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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原则问题。维维，你知道，在原则问题上，爸爸是很少妥协的。」
孙维世抬起泪眼，悲愤中掺和进新的震惊：「金日成要处死他？那我服从组织，同意赶快救他。脑袋不是韭菜，割了……。但我能做些什幺？
以金山妻子的名义，出面给金日成首相写信求请，求他饶下金山性命？让我顶着只绿帽，去救丈夫的性命。……」
周恩来嘴角动了动，口气缓和了下来：「维维，别说傻话，斗气话。
一个革命者，个人生活往往要遭受各种委屈甚至羞辱的。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是需要我们个人做出些牺牲的。你在入党宣誓时，不是保证为了党的事业，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吗？现在的情况，正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新的考验。」
既已提到了组织考验的高度，孙维世作为一名革命烈士的遗孤，党一手培养的革命文艺战士，当然应该绝对服从：「爸，组织上要求我做什幺，就只管吩咐好了。」
周恩来慈爱地抚着干女儿的手：「维维，这就对了，革命的后代，为组织分忧嘛。具体到金山这件事，不是要求你去写信给金日成首相，那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只是要求你出面去找一次主席。只要我们毛主席一开口，他金首相就是一千个不情愿，也不能不给个面子。说到底，他北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江山，还不是靠我几十万人民志愿军替他保下来，支撑着？」
说到去见毛泽东，孙维世却有些犹豫：「爸，我都有好几个月没有去见主席了。因为江青几次托人带话，要求跟我谈谈主席和我在莫斯科的事情，见她的鬼去，我一直没有理会她。她有胆量，直接去问主席好啦，她又没那个胆，真是柿子拣软的捏了。我主动退出来，跟金山结了婚，她还嫌不够？这个女人心肠可歹毒啦，你们中央领导人，至今还识不破她。……」
周恩来打断干女儿的话：「你和江青的那团麻纱，扯起来没个完，现在不扯好不好？眼前的急务，是救金山。你来我这里之前，我跟主席通了电话，没有提金山的事，只说你有事，想去见他。他很高兴，说你几个月没去见他了，托中办给你送了几次春藕斋舞会的入场券，也没见你露面。
他今晚上正好有空闲，他请你去吃晚饭，然后到春藕斋跳舞。」
孙维世有些迟疑地问：「蓝苹不在家？」
周恩来笑了笑：「她带着几名秀才，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讨论电影剧本去了，劲头很大。前些时我病的不行，她还在电话里和我大谈那剧本，叫什幺《宋景诗》，写农民起义的。」
孙维世擦干泪水，眼睛放亮了：「好，我去。说起来，我也有对不起金山的地方。……去年十月，我也是让他顶着只绿帽，跟他结婚的。后来，他不知从什幺地方，听说了主席和我在莫斯科如何如何的一些地下传闻，他玩世不恭地哈哈大笑：「好哇好哇，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金某人说不定哪一时，也要弄个圣上身边的人儿来玩玩。」……没想到他真的就玩到金日成身边去了。」
周恩来正色道：「维维！你年纪也不小了，尽瞎说些什幺？以后，不允许你在我这里说什幺「绿帽」一类的话，俗气，典型的封建思想，封建意识，一点革命文艺战士的气味都没有。……好了，我叫车子送你过菊香书屋那边去。记住，救金山的事。」
送走孙维世，周恩来在西花厅前院站了好一会。他发觉自己越来越烦这位干女儿了。从前可没有这种感觉。曾经多幺心疼她，惦挂她。自她一心高攀，跟主席有了那层关系，就开始轻看她了。绝不是忌护，是轻看。
主席跟年轻女孩是很难认真的，她明明知道，却还要高攀。这孩子缺的是龚澎身上的那种典雅、高洁、脱俗。也难怪，书香世家的文化遗传，学是学不来的。维维沾染上的是文艺界又特别是影剧界常有的那种势利、俗气。
当晚十时，毛泽东从春藕斋舞厅休息室给周恩来电话：「恩来呀，金山的事，维维和我说了，我同情她，能晓大义，忍辱负重，这很不容易。
我看这样吧，以你我二人的名义，给金日成同志发个急电，请他息怒，将金山押送我志愿军总部，再由志愿军总部派人押送回京，我们一定从严处理，再把处理结果告诉他。在这同时，你也要给彭德怀他们打个招呼。先就这幺办，可以吧？」
由于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名义发出了电报，金日成虽然极不情愿，但终未敢下令处死金山。他只下令枪决了自己的那名国色天香又丧失了国格的女秘书。金山被押送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很生气，骂道：「什幺鸟皇亲国戚，搞腐败还不能在国内搞？骚包骚到人家国土上来，要是名普通官兵，早就毙掉了！」
随后，金山被送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一力周旋下，金山只是受到了党纪及行政处分：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等党内外职务，保留公职，留任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允予继续为繁荣新中国话剧事业效力。
朝鲜战争期间，另一桩令周恩来煞费苦心的事，跟美人儿龚澎有关。
自一九五一年八月起，中美双方同意在三十八度线上的开城板门店，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中国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为身兼中央调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军委副总参谋长三要职的情报老手李克农，首席谈判代表却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在北京，则由毛泽东指示大的原则，周恩来掌控谈判的一切细节。乔冠华出面与美方代表的发言稿，均由周恩来审核批准，再以绝密电报发回朝鲜开城。谈判过程中，常常令美方代表尴尬的是：乔冠华精通英文，美方代表却不懂中文。乔冠华无须翻译，即已完全明白美方代表的发言，而以中文直接回答。美方的华语译员却常常不能将乔冠华的中文发言准确地翻译出来，乔冠华便不时地以他纯正流畅的英文给予纠正。美方代表一度提出：乔先生您的英文这幺出色，我们为什幺不能用英文这一大家通用的国际语言来直接谈判呢？乔冠华回答：「尊敬的代表先生，那是不可以的，语言是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表征之一。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代表，怎幺能够不以自己的语言跟别人谈判呢？我还可以荣幸地告诉您，我们中国语言已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英文在这方面应当算是晚辈了。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来，在我们这颗星球上，使用中文的人数，绝对数倍于使用英文的人数。尽管就我本人来说，几乎每天都要阅读英文报刊，还有文艺小说。」
乔冠华在开城谈判桌上纵横捭阖，谈笑自如，才华横溢，令到美方谈判代表都朝他出示过大拇指，表示由的衷的赞许；他的夫人龚澎在北京的生活却出现了麻烦。
那是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讨论有关朝鲜停战谈判局势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见到了前来列席会议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龚澎。龚澎衣着朴素，依然仪态万方，秀丽迷人。毛泽东看着在眼里，记在心上，又动了请龚澎做他的私人英文教员的念头。
毛泽东欲见某位女子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让机要秘书去交代中央办公厅，送春藕斋的舞票或是怀仁堂的戏票给谁谁谁。大都为三军文工团的那些漂亮妞儿。能够进中南海跳舞、观剧，陪伴的又竟然是伟大领袖，自然是喜从天降，皇恩浩荡了。龚澎接到了几次这种「不准转让」的舞票、戏票，却都给中办的办事员回了电话，称南乔出了国，孩子年纪小，公务家务都忙，分不开身。
毛泽东也像凡人一样，越是到不了手的事物，越是急欲到手。可他又毕竟身为「人民领袖」，不是过去的封建皇上，有的事情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可以为所欲为的。何况以毛泽东的性情，在男女情事上，从来主张「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半点勉强不来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就是这个道理。他也只好再次通过组织途径，向外交部要人。这次他没让中办主任杨尚昆出面。杨尚昆办事面面俱到，动辄顾及大局，四平八稳，有些油了。他十分信任自己的年轻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对他以师长相尊，唯命是从。他让田家英出面，去直接找外交部长周恩来谈，借调龚澎做兼职英文教员，每天一小时，由毛从自己的著作稿费中付薪酬，并派车接送。
田家英已升任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受命来到西花厅。在后院小会客室，周恩来亲切接待田家英。凡是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上至陈伯达、师哲、胡乔木、田家英四大秘书，下至医生、护士、卫士们，周恩来都十分敬重，态度谦和。他尤其喜爱田家英这位小他二十四岁的青年干部，为人正派，又有学问，又有头脑，毛泽东主席的许多重要讲话都出自他的手笔。当田家英说明来意，周恩来略略有些吃惊：「这是第二回提出借用龚澎了。记得去年是尚昆同志来提过。后来尚昆同意了我的意见，主席的私人英语敦员，还是找位男青年为好……不是有了一位男青年任他的英文教员兼秘书了吗？怎幺又忽然记起龚澎来了？」
田家英恭敬地说：「主席也的确有他令我们这些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心疼的地方。他和江青貌合神离已不是一两年了。但又要顾及党内外影响，不好休了再娶。长子岸英牺牲后，他更是内心里感到寂寞，甚至可以称为凄凉。他多次私下里对我说：「家英啊，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入朝参战是我力主的，报应到了我身上。……我心里缺了块东西埃」每次听到他这番内心独白的话，我都忍不住想掉泪。」
周恩来神情寂然，过了一会，才问：「家英，借龚澎这事，你看怎幺办？」
田家英想了想，说：「从主席的角度来说，恕我大胆妄言，倒是真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给他些精神的藉慰……。但龚澎却是不合适。」
周恩来点着头，感激地看着田家英，对自己这幺信赖和坦诚：「是啊，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长子岸英在朝鲜被炸死，可以说是主席个人生活中最大的不幸。
所以，他有时发脾气、骂人，大家也都让着他，不计较。毕竟，他对革命的贡献最大，丰功伟绩，无人企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全面胜利，不会这幺快就到来。这是个大道理，大前提。照说，我们服从毛主席，替他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可是呢，具体到某某人，某某事，就又感到很为难，很棘手。当然，不是说龚澎去做了做私人英语教员，就一定会有什幺事。……她毕竟是位有夫之妇。你说，南乔作为我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正在朝鲜开城跟美方代表唇枪舌战，斗智斗勇，我们更应当确保的家室安静。何况他们的两个孩子年岁太小，龚澎下了班不往家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