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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俘虏，而刚毅则宣称：使馆一旦被攻克，则外夷不复有存身之所，国家亦将永享太平。反动人士企图通过太后完全批准的这些攻击，来达到以下目的：向外夷发泄愤怒；解除外国对京师的威胁；毁掉朝廷支持拳民的证据，并在百姓之中进行煽动以取得支持。在使馆区，有450名卫队、475名平民（包括12名外交使节）和2，300名中国的教民在顽强地抵抗拳民；拳民们却衣着不整，披头散发，手执“法宝”，禹步而行，极象传说中的巫师。北京完全成了一个妖魔鬼怪活动的活地狱。
列强被这种发展弄得惊慌失措，它们决定派遣军队到中国。英国尤其关切它的利益范围——长江流域——的命运。在7月初，英国外交部就已收到许多主张采取适当的行动方针的建议。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马士便曾建议：“英、德两国军队应在长江流域和叛乱地区之间设下一道屏障”。当时在伦敦休假的上海总领事璧利南就建议说，如果联军的干涉行动把朝廷逐出京师以后而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么，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可被选为皇位的继承者。②
华南和华东的独立行动
甚至在正式宣战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着一条灾难性的路线行动。当时驻广州的总督李鸿章可能是唯一能够力挽狂澜的人，他拒绝行动，宣称掌握大批军队的荣禄应该不让反动派控制政局。①各省当局虽然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却急于要保护他们的辖境不受拳民的破坏和外国人的惩罚。
朝廷在6月21日宣战时，主要的省级官员——如广州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武昌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都一致拒绝承认这个行动，坚决认为它是未经皇帝正当授权的“乱命”。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另外伙同闽浙总督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他们愿在管辖区内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而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因此，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人的入侵。
这些督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动派已控制朝廷，所发纯系乱命；与几个外国列强同时开仗是件蠢事；各使馆中的外国人生命必须予以救护。他们敦促朝廷指派纪律严明的军队护卫各国使馆，并要继续承认和如期支付外国债款。他们向荣禄发出呼吁，但后者拒绝给予合作。
盛宣怀建议袁世凯从山东调兵进京营救太后与皇帝，使之摆脱这些坏人的控制。袁世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并未受命，若我率军北上救护各国公使，恐愿未遂已为匪挫败于途中，故实难从命。”刘坤一打算为太后的罪过开脱，因此通知各国公使，说战争行动“并非朝廷本意”。而与此同时，朝廷在7月3日的上谕中却告诫说，各省当局不得擅言“和议”二字云云。
7月14日，外国军队攻占了天津，并以进军北京相威胁；同日，东南十三省当局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骚乱中蒙受的损失，并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国道歉。在这种压力之下，朝廷态度暂时有所缓和。总理衙门请外国使节及其家属为了安全迁进总理衙门，以便安排他们回国。李鸿章奉命要中国驻外代表通知各该国政府，说它们驻北京的代表都平安无事。7月19日，总理衙门再次表示愿意武装护送外国使节去天津，但是外国人觉得总理衙门不能确保安全，所以宁可留在使馆等待援救。在这短暂的缓和时期（7月14—26日），总理衙门向使馆送去了生活供应品，攻击也暂时停止了。
可是，当反动的李秉衡于7月26日到达北京时，开战和消灭洋人的政策又被肯定下来。五位敢于劝告议和的高级官员被处死，袁世凯慨叹说，大局已告“无望”。
外国增援部队于7月末到达大沽，但是由于互相猜忌和意见分歧，一直拖延到8月4日才向北京进发。这支联军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他们彻底打败了拳民和清政府军，并于8月14日到达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各国公使馆。这些使馆坚守了将近两个月，这主要应感谢北洋大臣荣禄，他不敢违抗太后的命令，却只对使馆区作了一次虚张声势而非实心实意的攻击。
正当联军前进之际，太后、皇帝和一小部分侍从已逃出了北京。清帝曾想留下来谈判解决，但是太后强迫他一起同行。经过长途的艰苦流亡之后，10月23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来了。席卷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并使231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丧命的这场义和团灾难这时终于结束了。
和平解决
为了收拾义和团暴乱以后的局面，李鸿章应召去进行和谈。在此以前，即1900年6月18日，朝廷即已召他进京，但是太后对拳民的庇护使他惶惧，所以迟迟未从广州启程。7月8日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曾从1870至1895年任过这两个职务），只是到了此时，他才乘船前往上海。①7月21日到达上海时，他对北京的形势完全失去了信心，拒绝北上。8月7日，朝廷任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外国进行谈判，但李鸿章仍对北京之行犹豫不决，因为他认为，朝廷是不会同意那些他认为实现和平所必需的措施的，这些措施就是镇压拳民和保护在北京的外国人。
李鸿章稍感宽慰的是，列强并未与中国宣战，只是为了镇压叛乱才派了远征军。此外，这时俄国提出把它的军队和居民撤到天津以便准备谈判，而且为了不让其他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它在会议上定下了比较温和的调子，李鸿章这才同意北上。他要求委派庆亲王和荣禄与他一起去进行谈判，当朝廷同意照办后，他便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北上，9月18日抵达天津。当列强声明荣禄因参加过攻击使馆的行动而不能被接受为谈判者时，李鸿章便请求让荣禄去西安。李鸿章希望荣禄（他在11月11日参加了军机处）将能遏制端王和刚毅当时仍然强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联军代表们提出，在“朝廷还都”以前——意即在“皇帝重掌朝政”以前——拒绝开始谈判。他们希望利用此要求作为手段来满足他们所提出的其他要求。然而，太后拒绝了，因为她担心会把不能接受的条款强加于她；她还指出，只有在和平解决之后，朝廷才会还都北京。东南各省的督抚此时企图把联军的注意转到惩罚犯罪的大臣们的问题上来。他们对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它惩办九名赞助义和团的大臣、巡抚毓贤和董福祥将军。朝廷勉强地同意惩罚这些大臣，但未对董将军审判。列强坚持必须惩办董福祥，而刘坤一和袁世凯则迫使荣禄采取行动，他们强调明智的政治家“皆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尤不爱一人以救
万民”。①1900年12月3日，清廷态度终于缓和了。当追究罪责时，却没有提到慈禧太后和荣禄这两名主要罪犯。
在北京，联军的谈判者内部很难磋商出一致的条件来。德国要求予以严厉惩治，德皇甚至扬言要踏平北京。他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再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②由于克林德的被杀，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被任命为在中国的联军总司令。英国支持德国以图遏制俄国，而俄国正在讨好中国，它希望把乘骚乱之机占据的满洲割让给它。日本不甘落后，也想巴结中国人；法国声明它对中国没有什么企图，而美国发表了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个照会，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在1900年12月24日公布了一项有十二条款的联合照会，照会在1901年1月16日被清廷勉强接受下来。最后的解决办法包括下列主要各点：
（1）惩办罪犯。联军最初要求定十二名官员死罪，包括庄王、端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将军。最后解决的办法是赐令庄王自裁；端王充军新疆，终身监禁；毓贤即行正法。董将军被革职；刚毅、徐桐和李秉衡已死，均追夺原官。在各省，从判处死刑直到仅仅加以谴责的官员共有119名。
（2）赔款：赔款六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合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三十九年内偿清，年利四厘，并以海关、厘金、地方关卡税收及盐务税作保证。为了帮助筹措赔款，现行关税应予提高，而且对在此以前的免税货物征税。赔款的分配如上表。①
（3）其他重要条款：
（一）派代表团赴德国和日本道歉。
（二）各国设置常驻卫队以保卫使馆。
（三）拆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与沿海之间的其他炮台。
（四）两年以内不得输入武器。
（五）北京至沿海的关键地点驻扎外国军队。
（六）在拳民曾经肆虐过的四十五城镇，停止考试五年。
这些内容具载于十二款的《辛丑各国和约》和十九件附件中，并由李鸿章、庆亲王和十一国代表于1901年9月7日签署。联军部队于9月17日撤出北京，但清廷直到1902年1月7日才还都北京。
俄国在满洲
议定和平并未解决俄国人占据满洲的问题。在镇压“骚乱者”和恢复秩序的借口下，二十万俄国军队全面侵入满洲； 1900年7月23日占瑷珲，8月30日占齐齐哈尔，10月1日占领沈阳（清代的陪都盛京）。辽东半岛的俄国军事长官、海军上将阿列克塞也夫强迫盛京将军曾祺签署一项“临时协定”，实际上攫取了中国人在满洲的统治权。清廷拒绝承认此项协定，它坚持曾祺无签约权。后来双方在圣彼得堡开始谈判，并于1901年2月16日，由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十二款的条约以代替阿列克塞也夫…曾祺协定，它名义上把满洲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俄国军队在“保路兵”的掩饰下把占领满洲合法化了。协定规定，未经俄国人同意，中国人不得向满洲运送武器或授予任何人在该地兴建铁路和开矿的特权。它规定中国担负占领费和赔偿中东铁路的损失，并允许俄国建筑一条由中东线直达长城的铁路。
俄国人的行动引起其他列强的忧虑。日本驻北京公使警告庆亲王说，对俄国占领满洲作出的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中国的瓜分。英国和德国告诫清廷，要求它在与联军在北京达成总的协定之前不得与俄国单独缔约；美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力促中国反对俄国的要求。可是，维特伯爵此时威胁说，拒绝此建议将导致俄国人吞并满洲。清廷由于几位大员的意见相互抵牾而进退维谷。李鸿章的亲俄倾向此时表现得明显起来，他建议签约以避免与俄国的关系发生危险的破裂，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则坚决反对这个条约。
清廷因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和各种国际压力而左右为难，始终不能作出决断。但是，由于中国驻伦敦和柏林的公使，尤其是驻东京的公使再三提出反对缔约的劝告（驻日公使强调指出，在英国与日本的联合反对下俄国不敢在满洲采取行动）之后，清廷终于在3月23日拒绝了俄国的条约。面临国际上的反对，俄国人没有直接采取行动，仅发表声明说，他们虽然很愿意撤出满洲，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他们立即这样做。李鸿章仍然主张，通过直接谈判与俄国单独解决，并打算给予俄国在满洲的某些特许权以换取它撤军，但维特伯爵拒绝了他的建议。在遭到这样的拒绝以后，又老又弱和羞惭交加的李鸿章，突于1901年11月7日死去，终年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