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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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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对家里给她介绍的对象一概拒绝,自己选中了圣约翰大学毕业生陈继思。陈父是上海一个舞场的音乐指挥,孔祥熙夫妇觉得陈出身不行,够不上门当户对,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孔大小姐不管这一套,和陈远走美国,两人在纽约结婚。孔祥熙夫妇见木已成舟,只得默认,空运补送了一份嫁妆,不巧飞机失事,遂引来社会指摘。

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想娶宋子文的妻妹为妻。宋霭龄认为儿子娶娘舅的小姨子,有点不成体统。孔令侃说:“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年轻时,有人来家里提亲,说的是邻村一个16岁的姑娘。母亲让他二哥去打听打听,二哥去后,见村口有个打鱼的,就上前问这姑娘长得怎么样。打鱼的说:“长得怎么样?有鼻子有眼就行了!”

梁斌年轻时看上同村一个叫云英的女孩,没事就在她家对过的大木头上坐着,可以看见云英家的台阶。有时云英从台阶上经过,进门前回头朝他笑笑,常令梁斌心跳不止。梁斌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此事过去了几十年,如今年已古稀,儿孙成群了,我的心上还想着她,两地相隔,想见一面也难呀!我把这种悬念,写进《红旗谱》和《烽烟图》中。”

1933年7月,胡风从日本回国,住在上海施高塔路四达里韩起家。一天下午,韩家后门传来一阵敲门声,韩起夫人把钥匙从楼上扔下去,却摔断了,只好下楼开门。进来的是楼适夷,后面跟着个小姑娘,经韩起介绍,知其名屠玘华。屠当时穿一件淡蓝色的短旗袍,短头发,显得很精神,给胡风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她便是后来的胡风夫人梅志。

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后,经常双双漫步街头。冷眼看去,一个服装华丽、风姿绰约的少妇,身边跟着个蓝布长衫、弱不禁风的瘦男,类似于公馆里的少奶奶带着听差上街闲逛。

四川军阀杨森有一堆小老婆,却不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在街上同行。当时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舒新城在成都教书,思想解放,穿戴时髦。一日他和女友手拉手漫步街头,恰巧被杨森撞见。杨回去立即下令捉拿舒新城,甚至扬言要枪毙舒。作家李劼人闻讯后将舒新城在家里藏了三天三夜,后又化装把舒送出四川才算了事。

诗人臧克家在一篇回忆文字中说:张宗昌“姨太太几十个,编成号码”。

作家黄药眠回忆说:“曾经有一位姑娘,送给我一张相片,背面写着:‘您瞧,她在献给你微笑。’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但是因为穷,我还是微笑地谢却了她的微笑。”

兰妮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一度为孙科情妇。抗战时期她曾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财产,胜利后,被当作敌伪财产没收。兰妮找到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求援,孙便致信上海有关官员,替兰妮说情。信中称兰妮为“敝眷”,一时传为笑谈。后来孙科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黄绍竑甚至化名以《敝眷兰妮》为题在报上写文抖搂孙科的老底。

学者钱穆的第一个妻子病故后,吴江友人金松岑给钱介绍自己的族侄女,该女曾是东南大学校花。两人书信来往几次后,在金家见了一面。该女告诉金松岑:钱先生为师则可,为夫非宜。

郁达夫的视线总离不开女人。上世纪20年代,他去苏州旅游,转遍了玄妙观周围,称印象深刻的观感只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三五个年轻姑娘在观前街一家箫琴铺买箫,郁达夫站在旁边一阵呆看,〖Zei8。Com电子书下载:。 〗她们也回了郁几眼。

吴宓赴美留学期间,经同学介绍与从未谋面的杭州姑娘陈心一订婚。时吴宓与一道赴美的清华同窗朱君毅是情同手足的哥们儿,而朱的未婚妻毛彦文与陈心一又是浙江女师的同学。吴宓便委托毛彦文代为打探陈心一的底细,毛考察一番后回复说:“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君想娶一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小姐似很适当;如果吴君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后吴宓回国与陈心一成婚,却又看上了曾代他考察未婚妻的毛彦文。

吴宓和陈心一离婚后,毛彦文分析说:“吴(宓)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负全责。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一手造成的。”毛彦文所言吴宓脑中幻想的女子,其实指的就是自己。

学者姜亮夫从清华毕业后,到上海教书,认识了陶小姐,并论及婚嫁。女方出身豪门,家里不识穷书生的潜质,开出的条件是姜必须出洋镀金,否则不得履行婚约。姜为了爱情毅然留学法国,三年后才回到国内,两人终成眷属。姜后来成了著名学者,其夫人则温柔闲静。

朱自清25岁时,写了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当中一段文字涉及对妓女的看法:“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地去听她们的歌。”

1940年,戴望舒之妻穆丽娟决定和他离婚。戴望舒因此向她发出《绝命书》,说:“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但戴望舒终于没有死成。

学者谢国桢二十多岁时游杭州,在西湖附近的葛岭闲逛时,遇见两个老者,其一姓李,据说懂得相术,谢便请他给自己看看。李说:“谢先生相貌很好,将来一定有二十年的好运,可是有一桩,如果是不怎样……那就更好了。”谢马上问:“怎么样?”李吞吞吐吐地说:“要是到三十五六岁的时候,不被娘儿们引诱,那就更好了。”谢说:“我又不嫖姑娘,那又怕什么?”李正色道:“花钱取乐,不损人格,那又怕什么!只怕是不花钱的女人呀!”十多年后,谢已四十朝外,自嘲道:“深盼有一天机会来临,可是一直到民国三十二年尚未遇见一回事,真是书生老矣,机会不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女学生的择偶标准被编成一句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

刘海粟这样描述自己的第二个妻子:“当时,成家和较之一般的女孩子,是很美的,她的容颜、体型、风度、神韵皆美。”抗战时,先是刘海粟没有留下足够的生活费便抛下妻儿去了南洋,后来成家和又抛下儿女,带着刘海粟的藏画和作品与人私奔。

画家叶浅予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女方罗彩云不识字,两人情趣上的距离可想而知。叶那段时间经常借酒浇愁,遂有女画家梁白波的第三者插足。叶梁的私情后被罗发现,据叶后来回忆,罗彩云“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分’。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解放后,叶和罗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文革”中罗仍受叶的牵连而遭罪,后服安眠药离世,死前,她对女儿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

叶挺向李秀文求婚时,李家家底殷实,李父提出成婚的两个条件:一、叶须当上团长;二、女儿出嫁时,他把家产全部卖掉,给女儿当嫁妆,但女儿女婿须负责给他们养老。后来叶家用这笔钱在澳门买了一幢房子,又租了一幢房子,并保障了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胡絜青回忆说:1930年的寒假,老舍回到北京。“罗莘田请我和老舍在家里吃了一顿饭,接着,白涤洲先生和董鲁安先生也单请我和他去吃饭。这几顿饭当然都是主人有意安排的,我和他这两个客人心里也明白。吃过这几顿饭,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他说:咱们不能老靠吃人家的饭来见面,你我都有笔,咱们在信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他先说了心里的话。回到济南以后,他每天起码给我一封信,有时两三封信。”

梁思成说:“我爹(梁启超)把家庭的财政大权给了第一夫人,把爱情给了第二夫人。”

学者张岱年晚年对儿媳说:“年轻时,你妈的手凉,我的手热;现在呀,是她的手热,我的手凉。”

梁漱溟的侄女婿也是他的得意门生,结婚时梁说了一番夫妻理当相敬如宾的话后,举例道:“如像我初婚的时候,我对于她(梁漱溟夫人)是非常恭敬,她对于我也十分的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沏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得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话未说完,其太太突然大声叫了起来:“什么话?瞎扯乱说!无论什么到你嘴里就变成哲学了!……”

林语堂夫妇感情很好,生活上自然也很默契,彼此相知。一次聚会,林先到,后门外有皮鞋的脚步声,林侧耳一听便说:“她来了!”

作家赵景深回忆,他第二次结婚前,友人钱歌川与妻子凌丽茶去赵家看新娘子,“凌女士很漂亮,在我的朋友们妻子中间,像这样具有丰仪的女性是很少见的。歌川的肤色也很白皙,略为隆起的希腊式的鼻子,与丽茶真是一对璧人。”

抗战时期,学者舒湮住在重庆。某个周末他去歌乐山,等公共汽车返回时,舒湮牙疼加剧,恰巧附近有一家医院,便去求诊。一个姓吴的值班女医生接待了他,说是周日不门诊,把他回了。舒湮不死心,说:“我是特地从重庆赶来求诊的。倘若在此地过夜,明天再来,实在有些不大方便,请通融一下吧。”吴小姐便为他拔了牙。舒湮以为拔牙很疼,没想到吴小姐医术高妙,牙拔下来的时候,舒湮竟然不知道。他说:“我宁愿牙齿多坏几颗!”这一通融,正如舒湮所愿。后来,两人在重庆举办婚礼,证婚人是张元济。张在婚礼上说,舒湮的先人冒辟疆当年带着董小宛去过他的老家——浙江海盐。

胡适说:“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关系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还有几个人是‘完全了解’,而我就是‘完全了解’。”

诗人杨骚和白薇约定,等他在新加坡嫖妓过百,真正懂得女人之后,两人再结婚,白薇居然同意。杨是否嫖娼过百不得而知,但他确因此染上了一身性病。

章克标回忆说:“林语堂逢场作戏地在交际场中,也会吃花酒,叫条子了,也懂得长三堂子的韵味了。他还十分赏识那时的名妓富春楼老六,好像还为她写过捧场、赞美的文字。他穿着长袍马褂,伴陪了交际花、名妓到高级跳舞厅婆娑起舞或坐听音乐,也感到兴趣不恶了。”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只字未提秦德君其人,但在茅盾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抹不去的名字。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和秦德君同船避往日本,在京都同居。1930年又一起回国,仍同居数月。秦德君曾为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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