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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滋的肤色、气质给人的印像都好似沉默的俄罗斯人，眼睛大而清澈，但是饱含着别人难以理解的忧郁。
更多的时候，他神色疲惫。
他的声音不高，但十分清晰有力。
“谢谢。。大家，谢谢。。艾艾小姐的发言……”他稍作停顿，微笑着扫视一下会场，目光就飘开了，上升到众人头顶。
他接着说：“我们过去强调与国际接轨，并且一直都在讲创新，这些提法都没错，也是主流艺术所应该涵盖的。但是创作毕竟不是生产……”
他的声音在放慢之后，接近北京口音（他曾在北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来海城之前的两年时间里，他把北京那个有名的画家村当成自己的据点，不断的从那里出发，又回到那里。而那里的许多画家，都曾经在地铁站给人画碳金像。只有他是一直坚持写生的）。只有在他语速快、不断作比喻的时候，人们才会听出来，他又重新找回自己的重庆口音。要做更为生动的表述，他一定要用自己的习惯语言。
艾艾咬着半个唇，望他，心里想：“这家伙怎么不会生气呢？而且，他看上去不会老呢。”
要命，就在今天，领略了罗滋的恶劣态度后，她感觉自己老了。不但老了，还容易发火，容易产生攻击心理，甚至有出口伤人的冲动。她不知道刚才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她记得自己说得很彻底、很痛快，但罗滋一开口，她的那些攻击似乎就烟消云散了，半点痕迹都没留下。这是为什么呢？
罗滋讲话的时候，海城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们刷刷地往他们的小本子上记录。
“什么是出新？把水果加工成点心的样子和味道，把点心做成水果的样子和味道，这就是出新，就是有品味，是不是这样？把绘画印到时装上，把时装人物画进画里，那种怀旧的、目光朦胧没完没了吹长箫的那种。这就是有文化？
“还有，我们看到的某些中国画，被恭维为传统中国画推向现代艺术的又一个高峰。我相信，在座诸位对这类‘现代’的中国画一点都不陌生。我不想指出作者的修养与一个画家应该有的修养有着多么大的距离，我想说的是，当这样的‘国画’被一些别的东西所装饰，而取得他们所认为的那种‘现代性’效果的时候，作者精神的干瘪和艺术的无力就暴露无遗。”
他的话，那些校园里的孩子听起来新鲜极了。
记者席上的媒体人士也十分兴奋。
“当然，这肯定不是我们创作的主流。一个对艺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只会勤苦的创作，然后让自己的作品来说话，而勿须借助别的什么。应该警醒的是，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追求，而不要被某种文化势力封住了嘴巴，甚至改变了自己的风格。那样的话，仍然是怯懦和媚俗！
“我还想说的另一个意思是，我承认，时尚也代表了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但它可能是极其表面化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转瞬即逝的。艺术决不能追捧时尚，否则，我们就把自己玩完了！“他停顿一下，别人以为他要喝水，将他的水杯向他推近。
“我不是在提倡‘出世’。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只有远离现实才有美，从审美心理来说是这样的，距离对美感的产生有帮助。但如果这样来要求创作，是毫无必要的。相反，我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距离，而是勇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勇敢、真实地表达？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并不重要，只是，我们需要更平和、更真实、更简洁，过多的粉饰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在我看来，日常生活并非充满了意义，也并非毫无意义……”
第十一章 2。石头坞戏剧
艾艾曾经以为，罗滋一定会把握发言的机会，狠狠地针对自己、挖苦和驳斥自己。但结果，罗滋一字未提。她有些诧异，又有些失落，更有些好奇，本来准备在罗滋发言的中途高调离场的（用这种方式，也可以对发言者造成一定打击。有些心理虚弱的人，就是因为看到有人公然招摇着离开而迅速结巴起来），结果站起来又坐下去了。
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小看了他！
罗滋不知为什么，转变了话题：“我们南方有个画家，现在价码很高，大家都知道，他画‘现代的古典’，用现代纤细少女来抱砂罐、露肩，扮演古典角色。很多人不服气，说他是用自己的老婆赚钱，说他俗气。是的，他的人物永远有着他太太的影子，他的画面也有着甜俗的味道。但我看他的画，基本是追求美的，他追求的那种美！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看的：处在这个时代，画家也受各种各样的诱惑多了，艺术容易走向肤浅和矫情，也注定了那种明快和率真的大众趣味，必然以某种方式进入艺术领域，让艺术家最终体会到大众与个人审美之间，其实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但关键仍然是要寻找到切入现实的地方，寻找到一种自己的独特的语言形式，来进行自己的言说，并得到大众的共鸣和喜欢。”
罗滋不知道那个画家就在会场，在一个角落里。
会场的角落里响起有力的掌声。掌声之后，那个向来与圈内众多艺术家有宿怨甚至敌意的画家，默默地冲罗滋竖大拇指，然后悄悄离开了会场。
罗滋没看见。
紧跟他的掌声，大家都鼓起掌来。
罗滋的话没完：“我认为他做得很好，我信任他！我认为那是一种新的古典主义，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平民的精神，一种缘于世俗、又超然于世俗之上的温馨——说到这里，我们会更进一步看到，平民精神和宗教精神更为接近——一种平凡的、圣洁的、温柔而生机勃勃的、神秘的美，将永远植根于我们的艺术之中！”
罗滋自己激动起来，脸孔有些绯红。他最后这样结束讲话：“将艺术、将美变为一种现实，这就是我们应该永远去做的努力！”
海城大学的苏光明老师也激动起来。他看见他的一些学生的眼里浸满泪花。他爱极了这些单纯、热烈、极其容易受感染的学生们。
会议时间还剩十多分钟。
主持人老张本来还安排了书画院的几位画家发言的，他们都是书画院从全国各地新引进的，极其需要在本地艺术圈里露露脸。这些人不知为什么，一致胆怯。会前，老张一直在鼓励他们。书画院成立的时间不长，需要人才、需要作品和理论来支撑，他基本了解这些画家的情况，都是优秀人才，但是在内地生活的时间太久了，没有见过太大世面，有些木讷，都不善言辞，刚到异乡，更是不敢说话。老张是希望他们有一番新的面貌，向社会展示，为书画院壮大声势，为自己邀功，谁知道他刚想点名发言，他们却一个个溜走了。
他正恼怒，这时，某个邀请了但大家都知道一贯不来的领导，竟然来了。
领导因为上了年纪，因为长期乘坐小轿车，因为长年营养过剩，样貌和体型都发生了改变，头顶秃而亮了，唇厚了，双颊坠了下来。肩和臂出现退化，变成溜肩、扇臂，手一抬，手臂的扇肉就摆动起来……下半身倒是十分肥硕，肚大如孕妇，臀肥似箩兜。双腿也退化了，小腿细，站不稳，走路得迈碎步。所以，咋一看，领导像企鹅了。
企鹅大摇大摆而来，老张赶紧起身，让领导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请领导作指示。
领导开始讲话：“同志们好！今天，啊，这个，啊……”
这样的会议，与会者最最尴尬的，就是听领导同志讲话。领导同志比谁都喜欢那将自己的声音放大的麦，麦一到脸前，他就进入教育人民群众的言说的惯性当中。在人民群众中，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更是领导同志最最不能够放松的。
有些领导比较严谨，每逢讲话，一定要一字一句地读事先由秘书拟定的稿件。但做领导的时间太久了，多数领导是忍不住要自我发挥的。这是因为，领导的自我被长期放大了。同时，领导也习惯了自己的一贯正确。此外，领导都有教育人民的癖好。
结果就是，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中，听领导说话，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确的废话。
在所有行业会议中，文化行业会议是最适宜说“正确的废话”的地方，领导同志有太多这样的话要对知识分子说。领导说话的时候，媒体的记者们就严肃紧张起来，竖起耳朵，认真准备记录。而那些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则不出声地一哄而散了。
他们从侧门一个个离开会场，有人还扭头最后看一眼，正好看见麦头对准了领导同志圆润、略老、油光可鉴的脸孔的中部，他那正确的废话就像自来水一样汨汨流淌。他就像家长，知识分子都像无知而天生有原罪、或者是容易犯错的小孩，他对他们的教诲是没完没了的，他是苦口婆心的，肩负重任的。
学术的研讨往往在这种时候随会议时间的结束而流产。
老张手下的另外一些喜欢发言的艺术理论家，只好将自己的论文、发言稿卷起来，将满腹的话咽下去。
之后，这些在艺术上有许多体会和觉悟想与同类分享的人，会沮丧地随大家匆匆进餐，然后离去。
老张也沮丧，不过他得满脸笑容，陪好领导。
罗滋在讲话的时候，发现海城大学的一个男孩子，严肃而专注的望着自己。当罗滋的目光和他相接的时候，他就紧张地红了脸，低下头去。
这孩子面熟，应该是来自四川藏区的孩子。
在海城大学，有几个学生是罗滋资助的，他们都是重庆和西藏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只是，他并不知道他们都是谁。
会后去餐厅，罗滋看见海城大学的学生坐满了一张大桌，而那个肤色黑红的藏族孩子找不到座位，窘迫地站在一边，犹豫着要不要离开。罗滋走过去，有意要叫这个的孩子和自己坐在一起，但是他红着脸说：“不，我要回学校去了！”
“为什么？你现在回到学校已经没有饭吃了，就在这里吃了回去吧！”
这个男学生不说话，径直往外走。罗滋想说服他，就跟了出去。他看他的同学们都注意不到自己了，才突然对罗滋说：“罗老师，谢谢您，您就是那个帮助我的人！”
“你叫什么？”
“我叫罗小其，雾都孤儿。我差点上不成大学。要不是您，我可能就出去打工了，谢谢您！”
罗小其给罗滋鞠了一躬，跨上他放在餐厅外面的山地车，一阵风走了。
罗滋愣了半晌，直到苏光明拉走。
罗滋被苏光明拉到他的学生之间。十多个学生将罗滋围了起来，轮流向他敬酒，他当然招架不住。他说不会喝酒，学生们谁都不信。他们因为在学校没有喝酒的机会，这会儿就放肆起来，苏光明也由着他们。
喝了一阵，罗滋就感到身体轻了起来，浑身发热。
很快，学生们簇拥着他朝海城大学而去。他并不知道他们要带自己去什么地方，依然接着刚才的一个笑话，继续编排下去。学生们哄笑着，几个人从两边更加挽紧了他的臂，几乎是把他架了起来。他醉了。讲完了自己的笑话，他就要求别人也要讲一个，人人都要讲，而且要能够逗人笑，没有人笑的，就不算。谁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集体就要付出代价——他罗滋就拒绝跟他们走。
学生们都知道他醉了。他们集体作弊，轮流说话，不管是谁，哪怕只说了一句话，大家也齐声哈哈大笑。而晕乎乎的罗滋，根本不知道谁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