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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向来不在意穿着。某日，他去华懋大厦访史沫特莱。门丁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说：“走后门去！”这类饭店的后门通常是供“下等人”走的。鲁迅绕到后门电梯前，开电梯的也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说：“走楼梯上去！”鲁迅只好又一层一层爬楼梯。见过史沫特莱，告辞出来时，据说史平时送客只到房门口为止，从不越雷池一步，这次却破例把鲁迅送到饭店大门口，并恭敬而亲切地与鲁迅握手言别，目送鲁迅的背影远去后才转身回去。刚才粗口阻拦鲁迅的门丁和电梯工，皆瞠目而不知所以然。
1921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想把胡适从北京大学挖过去当编译所所长。当年夏天，胡适去上海实地考察一番，挨个找编译所员工谈话，茅盾也是谈话对象之一。茅盾后来述及对胡适的印象：“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七八年以后，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
陈寅恪学问大但体质弱，极其怕冷，在清华任教时，他告诉金岳霖，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从来不脱。
金岳霖怕光，长年戴一顶网球帽。西南联大学生任继愈回忆说：“金先生冬天戴遮阳帽与朱自清先生冬天穿西装外披一件昆明赶马的驮夫披的白色斗篷，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中引人注目的景观。”另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回忆说：“（金岳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熊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林微音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青年诗人，与才女林徽因名字相近，容易引起误会。施蛰存说：“此人举止怪气，夏天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装一样。有时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
上海人重衣着，换句话说就是重外表，家徒四壁也得出入体面。据说有一类人早晨到洗澡堂，把西服、衬衫、领带、西裤、内衣内裤、袜子、皮鞋等全身行头交给澡堂代为洗熨、擦油，自己沐浴休息。中午叫饭到洗澡堂吃。下午便里外一新地步出洗澡堂。俗话称“不怕天火烧”，因为他所有的家当都穿在身上了。
西南联大时期，某日，一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擦黑，路上没人，她听到身后传来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曾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鞋，故有此梯里突鲁的声响。
曹聚仁在暨南大学执教时，一个姓钱的朋友从浙江接母亲和姐姐去南京，路过上海，曹出于情谊，“非好好招待一下不可”。他穿一件袖口破碎了的蓝布长衫去见友人一家，孰料朋友的母亲以衣帽取人，对曹非常冷淡，以为曹是来借钱的。曹坐着不走，钱母显得十分心烦。后曹请他们吃午饭，点了一桌子菜，钱母又以为曹是来蹭吃蹭喝的。曹去结账，钱母又担心曹一时充阔，过后后悔。饭后钱某有事他往，曹聚仁陪着她们玩了一整天。直到晚上，钱某把两人的友谊及曹聚仁的生活状况说清楚了，其母才恍然大悟。
曹聚仁在衣着上的另一回遭遇是抗战结束的第二年。他当时在南京，应邀往一家银行赴宴，席上高朋满座，客人中只有两人穿卡其布中山装，其一即曹聚仁。同样式的中山装也是银行工友的工作服。席间竟然有一贵客伸过手来，把碗交给曹聚仁，让他给盛饭。
北大才女张充和从小没进过学校，在家延师学诗词曲。后来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100分，终被录取。张充和常戴一顶小红帽，在北大很活跃，人送外号“小红帽”。
漫画家马星驰算是国内漫画的鼻祖之一，虽驰名一时，却难以脱贫。某个夏天，他去赴朋友的饭局，当日天气炎热，众人皆背心短裤，唯有马一身长衫。主人请他宽衣，他一再婉拒。主人再三询问其故，才知道他穿着一条七穿八洞的破裤子，借长衫来遮羞。
李准曾为宣统年间的广东水师提督，乃前清的从一品大员。民国后寓居天津，有人见他如此穿着：长袍外加黄半臂。这是因为原来的黄马褂已无用处，去其袖改制而成。他当时在天津买下一条街，自己住一处，其余出租，房客见他这身打扮，仍呼其为“军门”。
刘文典不修边幅，平时穿特别长的长衫，扫地而行，类似于辛亥革命前妇女所穿的裙子，看不到脚，走路只得轻步慢移。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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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所
潘复晚年常住天津，其小营门住宅建有东西两座大楼。东楼楼下为客厅和书房，书房名华鉴斋，内藏价值连城的宋版《通鉴》一部和《华山碑》拓本。潘的原配住东楼，大姨太太张静娟居西楼。潘虽曾贵为一国总理，在家却做不了主，家政由大姨太太张静娟一手把持，潘要花钱也得向她要。张静娟居西楼后，便想与潘的正室争名分，把姨字取消，以高抬身份。潘不得已令家中上下人等称原配为东楼太太，大姨太太改称西楼太太，俨然成了帝王时代的“东西两宫”。
徐世昌在河南辉县距城西南二里来地的地方置了一片稻田，并于田中起房，命其名为“水竹邨”，他也就势得了一个雅号——水竹邨人。水竹邨环房四周都挖成渠道，水面种荷养鱼，周遭栽植绿竹，俨然一派北国江南、闲情逸致的色调。徐世昌却非闲人，在水竹邨里，他经常秘会各地到访的政客，大做政治交易，饮宴之类的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徐世昌在辉县购有大量地产，水竹邨仅其中之一。他在城西还购置一山一庄，在县城有一座堪比京城王府的公馆。在北京东四五条和天津英租界，徐世昌也都拥有富丽堂皇的豪宅。
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住南京石板桥2号，这其实是总理陵园管理处的办公地点，一楼办公，二楼权充元首官邸。官邸外有一个班的宪兵警卫，林颇感不自在，对人说：“主席变成犯人了。”林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330弄3号也有一处住宅，是一个单开间的小洋楼。他来此居住时，法国巡捕房也在四周布满暗探，林对这一套同样很反感。林在南京石板路的“元首官邸”没有卫生设备，房间狭小，以致负责警卫他的宪兵只能借住邻家的空屋里。如此寒酸的“元首官邸”，在全世界恐怕也难得一见。
上世纪20年代，闻一多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时，住在西京畿道。这是一个有两棵枣树的小院子，这一点和鲁迅在西三条的院子相仿。房间还算宽敞。闻家的特别之处，是客室的墙壁和天棚全部用黑色亮光纸裱糊，桌子上和窗台上衬以一些小古董，虽不免给人以“阴森”的感觉，但极富艺术气息。半个多世纪后，当年到过闻家的作家蹇先艾仍对那间客室的布置印象清晰。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他在北京时，一直租房子住。原配去世后，段娶袁世凯的养女为妻，袁世凯以送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其实也无产权，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把房子抵押给了袁世凯，但没给房契。等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对方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他在这房子里只住了两年。
北洋政府时期当过江西省长的胡思义，卸任后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和清凉禅寺之间置下洋房一栋，兼做棉纱、公债生意，应酬无虚日。本来他这寓公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然而世事难料。有一夜，江西奉新一盐商在南京路新新酒楼设宴，胡赴宴归来，行至距其寓所约200米的地方，几个身着黑衣短褂的彪形大汉突然从清凉禅寺门旁蹿出，健步拦住胡所乘包车，将其架入路边一辆汽车中，以黑布蒙住双眼。胡遭绑票后，家人与劫匪讨价还价，最终说定5万元赎票，并商定日子票款互换。忽因另案破获，胡未破财即被救释归。胡出来后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回寓所逗留，只在沧州饭店住了几个晚上，料理了未了事务后，便回南昌了。
崇实学校是北平一所教会学校，作家萧乾在那里读了近十年书。每周日一早，学校整队到礼拜堂做礼拜，回来时要穿过洋牧师们居住的一个大院，能看见这样一幕场景：院子里是一幢幢两层洋房，周围是绿茵茵的草坪，路边松木成行。家家门前都有专用的秋千和沙土地，时有金发碧眼的孩子在一起玩。走过门前总能闻到令人垂涎的肉味和牛奶味，阳台上摆满了花盆。厨师、花匠干活时都身着洁白的制服。穿过这个天堂般的院子之后，萧乾还得回到大杂院的小屋里，用杂和面糊糊充饥。
新凤霞当年在天津卖艺时，全家八口人——父母、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住在一间很小的南房里，一间屋大半间炕，就这也睡不开。她父亲想出个窍门，在炕沿装一块木板，安上合叶，白天放下来，晚上睡觉时用凳子支上。即使这样，也只能是一个挤着一个地睡，谁也不能起夜，甚至不能翻身。一起夜就没地方睡了，一翻身全家准醒。
四川军阀范绍增有三四十个姨太太。为了安置她们，上世纪30年代，范花费一二十万银洋，在重庆建起一个约占半条街的公馆——范庄。范庄为花园式建筑，内有三座三层洋楼。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每栋楼内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整体设计新颖，装修华丽；另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拥妻搂妾，男欢女爱。
梁巨川曾是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1929年，他接前清太监赵德山密告，称西四牌楼羊肉胡同7号是清朝某王府，宅内地下藏有大量银子。梁据情报告阎锡山，阎即决意收购此宅，并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元。购下后，梁派一个排的卫兵住在宅内看守。当年8月，动工开挖，共雇用20多名工人，施工期间许进不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