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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地呼吁着：“同胞们！孩子们！我，按照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的意志选出的总统，
在这个祖国相当困难的时刻，向你们发出呼吁……”
尽管，有100 多辆坦克车进入市区各处待命，但是军人们不像是来执行命令，
反倒像到莫斯科来联欢。俄罗斯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一律炮口朝外，而且炮口都被插
上了漂亮的鲜花，一些多情的莫斯科女郎们用她们的爱情在“感化”着迷途的大兵
们。
8 月21日，“政变者”的短命行动结束了，22日凌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从黑
海度假地回到莫斯科，宣布重新行使苏联总统的职能。然而，苏联总统在苏联政坛
上的分量已经陡然下降了。
8 ·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位移。叶利钦作
为苏联的大救星，他的声望和地位已经远远处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之上了。实际
上，当1991年8 ·19事件结束后，俄罗斯总理西拉耶夫站在俄罗斯议会大厦——白
宫之前宣布：“叶利钦救了莫斯科，莫斯科人救了俄罗斯，而俄罗斯拯救了全国和
全世界”的时候，叶利钦就已经在形象上完成了一个历史的飞跃，一个拯救国民于
水火的民族英雄的伟大形象诞生了。
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梅杰、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德斯坦都与叶利
钦建立了热线电话联系，反而把他们的老朋友——戈尔巴乔夫冷落在一边了。
叶利钦后来回忆说：“8 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内就不复存在了。”
8 月23日，叶利钦下令禁止共产党员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戈尔巴乔夫也把自
己的被囚和差点失去权力归罪于苏共中央的叛变。他开始反戈一击，发动一场大规
模的打击苏共的运动。8 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
自行解散，停止苏共在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公安军事单
位以及国家机关的活动。8 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
联全境的活动，并责成苏联检查机构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
“8 ·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入到最后阶段，无论是他本人的政治
生命和改革命运都已经进入到了“弥留阶段”。翅膀硬起来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
们准备抛开有名无实的苏联总统，筹划结束苏联的命运，按实力“分割家产”。
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人代会上宣布：“俄罗斯不允许恢复凌驾
于它和主权国家之上的另外一种发号施令的中央”，“跨共和国机构应当只起磋商
和协调作用”。1991年12月8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秘密聚首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附近的别洛韦日森
林（野牛森林）别墅，这里曾经是赫鲁晓夫最喜欢的打猎好去处，现在则成了苏联
命运的判决地。当天，俄、乌、白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订协议，宣布：“我们白
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曾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发起国签
署过1922年联盟条约，现在我们三国明确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
体将停止存在。”
12月16日，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在即将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中，将“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他要求戈尔巴乔夫最迟在1992年1 月中旬
前辞职。
1991年12月20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驻莫斯科记者迈克尔·多布斯的
文章《历史将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文章提出：“历史将对米哈伊尔·戈尔巴
乔夫做出怎样的评价？一些人认为他是个解放者，另一些人认为他是旧的惩罚性制
度的卫士……苏联各共和国领导人在成立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时没把他放在眼里。
几乎他所有的旧同僚都促使他辞职，他显然无力改变苏联史诗可悲的最后一章。
…
…戈尔巴乔夫的妥协才能和肯于让步，既是他的强项，也是他的弱点。……但
是，由于拒绝与过去坚决决裂，他失去了进行重大经济改革的机会。戈尔巴乔夫与
也曾是州的党魁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不同，他从未与他走出来的环境决裂。
他的政治权力与其说真正来自人民的委托，不如说来自执政党的权势人物。8 月叛
乱前，他还是那个要小阴谋和打官腔的党的一员。……戈尔巴乔夫对制度修补得越
多，有一点就越清楚：仅仅修补这一制度是不够的。‘加速’的口号让位于‘改革
’的口号。最后，改革本身也声誉扫地，整个大厦发发可危，需要修复。作为革新
共产主义制度的尝试而开始做的事，导致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革命。戈尔巴乔夫试图
改革共产主义，可最终只是加速了它的末日的到来。”
12月21日，苏联回回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聚会，签署
（阿拉木图宣言》（即们个共和国首脑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
这实际上是宣布苏联的死刑。
12月25日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坐在他那张靠背
椅上签署了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苏军最高统帅职务。
当晚18时59分，戈尔巴乔夫走进一间装有褐色木板、淡绿墙围和天鹅绒窗帘的
房间。通常，这间屋子是用来接待来访者的，今天则有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在等待着
他。平时，总统的讲话大都是事先录好再播放，今天则是现场直播。身着西装、系
着还是那条红色领带的戈尔巴乔夫端端正正地坐办公桌后，他平静地看着眼前忙忙
碌碌的电视记者们，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已经对准了苏联总统，他将对全国人民发布
最后一项命令。
19时整，戈尔巴乔夫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辞职书，他用近乎于毫无感情的声音
开始读下去：“亲爱的同胞们！公民们！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
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坚决主张
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但是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
家的完整性。”
“事态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肢解国家和分裂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对此我是
不能同意的。……我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你们发表讲话，认为有必要对1985
年所走过的道路作出自己的评价。……”
随后，戈尔巴乔夫把象征无限权力、控制2 ．7 万枚核弹头、可以毁灭人类几
十次的黑色公文包——“核按钮”交给叶利钦派来的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
一切是那么的从容和自然。
19点38分，另一个仪式准时开始了。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上
徐徐降下。随后，俄罗斯联邦的红、白、蓝三色旗升起来了。
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私人秘书10年，而最后参与了图谋推翻戈尔巴乔夫统治的
8 ·19事件的博尔金在回忆录中写道：“6 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从总统和总书记的
位子上退下来，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威望，也失去了大多数苏联人民的尊敬。更确
切地说，他是作为失败者被迫下台的，因为他失掉了国家，抛弃了把他推到权力顶
峰的党。对于这6 年，有些人说是盼来黎明，把光明重新带回伟大的国度；有些人
则说是一场悲剧，它导致苏联的解体，带来经济崩溃，使人民饥寒交迫。在美国看
来，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和6 年执政的结果是西方对‘邪恶帝国’的胜利；而在我国，
人们把它看作民族灾难，是共和国的解体，是对经济、科学和社会道德的大破坏，
是贫困、饥饿和兄弟间残杀的开始。”
苏联解体后，一个在中亚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妇人被迫逃难到俄罗斯，因为中亚
不再是她的国家，可是那里埋着她的丈夫和朋友。她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像
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说：“亲爱的米沙（米哈伊尔的受称），您为我们国家做了些
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使您不满意吗？还是您想作为一个改革家永垂史册？我
们已经绝望了，像野草一样，被撵得东奔西跑，没有立足之地，到处受到轻蔑和殴
打。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朋友、财产、家园。请告诉我，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为了维持3 岁外孙女和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得不靠乞讨为生。如果您还有
良心，为什么您让人民抛洒这样多的血泪呢？我和我的子孙们将永远记住您和您的
子孙们——您对我们太好啦，您对全国人民太好啦广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在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的大举进攻下都顽
强地走过来的国家，何以顷刻之间就轰然倒塌？给20世纪的世界历史留下了一个最
大的谜。
以至于连早在70年代就预言苏联将”分崩离析“而被西方学术界称为”苏联问
题研究的巫婆“的法国女历史学家埃莲娜·唐科斯在苏联解体后接受《真理报》记
者采访时都表示：“诚实地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快。当时我觉得，
苏联可能存在到本世纪末。”
第十二章 红墙内外：外国人眼中的红色苏联之谜
苏联的一切都使我——有时痛苦地——留恋于这个地方。这个联合的民众，这
个新水土；它扶助未来，意外的事情也能够在这里爆发出来。——法国作家纪德。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曾经是追求光明、正义、进步的各国人士心目中的
“圣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经历千辛万苦，
不远千里万里，以参谒“圣地”般的心情来到这个红色的国度，于是有了中国人翟
秋白的《饿乡纪行》的矛盾《赤都心史》，有了法国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
》，安德列·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和德国人瓦尔特·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
来到苏联的外国客人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受到的接待是不一样的，接触的大
人物和小人物是不一样的，看到的事、物、人是不一样的，因而他们的感受也是不
一样的。在外国客人的笔下，苏联完全是“天国”，有时也像“地狱”，斯大林完
全是“圣人”，有时也像伊凡雷帝。
1926—1936年，本雅明、罗兰、纪德不约而同，前后来到了赤都一苏联，但是
在他们的访苏日记中，同样的国家、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民、同样的事物，却给
读者留下了不同的思考。
一、在大师们的眼界里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
奖金获得者。1912年专事写作。一战中写出一系列反战文章，汇成文集《超脱于混
战之上》。30年代，站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队伍里来”，参加反法西斯
斗争。代表作有《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等。罗曼·罗兰——深居简
出，隐居秘境，埋头写作，纯粹而且超然的文人学者。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