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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中，陈天华写道：
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①
中国政府的反应迫使狂热的反帝学生们考虑做出某些困难的抉择。北京希望用乞灵于民族主义和内政改革的办法，来诱使革命意识离开它的轨道。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义和团时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试图把国内的不满引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不使它反对自己。政府通过创办一些武备学堂和派遣更多的学生去日本接受进一步军事训练（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军）的办法，来支持反帝的恢复利权运动。1904年1月的一道上谕批准成立商会，它的目的显然是在抗拒外国的经济统治。①批评政府的人要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了。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旅行时已开始认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国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气势，在1905年断言说：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时期之后才能实行自治。康梁二人现在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所有这一切对学生究竟有何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显而易见，学生们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排满的革命。对大多数人来说，反帝是首要任务，而如果他们反对清廷，那可能是因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孙中山的立场：反帝的口号声减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强调起来；排满情绪愈来愈强烈。
年轻人的排满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岁的四川青年邹容写的《革命军》，它由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作序（章氏对满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邹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运动怎样使人们结成了出乎意外的联盟。
邹容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广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动性的语言号召进行革命，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虽然他明言中国备受列强和满人的“双重奴役”，但他的愤怒几乎全部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邹容的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袖人物及卢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论。在结论中他给中国的未来开了处方，他坦白地承认：“嗟予小子，……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①
邹容言词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触怒了清朝当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他们未能说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员们引渡作者们，因为邹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发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国人包庇起来的章炳麟和邹容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审理，而使满人受到剧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该庭判决章炳麟三年监禁，但只判了邹容两年的监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场徒有虚名的胜利，它本来是想从严惩处作者的，却不料被外国的干涉所羞辱，但是，这场官司也暂时使上海革命运动受到挫折。
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此地马上变成了革命宣传的中心。这里宣传排满比宣传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学生们的写作逐渐改变了重点。学生们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点攻击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议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尚武的中华民族，而是不惮其烦地缕述满人的缺点。中国百孔千疮的弊端都被大部分归咎于这个异族王朝的统治。排满宣传正是在不团结成为学生的主要问题的时候加紧进行的。从策略上看，这种宣传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个广泛的革命运动，使之包括秘密会党成员和华侨，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士兵、劳工和人数虽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商人。问题在于怎样能使一个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运动适应这一惊人的事实，即中国也正在开始一场社会革命。新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产生，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演变。排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对于反帝，有人持首鼠两端态度，有人则根本漠不关心。这种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是不平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国歧视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传教士或外国士兵破坏了其生活的农村居民，自然比秘密会党的会员更热衷于反帝，因为会党成员有长期的反满传统，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触外国人；我们曾经以为秘密会党是反西方的，其实它们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时甚至被中国的基督教徒怂恿着去反对满人。华侨对西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但同样至少也感到满人无能，不能保护他们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旧金山的歧视政策之害；无论如何，他们喊出排满的口号比批评英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要更加安全。
总之，许多人多半责怪中国的困境是由于满人的软弱无能，而不大归咎于外国的侵略。所有中国人都能够看到满人的颟顸无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这种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不能取得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人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心理中还掺和着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们对满人的敌视感情则是纯而又纯的。
另外，西方帝国主义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敛。英法两国忙于欧洲事务，俄国则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风扫地。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已构成了比西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但是自从日本变成了学生们的主要避难所以来，他们也不能把日本当做一个问题来展开争论。在东京的革命者们会尽量缩小外国对于中国内部起义事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宁可讨论共和政府的优点，而姑置帝国主义的劣迹于不论。他们希望用突出排满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办法来避免激怒列强，甚至希望尽可能地赢得它们的同情，——这种态度是与孙中山的态度不谋而合的。
到1905年时，革命运动同时面临着两种情况：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机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国的侵略，但使他们更担忧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强的活力。虽然北京的所作所为是瑕瑜互见，但总的说来它表现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预料，而且毫无衰退的迹象。清廷有时对帝国主义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同时它的国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启超这样一些有现代头脑的爱国人士的支持。
这种趋势是危及革命运动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趋势则为它提供了希望。幸亏有了清廷的维新，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才有新的机会使得受教育的人们能在创功立业的同时去推动革命；例如，他们可以一方面在维新派官僚和新军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动。出现了从事教育和新闻这样的职业，这在几年以前是几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国知识的教师。在日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新闻业。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而且发现在商会中，在地方官员、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总之，学生们能够找到许多潜在的朋友。他们过去未能在自己中间实现联合，也未能团结内地的秘密会社和其他组织，这个教训使他们懂得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运动。就象一位学生领袖在1905年所说的那样，革命思潮就象已经变成大江大河的一条支渠。最初由人力开凿的支渠已变成一条自然的江河。现在正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要劈山开岭，到达泉源，取出水来。① 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和决心。
① 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26—35页和42—44页的讨论。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2—165页；关于会员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180—205页。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的早期作用》，载谢诺：《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38—139页。
① 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第16页。
②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31页。
① 黄宗智：《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第26、28—30、60页。
② 唐？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134页。
① 李剑农：《1840—1928年中国政治史》，英译本第183页。对孙中山性格的种种描述，见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页。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35—36页。
②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2号文件。法国外交部长1900年7月28日给殖民部长的信，报道了1900年6月7日的一次谈话。
③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4号文件。印支总督致法国殖民部长的信，1903年2月26日。关于孙中山与法国人的关系，又见蒙荷兰德：《法国与孙中山，1900—1908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1期（1972年11月）第77—95页。
① 《孙文自传》，载《国父全集》，卷1第36页。
①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第223—224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137、139—140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页。
②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页。
①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年）第165页。又见刘易斯：《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动》，第47—48页。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51—256页。关于这些活动和1905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3册。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第2册第499—763页。张枬与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集（1901—1904年）、第2集（1905－1907年）。《俄事警闻》的全宗（75期，1903年12月15日至1904年2月25日）和《警钟日报》338期的大部分（1904年2月29日至1905年1月30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① 玛丽？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9—30页。关于光复会的主要材料，见陶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