身体的另一端等同起来（两个地方都有毛发—两颊和臀部—嘴唇和阴唇—口腔和阴道）。所以，偏头痛可用来代表强奸，疾病就代表愿望的实现。”当然，这种类比并不是有意识的。这个妇女并未意识到自己把性欲表现在头痛里了，因为她成功地抑制了这种“不正当”的欲望（把它排除在意识觉知之外）。还有一个女病人听说过口腔性欲便产生与男人实现这一行为的潜意识幻想，结果发展成喉咙不舒服而导致连续不断的咳
嗽。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意识或潜意识性质的种种愿望、欲望和幻想并不是一个在闭合系统里被试图重新分配的推动的无目的运动。诸如此类的概念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它们显示了事件正采取的发展方向。在对行为的描述中，弗洛伊德表现出一种最不推崇托尔曼的样子，使用了目的一词的传统含义。人类似乎甚至能够指导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以表明某种观点，表达某种愿望，或许甚至能在这个过程中惩罚自己。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有形的，而是完全精神的东西。弗洛伊德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与物质现实适成对照，……在神经症领域，精神现实是决定性因素。”对于布洛伊尔和弗利斯来说，很显然弗洛伊德至少在两个方面正在与科学上所抛弃了的东西调情。首先，他喜欢从每例神经症中去找性的根源；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叙述心灵是如何影响物质的过程中，他热衷于运用目的论的解释法。他收藏的病历读起来更似小说，而不似科学的描述。尽管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和弗利斯两人之间的分道扬镳还有其他原因，但是，无可否认，这与他们在如何对行为进行正确的科学描述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紧密相关的。不久以后，弗洛伊德就把自己的解释方式同时运用到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身上了。
心理学中最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因为弗洛伊德确信潜意识的行为决定因素，所以，他的理论描述与物质决定论者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两种理论都认为，意识不是控制的“独有”起源，由此可知它们说的都是同一回事。这
种观点把物质决定论与精神决定论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它忽略了如下事实：弗洛伊德认为，心理活动的本质是潜意识；意识只是冰山的尖端，由我们出生于其中的那种完全的潜意识状态发展而来。观念始于潜意识，然后发展成觉知。因此，潜意识总是知道心灵中的一切东西。抑制就是抵制那些因某种原因心灵的意识方面不能接受的观念。所以，处于意识觉知以外的东西并不处于心灵之外，而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物质决定论中则正是如此。
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决定论的观点把形式因和目的因的意义结合起来了，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它称为行为的“概念决定”论。他使用过的具有概念性质的最明显比喻之一是弗伊罗（ｆｕｅｒｏ）。这是一个西班牙词语，指古代赐予省郡并永远成为其法律制裁一部分的一种特权。一个拥有弗伊罗的省郡，就有权要求皇家作特殊的考虑，而且，当弗伊罗被提出来时，必须受到尊重。各种潜意识观念就像弗伊罗。它们可以就过去出现过的某个问题对现时的人格施加影响，而这个问题在早些时候是以固结或“障碍”的形式出现的，如今行为则为此而实施（通常，现在则象征性地再创造出这一早期障碍的意义）。意识并不觉知到弗伊罗现在所表达的意义，就如弗洛伊德的病人并未觉知到自己的潜意识的性幻想一样。这样的意义是在梦中和某种症状的选择（如那位妇女的“咳嗽”）中表现出来的。但潜意识则总是知道。也就是说，在人格的潜意识中某些被称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本体点知道被象征性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因为正是它们达成了妥协而确定了神经症的外部症状（头痛、咳嗽等）。与托尔曼不同，弗洛
伊德把本体的问题置于其理论的首位。事实上，我们有几个本体以及几种不同的、这些本体于其中活动的意识层次。弗洛伊德总是坚持认为，我们人类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唯一的条件是我们关于心灵（精神）的概念扩大到包括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次。这又一次表明，意识认识以外的东西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