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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也总是会对群体的急躁、它们的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正像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一样。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却大不相同。例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最近法国历史中的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生动的说明。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①。几年后，关于谅山一次无足轻重的失败的电文，再次激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大臣都未被解职。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则女人气最多，凡是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会立刻为之大变。但是这样做，无一例外地等于是在悬崖边上散步，不定哪天必会跌入深渊。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时说过，它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迅速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动极为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在群体众目陵暧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要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好像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在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历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历来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以上所言，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这种品质无足轻重。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说不太通。若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好几本书，也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些没有得到证实的主张。因此我要为它举出几个实例，它们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挑出来的。
下面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因为它来自使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问的。一名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过去也曾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游大，想寻找到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值勤兵突然发现了有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是在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当时的全体官兵所接受。
使眼前发生的事情遭到歪曲，真相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人数众多。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群体，就算他们全是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马上就会消失。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非常奇妙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达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让他们审查了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杰出观察家得到的报告全都同意，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他向他们表示，这不过是简单的骗术造成的结果。“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这份文献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的极端虚假”。他说，“显然，甚至众多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其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吃惊。但是他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见，对于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就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窒息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来。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有孩子的同学，他所根据的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但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应当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即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就儿童而言，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得合理。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一些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何在。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属于可以用来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