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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自己前几年的一次经历，下夜班，不过九点，还是在最热闹的马路上，却遇到抢劫。心有余悸的我，多少天不敢经过那条街，只要听到有人从身边奔跑过去就心悸气喘，半夜里也会突然愤怒得不能自已，即便这样，还要被同事朋友殷殷询问：“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呀？”“以前你有没有见过他们呀？”
这种询问，与其说是关怀，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保护，是对危险的心理回避。似乎只要为恶行找出理由，找出规律，只要自己避免了这些缘由，行端坐正，就可以善始善终。我们甚至一厢情愿地以为，恶行通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式的，恶棍也有过去，有内心、有感情、有反省，作恶也有因由，在紧要关头，没准还天良发现——其实我们还是参照着善去塑造恶，因此想象力有限，只允许他们比我们坏一点点。
现实里的恶，根本没有那么多情，也毫不文艺。恶人并不都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走出来的，行凶前，还有五千字的内心斗争和灵魂翻滚。我们只是假装不知道这些，努力将恐惧转移，而这对受害者，是更为严重的二次伤害。
失控梦魇
《阅后即焚》二零零八年
朋友A结婚五年后，想要个孩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妻子却始终无法怀孕，去医院检查，发现她不能怀孕。
万般无奈之下，辗转反侧后，他们打算通过那些在网络上做广告的代孕公司，找个“代孕母亲”生孩子，甚至都进入了正式洽谈阶段，但他们随即想到了许多恶劣的后果，比如，“代孕母亲”和后台老板，从此持续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再比如，“代孕母亲”对孩子产生了感情，带着孩子远走高飞，或者因为孩子被带走而伤心欲绝，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甚至还有更糟的可能，“代孕母亲”帮很多人生了孩子，而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谈起了恋爱！总之，计划一旦启动，就有失控的可能，他们的生活，搞不好就会成为《知音》雄文“亲情沐血哟！‘代孕妈妈’误杀亲子为哪般？”的素材！面对这些可能，他们同时说出一句话：“简直。。像科恩兄弟的电影。”
科恩兄弟热衷于表达“失控”，他们的《冰血暴》、《血迷宫》、《师奶杀手》、《老无所依》、《阅后即焚》都是与“失控”有关的故事，本是一张碟、一箱钱、一个老妇屋子下的地道，或一个成为目击者的弱女子，貌似可以轻易搞定的人和事，却被某只手轻轻地点了一下，从此搭错了线，越来越不可控，越来越没有边际，让越来越多的人懵懂卷入，越来越多的无辜者搭上性命，偏偏，每个发起旋涡的人都笃定得了得，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一切都会依照自己的心愿发展下去，直到“失控”给所有人送上一记耳光。
经济危机也是这样一记耳光，原来，穿着西装、在敞亮的会议室里严肃地、神秘地开会讨论大事的人类精英们，却也不过整出了这么一个失控的烂摊子。《南方公园》第十三季第三集嘲笑的就是这种掌舵人，在辉煌庄严的大厅里，当“又有一家保险公司倒闭了”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最高决策人抓来一只鸡，剁掉了鸡头，看血淋淋的无头鸡几经挣扎后，倒在写满方案的轮盘的什么位置，就做出什么样的决策，而这一次，无头鸡告诉他们，应当“注资救活那家保险公司”。
失控是所有事物的B面，是捆绑在所有程序里的木马，和万事万物同时运行，与所有程序一起启动，不认识失控，不承认它的存在，大概就会被送上一记耳光。
知道它的存在，还得惶然前行，就像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他们最后还是打算找“代孕母亲”帮他们生一个孩子，但，好的一点是，他们还有自知之明，提前考虑了失控的风险，以及登上《知音》杂志的可能。
怎样证明你去过黄山
我的朋友加肥猫，最近去了一趟黄山，但，回家之后，他却发现，他证明不了自己去过黄山。因为，他后来又去了上海，在上海的大街上，他把存有黄山照片的相机弄丢了，他的儿子认为：“你根本没丢相机，你把相机卖了，拿着钱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了。反正你没去黄山，反正你没有证据证明你去过黄山。”而且，因为没有照片的存在，没有照片来加固记忆，连他自己也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当真去过黄山。
这大概是影像技术发展到今天的一种结果，它方便，它普及，但同时也带给我们一种恐慌，如果影像资料丢了怎么办？被毁坏了怎么办？我们用什么证明我们的经历是确实发生过的？我有个朋友就常常陷入这种焦虑，他酷爱摄影，每次看到美好的风景，都陷入如何掌握这种风景的焦虑之中，但一旦将那些风景摄入镜头，他又会陷入照片和视频丢失的焦虑之中。有一次，我们向他询问去红海滩之后的心得，他懊恼地说：“可惜移动硬盘摔坏了。”再也不肯继续讲述旅行的经过，显然，对他来说，影像完全等同于记忆，影像资料丢了，就等于记忆丢了，甚至等于连经历也不存在了，所以没办法讲下去。
这种现状，大概就是《灵动：鬼影实录》诞生的心理基础，这部雄霸北美票房榜的恐怖片，讲述的是一对小夫妻搬家之后的遭遇，丈夫弄了一架摄像机立在床头，每天拍摄他们入睡之后的情景，最终发现了异象。以现实生活的逻辑来看，这种主动置身于摄像机监控之下的举动，多少有点奇怪，但整部片子，就是靠这架DV拍摄的影像资料组成的，如果这个DV拍摄的语境不成立，这部电影就立不住了。事后看来，人们质疑这部片子的情节，质疑它的结尾，却从不曾对这个DV的存在提出质疑。就是说，人们觉得，屋子里成天开着一台摄像机，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摄像机可以拍摄风景，也可以拍摄日常生活，帮助记录记忆，也提供自己存在的佐证。
这也是《女巫布莱尔》、西班牙和美国版的《死亡录像》、《科洛弗档案》、《死亡日记》等等用DV作为叙述者的电影存在的心理基础，电影中的人，在任何情景下，都不肯丢掉摄像机，前面的掌机者死了，后面的人接着再拍，这固然是叙事的需要，却丝毫不让我们觉出不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让影像担任我们存在的证据，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证据。
这里面也隐含着一点点虚妄的自大。我有个朋友，拥有一间录音棚，每每有人去他那里录完歌，他都热情地说：“放到网上，你就不朽了”，并且进一步解释，“光和信息的东西，只要存在过，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他的说法是否有依据暂且不论，但我得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容易蛊惑人，录歌时，难免心潮激荡。
不过，科幻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世界》对这种自大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它指出，在人类消失之后，不出一百年，因为所有影像储存介质的毁坏，这些东西都将不存在。但当下的我们，还是会为影像证据的存在感到自足，空幻是将来的事，至少现在，我们的存在感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作为支撑。
不自觉的心理学家
最近迷住我的，是一部电视纪录片，这片子由辽宁卫视的《王刚讲故事》首播，后来别的电视台做了改编，但脚本和素材基本相同。
五年前，一个在地下通道卖唱的女子被记者发现，她的身世几乎集中了一切催泪的因素，她只有十六岁，私生女的身份令她从小就寄人篱下，到处辗转流离，十二岁的时候，因为患上白血病而落下身体残疾，但她热爱音乐，到十六岁时已写有三百多首歌曲，靠在地下通道卖唱维生及赚钱治病。媒体迅速对她做了报道，她一度上了央视的访谈节目。
媒体的热情开始消退的时候，她身边却有了一群追随者，有男有女，他们辞掉工作，倾尽家财，为照顾她而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奇异的家庭，他们以兄弟姐妹相称，有人专门负责全家的开支。终于有人渐渐醒悟，去报了案，警方查实了她的身份，她家在北方的农村，曾经有过一次婚姻，最惊人的是她的年龄，在案发的当时，她已近三十七岁。
片子是以法制报道的形式进行，又要照顾电视观众，所以删减了一切枝蔓，尽可能地观点明确。但我还是凭一次次反复观看和百度搜索，一点点拼凑起了另外一个轮廓，那就是，她和她那一拨又一拨的哥哥姐姐，到底靠什么凝聚在一起？他们相处的情形如何？
古斯塔夫·庞勒在《乌合之众》中说得好：“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说得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她就是这样一个不自觉的心理学家，她本能地知道这些追随者们要什么，或者说，他们缺什么：他们需要破解孤独，需要和他人产生自以为超越世俗的精神和肉体的联系，需要加入一个集体，需要为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
她于是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她使自己成为那个崇高的共同事业，照顾她的生活为他们的人生提供了意义，她为一个集体、一个青春乐园的存在创造了理由，他们都不工作，在那个家里做迷信游戏，成日唱歌，围着她团团转。
这种情感必须要以不断消费的形式来刺激它的延续，她自觉地担起了这个任务，她今天昏迷（昏迷的时候，她的哥哥姐姐们必须围在她的周围不断地弹着吉他唱歌，以防她被魔鬼掳走，直到她苏醒），明天需要钱，后天要去求学，一个个兴奋的小尖刺，刺激着他们分泌情感，并始终维持着一定的情感强度。她最后的失败，在于她消费过度了，她如果肯细水长流一点，甚至时不时还回去一点，恐怕到今天还不至于被发觉——事实上，至今还有她的“哥哥姐姐”相信她不是骗子，还需要帮助。
她的“哥哥姐姐”们，并不是庸常之辈，一个个眉清目秀，言辞得体，歌声嘹亮，显然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再好的教育，也在这样一个不自觉的心理学家面前溃不成军。
伏契克有名言：“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要警惕的，大概就是这些隐藏在人群中的不自觉的心理学家吧。
肆 又冷 ，又暖 ，又洁净
又冷， 又暖， 又洁净
《生人勿进》二零零八年
瑞典电影《生人勿进》2008年露面后，获奖累累，比如翠贝卡电影节（旨在肯定与表彰有优秀表现的新锐电影人的电影奖）最佳剧情片和瑞典电影学院奖五项提名。《科洛弗档案》的导演马特·里弗斯也已着手翻拍本片。
瑞典电影是北欧电影领头羊，作为北欧最早拍摄电影的国家，瑞典在曼、葛丽泰·嘉宝则不断为瑞典电影增添分量。不过，我更愿意把北欧电影当做一个整体看待，北欧电影，似乎总在为丹纳的《艺术哲学》中的观点做笺注，即，艺术家的艺术品，总要反映培育出他们的地方的地理气质和民族性格。北欧电影就有种再也不会让人认错的气质，创作者总乐于把镜头对准雪地、暗夜，也最善以极为锐利的笔触表现孤独、痛苦，整体气质呈现为冷感、克制、隐忍，而且，大概因为冷，所以对那些庇护和温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