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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讣赐仔�1885年4月18日同意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一）中、日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朝鲜；（二）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三）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这一协定实际上使朝鲜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声称它为唯一宗主国的权利，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国夺得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国际纷争因而加剧。日本看出了西方国家对它在朝鲜利益的威胁，便采取了鼓励中国加强控制的政策，借此来抵消别国的影响和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的局面。李鸿章不懂得日本的这一用心，果然通过任命袁世凯为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鲜大臣，来加强中国的控制。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正当中国在朝鲜盛极一时时，日本的经济和军事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到1894年时，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已足以与中国角逐了。
使原已紧张的局势更为加剧的是：1894年3月，朝鲜的亲日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死者的尸体运回朝鲜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虽然外相陆奥宗光声辩说，一名朝鲜人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为战争推波助澜。这些组织怂恿东学党叛乱，使之成为向朝鲜派兵的借口。
东学党叛乱，1894年
东学党运动本来是宗教性质的，由于官方的迫害才变成了政治运动。东学党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年）是一个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于官方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扩张，创立了号称集儒、道、释精髓而为一的“东学”信仰。朝鲜政府视它为邪教而加以取缔，并于1864年将崔济愚逮捕、论罪和斩首。这一教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逐渐吸引了一些胸怀政治野心的人士。1892年，东学党人要求开禁，但被拒绝，他们的组织奉令解散。
此后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学党人利用群众性抗议官僚贪污的机会，策划了一次暴乱。当朝鲜宫廷要求中国出面援助时，日本公使怂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并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李鸿章信以为真，认为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东京却作了充分行动的准备，因此中国人刚刚协助扑灭东学党人，八千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于朝鲜。日本方面要求朝鲜改革内政，但是朝鲜政府根据李鸿章的指令答复说，只有在日本军队撤出朝鲜后，它才能进行改革。
战争爆发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迫使日本同意和平解决。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谅解时，李鸿章就转而请求英国调停。伦敦事先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适当的对策而左右为难。3月间接替格兰斯顿当政的罗斯贝利勋爵“很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动荡局势”。①最后他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曾对美国的和平呼吁置之不理，现在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使中国延误了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下令向朝鲜增援。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护送援军的消息后，便在1894年7月25日将中国向英国租用的“高升号”轮击沉，使九百五十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②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成了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所作的一次较量。在陆上，日方在平壤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它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船舰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不仅如此，中国舰队虽然吨位超过日方，可是它们都陈旧过时，速度也较慢，无法与日方新式和快速的舰队匹敌。这两支海军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展开了激战。战斗一开始，中国海军就陷于混乱状态，当时旗舰管带取消了其上级——海军提督丁汝昌——关于战斗队形的命令。当旗舰因第一发炮将飞桥震塌而使丁汝昌及其英国顾问受伤时，舰队便群龙无首，失去领导。一位当过陆军军官的德国顾问担任指挥，可是很不得力。在五个小时的交火中，中国方面损失了四艘船舰，伤亡一千余人。而日本方面只损失一艘船舰。
残存的中国船舰撤退到旅顺口，然后又撤到海军基地威海卫。11月，日方由陆路攻占了大连和旅顺口，使要塞的大炮失去了作用。1895年2月，当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的炮火转而轰击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船舰时，中国的失败便已成定局。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殉职，他的僚属纷纷投降（见第四章）。
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却落得这场耻辱的失败，这使李鸿章无法逃脱严厉的指责。他辩解说，单靠北洋舰队和淮军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胜，但是这种托辞未能使他免于撤职和丢面子。
和平谈判
1894年11月，重新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首先采取和平行动，要求美国公使出面调停，提出中国愿意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日方这时已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正在威胁满洲和辽东，觉得这样的让步尚嫌不足，但却表示愿意进行和谈。清政府于1895年2月派总理衙门的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广岛，要求会见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但是日方拒绝接待，坚持说他无议和的“全权”。清政府在北洋海军战败以后，求和心切，即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包含日本国内各界人士的要求。陆军坚持要割让辽东半岛；海军要求将台湾作为日本在南亚作战的军事基地。进步党主张日本应控制山东、江苏、福建和广东，自由党人则力主割占满洲。财政当局要求巨额赔款。最后提出的方案把重点放在朝鲜自主、赔款、割让领土和取得通商通航特权这几个方面。
在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强调中日两国应该承认有同文同种的关系，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亚洲人，他们也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因此不应互相拆台。李鸿章想利用他七十三虚岁高龄这一点在他的年轻对手面前赢得某种心理优势，但未能收效。①就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遭到一个日本狂热分子的狙击。虽然伤势不是致命的，但是这件事使日方很尴尬，因为日本政府耽心此事会促使西方列强进行干涉并站在中国一边。日本天皇派御医为李鸿章诊治，日本政府主动宣布休战，并将赔款从所索取的三亿两减至二亿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指出，“李氏的不幸倒成了大清帝国之幸事。从现在起，议和条款的商定将较前容易了，中日战争亦将停止进行”。②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一）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二）向日本赔款二亿两；（三）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四）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各项制造业。
中国方面的反应十分强烈。李鸿章被指责为卖国。当时驻南京的总督张之洞反对批准条约，一些聚在北京应试的举子几次上书，要求清廷废约，继续战斗（见第五章）。①但是清政府不顾这些反对意见，还是在1895年5月8日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
台湾岛上的中国领导人强烈地抵制割让他们的岛屿；这个岛屿自中法战争以后已改为行省，而且经过首任巡抚②的努力经营已在现代化方面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见第四章）。5月25日，岛上的领袖们宣告独立，并宣布台湾为共和国，改现任巡抚为总统。在清政府的代表——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压力下，再加上日军的行动，这一地方性运动终于在1895年10月被镇压下去，台湾转归日本统治。
今天再来估计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几乎没有受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其次，中国方面事权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全国范围的动员。总理衙门、地方当局以及不负责任的清流党官员各执一词，主张互异，使得清廷难下决心。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他所辖范围以外的舰只和军队（见第四章）。
第三，清廷的腐败和北洋水师指挥的昏庸，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的命运。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两建造颐和园的行径，她对太监的信任以及世风普遍败坏，都是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李鸿章在北洋水师中选用僚属只凭与他个人的亲疏关系和是否为他私人效劳，而不管他们方正与否，因此在北洋水师指挥部中不正之风盛极一时。许多将领都向阉宦总管李莲英讨好，用贪污的公款给他送礼，李莲英又转而庇护他们的不法行为。尽管北洋水师貌似强大，实际上已不堪一击了。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的弱点，所以他在决心作战以前曾使尽了外交手段。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它的局限性：他不懂国际上的政治形势；迷信个人说服本领；想依靠那套陈旧的以夷制夷政策。当俄国没有出面替中国斡旋时，李鸿章便转向英、美求助，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
① 全海宗：《清代和朝鲜的藩属关系》，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90—111页。
① 如要研究改变中的中国方面的立场，可参见芮玛丽：《清代外交的适应性：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经过》，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7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页。
② 此人即森有礼。
① 因为如果将这项声明载入条约，美国参议院就会拒绝批准该约。
②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情况，可看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
① L。K。杨：《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6页。
② “高升号”是中国当局租用的一艘英国轮船。它被击沉之事曾激起英国国内某些愤慨，由于日本允诺负责赔偿该轮，并保证英方在华利益的安全，此事迅即平息。见L。K。杨前引著作，第16页。
① 李鸿章的策略具见于马关和谈的会谈记录中。参见《马关议和宗旨谈话录》，载程演生：《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5册。
②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第464—465页。
① 在1895年4月30日的请愿书中，签名的人数有1200—1300人。
② 即刘铭传。
“瓜分中国”的危险
三国干涉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