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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心主义日益减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愈到后来就用得愈少。（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魏源在五十年代写道，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夷”。魏源指出，他们是奇异之才和良友。一些开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词称呼西方：黄恩彤把西方称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其他许多人如恭亲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四十和五十年代的许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称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再版时都改称为“洋”了。①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的觉醒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历史上同类事件的讨论中。1861年冯桂芬明确地把东周（公元前770至221年）和当时的世界加以类比。到1894年，另外十几个人，包括郑观应、马建忠、曾纪泽、王韬、彭玉麟、陈虬和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观察的。他们断言，在春秋（公元前772—481年）战国（公元前403—221年）时期，中国世界是由许多邦国所组成，就象十九世纪末的多国体系一样。①这种想法就是暗示，中国不是中心王国，而是平等诸国之中的一个国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国那样。这种类比尽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弃中国中心主义和把中国带进它现在面对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进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强调中国应该把握变动的时机，向西方学习。冯桂芬、何启和胡礼垣为这种政策提出了一个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时，冯桂芬提到了两条原则。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这些在平等基础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强的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何启和胡礼垣强调说，中国向它们学习无须感到难堪，因为历史的循环性质便是如此。中国过去强大，它现在变弱了。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过去软弱，后来它自然而然地变强了。②
另外一些中国中心论的名词也引起了怀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词。郑观应争辩说，这个名词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因为中国只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国家。他又说，中国人头脑中如果不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国便不会在心理上准备接受国际法的思想。③
经济民族主义
因为贸易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贸易关系中产生的中国民族主义最早在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就不足为怪了。贸易政策是中国从1840年以来碰到的老问题，但是现在对外贸易开始涉及中国的国脉民命。政府原来对待贸易抱毫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开明官员却一变而真正为之苦恼起来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经失去价值。取代它的是关于政府经济特权的新观念和“用贸易为武器”的新策略。传统名词“利权”（必须与现代名词“权利”区别开来）最初用于象税收、盐业专卖与漕运等官办事务。但是，1862年李鸿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以后，这个名词便用来表示政府对于外国人力图控制的经济和财政事务的行政权力。①后来李鸿章设立中国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复“利权”，即恢复经济控制。
丁日昌拒绝俄国、英国和美国经营电报线路的要求以后，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又以同样的言词坚持说，这种现代企业应该由中国经营。1877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铸造银元的权利也是主权国家的“利权”。鉴于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他极力主张中国收回这种“利权”。甚至在1895年以前，人们强烈感到采矿权不应该落入外国人手中。以唐景星和徐润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敏感的。②
根据某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由于外国人控制清帝国海关，这种“利权”也已经丧失给他们了。为了收回这种“利权”，郑观应建议应该任命中国人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员税务司。郑观应继续说，中国在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替了担任日本海关税务司的外国人。在邓承修看来，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之事应给予严厉的指责。因此，他建议这个职位应该由两个人担任，一为中国人，一为洋员。1886年曾纪泽还给总理衙门写信，强烈要求撤换赫德。陈炽在九十年代初期猛烈攻击赫德，谴责他腐化，不正当地保护外国商人和干涉中国的关税章程。他也要求以中国人替换赫德。①
鉴于西方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蚕食，通商口岸开明的高级官员和爱国商人不久开始议论要同外国人进行“商战”。“商战”一词1862年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信中，不过那时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年答应降低中国帆船的税收，以便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上同外国船舶竞争。次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中国商人配备了现代化的海运工具后，就会胜过外国商人，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地市场。丁日昌继续说，西方人到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寻求利润。如果他们无利可图，他们自然会离开中国。这样，中国不须动武就能逐出外国人。1876年李蚯宓矍康鞣鲋捅；っ骋椎闹匾裕谡饫锉闶褂昧嗽摹吧陶健币淮省�1879年薛福成断言中国和外国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②
在沿海一带努力建立轮船企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同西方进行商业竞争的志气。容闳和许道身因爱国有心并且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68年他们试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虽然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但中国轮船招商局却于1873年办了起来。创办人李鸿章声称，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与西方轮船公司作竞争。招商局两位经理唐景星和徐润对于“商战”有极其清楚的认识。1874年他们给股东的报告提到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公司可以依靠漕粮运输；第二，它的管理费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国商人托运的货物。为了防止外国人认购公司股票，规定在股票证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贯，证券依法不能转卖给外国人。①
在论述“商战”问题的人士中，以郑观应所论最为完善，他成了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倡议人。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郑观应已经详细论述了商业和海运方面的竞争。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来的诸版中（1884—1893年），他越来越强调利用商业作为武器的必要性。当高级官员专心致力于军事自强计划时，郑观应则认为商业和工业在应付变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辩论说，因为西方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发源于商业和工业，因此，中国学习和运用“商战”，要比“兵战”更为有用。
郑观应说，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实际上，整个国家都是这种政策的后盾，因为外交谈判也好，军事冲突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扩大贸易。而且，西方国家虽然利用商业作为武器，使某些地区成为其殖民地，但这种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缓慢的性质，几乎不使受害者感到惊慌。因此，中国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反应快，而对西方的经济蚕食则反应慢。实际上，中国由于贸易逆差，受到了它与西方的商业关系的严重伤害。郑观应声称，这样一种经济压榨比割地赔款为害更大。既然外国经济侵略具有这样有害的性质，中国应该怎样反击呢？
郑观应说，中国必须在三个关键领域赶上西方。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工艺职业学校。为了利用自然资源，采矿和农业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为了促进商业，政府必须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金税。在商战方面，它将在两条战线进行，即增加中国的出口和减少中国的进口。为了减少进口，他主张中国制造现代商品和种植罂粟。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进生产茶叶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丝厂。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在理论上处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底层。特别是，应该把商人看作绅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
郑观应作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自然会回国去。与有争论的和花钱的军事自强计划相比，“商战”是一条同西方竞争的比较容易而有效的途径。郑观应举出了日本近代史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最初，日本和中国一样，遭受外国剥削。但是，自从日本振兴商业和工业并认真地同西方进行竞争以后，它不仅能够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实际上还能从中获利。郑观应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商业竞争的世界；①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们可以断言，郑观应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②
“商战”是与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战”的政策相类似的战争策略。为了达到利用商业作武器的目的，在十九世纪末需要有更广泛的结构：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交换、贸易章程、海关税率、条约、设立领事馆和派遣外交使团出国。
国家主权观念
经济民族主义因政治民族主义而加强，后者最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国家主权的意识上。为了保持这种主权，均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因为1860年以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商务和谈判日益频繁，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每个国家享有平等主权）的观念。但是，中国的主权在条约中受到了损害。条约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国处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国人在谈判中总按照条约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利，如果有进一步的利益，他们又总是抓住不放的。中国常常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束缚。人们有感于此，终于产生耻辱心情，这便使人们进行具体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强烈地引起中国注意的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实行治外法权二十多年以后，1868年文祥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如果外国人放弃这一权利，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们企图保留这种权利，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把外国人和围绕治外法权的纠纷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郭嵩焘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1877年他请清帝尽快废除这种权利，次年他和索耳兹伯里勋爵讨论过这个问题。八十年代中期，他的继任人曾纪泽强烈要求总理衙门积极正视这个问题。他在题为《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要求中国人尽快取消治外法权。事实上，郑观应早在1881年以前就已经批评了西方人的法律权利。①
虽然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思想，但是最初没有中文专门名称。王韬是最初提到它的学者之一，他使用了“额外权利”这样的说法。但是，黄遵宪使用的“治外法权”成了它的标准名词。九十年代初期，陈炽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列举了治外法权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