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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中部总会
清政府采取这些行动的时机对革命派来说几乎没有更合适的了。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灰心丧气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内部分裂折磨着他们已有三年之久，还看不到分裂的尽头。在关键的武汉地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合作，使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但在政府第一次颁布铁路国有化命令后的两天，这两个组织便会谈，以寻求减少它们之间竞争的办法。同盟会的代表试图诱导这次会谈。各派代理人仆仆风尘，来回于东京、上海、武汉和香港之间，为统一革命运动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这两个湖北集团同意合作。虽然经过三个多月才制订出合作的细节和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但主张在华中起义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学生领导下，加强了他们的努力。
可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对在长江起义的想法，他们认为还需五年时间才能发动一次有效的起义。至于孙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筹集资金和要求承诺，所以没有卷进争论。从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达纽约之前，孙中山的足迹遍于檀香山、日本、马来亚和欧洲。湖南、湖北的活动分子对寻求孙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动感到厌倦，并以嘲讽的语气谈论他的“漫游”，他们决定自行其是。沿长江上下，他们把革命组织集合起来，同时还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协助成立同盟会）等早期学生运动领袖，象陈其美（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等后来的会员，以及更后期的参加者（包括长江下游各省和远至山西省的人）。1911年的改组从5月到7月取得了势头，最后产生了又一个新的组织来统一日益蔓延的革命运动。
新组织虽名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但它的成立却直接违反了同盟会会章。它无视新分会的领导必须由同盟会最高领导指派以及分会章程须经其母体组织领导人物批准的规定（中部总会没有领导人，只一个“临时”的五人总务会来指导它的活动）；章程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行动须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谈“平均地权”，以便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是共进会。由于华中的一些领导人曾反对孙中山大权独揽的领导，所以这几条表明了他们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①中部总会虽然公开表明与同盟会有关，但它显然保持行动的自由。它在8、9两个月的活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关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长江流域散发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说服了中部总会领导中的同志们，准备再花两年时间在1913年发动大起义。一个复杂的计划被制定出来，以保证华中能进行革命；计划以湖北为行动中心，并往北向陕西、山西，往东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发展。代表们被派往这些地方进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总部象发射机关枪似地在报章上发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状态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开始变得为期太远了。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
四川危机
四川的绅士对清政府5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议。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变本加厉起来。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北京顽固地拒绝谈判。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进行了干涉。①
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②的宪友会休会，并派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在他的领导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该会很快就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秘密会社等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③它办了三种报纸。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之中。
北京丝毫不为所动。它的不妥协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而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④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过协商或妥协进行统治的决心促使保路同志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冲突逐步升级，最后铁路投资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税的决定。对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运动逐渐集中在清政府的专横和外国的渗透方面。领导人是新绅士，特别是省议员。北京曾经乐观地希望四川省谘议局动员上层阶级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谘议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战斗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三十五名有高级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级功名），相当年轻（平均年龄约四十二岁），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但可能还有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其中不少人有商业投资，他们不但在商业活动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务的一般管理方面与商人合作（铁路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亲密合伙人）。这些有事业心的年轻绅士这时与商人、学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谘议局作为他们的活动舞台。北京严厉地警告说，谘议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统治下的地方官员提出建议”。①但四川省议员则坚持要求广泛得多的活动范围。他们要求取得对地方税赋政策的发言权和对地方学堂的视察权，并要求召开资政院会议。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它由四川省工商学界以及议员资助，并由蒲殿俊亲自编辑。它的主要宗旨是宣传宪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还登载有关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围广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四川危机主要是经济问题。四川省最近单独被挑出缴纳新的田赋，以援助他省的开支。在对北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早期争论中，大部分集中在作为偿付用的政府债券是否足额，以及在要求较满意的赔偿还是坚持本省自办铁路等问题上。议员在开始时并不反对政府借外债为铁路提供资金的计划；有的人还真心欢迎额外的资金作为建设的刺激。但除了这种似乎对经济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心外，还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关心。例如，借外债受到了批判，因为朝廷在商借时没有先与资政院协商。后来，又指责“出卖给洋人”，这才使政治问题压倒了经济问题。铁路之争显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更深的政治对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会把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它们表明抗议者遵循传统，竟然到了乞灵于帝王灵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设祭坛和焚香祭奠光绪。据认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会会员具有光绪帝的维新倾向。他们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们寻求的是新的政治权力配和新的代议制度。
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中得到详细的阐述，但却被总督用作把柄；他打电报给北京，说铁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后面隐藏着独立运动。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当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动突然地爆发，总的说来，似乎主要归因于与四川绅士有联系的秘密会社；具体地说，主要归因于保路同志会。一小批同盟会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端方的行动过于迟缓，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响的军队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态的发展使当局或原来的抗议运动领袖都无法控制了。
吸收了愤怒的农民入伍的地方民团捣毁了警察所和税务所，开监劫仓，并切断电报线。在这类事件中不乏命运的嘲弄和引人怜悯的因素，因为农民本来会成为四川建路者税赋计划中受害最深的人。贫穷困苦的农民突然起来反对附近的当局。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难，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同盟会和秘密会社的人领导
了一些民团组织，但他们不久就被农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边。被指派维持秩序的旧式巡防队也参加了骚乱。多达十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军，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
这样，当湖北省在10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十四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反清王朝的运动。
湖北的危机：对革命或温和的抉择
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如果要进一步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同盟会的领袖们现在愿意忘掉1913年起义的老计划，并且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象文学社和共进会所希望的那样快。当10月9日的一个事件迫使他们行动时，他们正在决定行动方针。他们刚刚懊丧地得知，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当时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们等待时机。黄兴希望在10月底几省同时起义，而宋教仁对只在武汉发难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旅行在美国的孙中山对计划毫无所知。当湖北的领袖们由于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们的计划时，突然得知他们在汉口的一处弹药站发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进逼。经过了一段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