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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湾人都想做农民
曾经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我说“北京是一个农村氛围的城市”。这篇报道引来潮水般的挞伐，都说，“你这个台湾女人凭什么污蔑北京？”我很是意外，不理解农村怎么就“污蔑”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农村这个概念，两岸大不同。
耗时多年、受到探索频道专题报道的“雪山隧道”通车时，位于台湾东岸的宜兰，房价高涨，据说是许多台北有钱人跑去那里置产。因为长期受到雪山山脉与中央山脉的阻拦，台湾东部始终保持着天然且原始的风貌。虽说影响了经济的收入，但这片净土在那个只追求钱的岁月里，得以因“不便”而保留了大自然恩赐。就是这样的田园美景与悠闲，使得台北生活圈将之纳入。其实在台湾，什么叫做有钱？不是拥有都市中心的豪宅，也不是Benz、BMW甚或什么劳斯莱斯，而是在乡下有栋透天厝，甚至再有个小田地。
因此，农村在台湾人心中那是一个都市人在奋斗多年以后的向往，那是一个过尽千帆之后的回归，对自然、对人性、更是对精神与灵魂感受的一种“时尚流行”。所以，农村在台湾人心目中，绝非一个倾向负面的名词。
为何农村这个在定义上、两岸完全相同的名词，却在人们的理解中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
台湾，一个蕞尔小岛，没有天然资源，地震、台风频仍，在这小岛上艰苦地生存，粮食恐怕是第一要务。因着日治时代的“以台治台”策略，日本人在笼络台湾人心时选择的是地方士绅，给予的除了那个皇民化的姓氏，还准予这些士绅子弟可以读书，但类别必须限制在农业、医学。其中，农业因为担负着提供日本本土所需农产的前提，因此，从那个时候，就已经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其后，蒋经国先生所施行的三七五减租乃至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得佃农成为自耕农，拥有农田并为自己耕种。而这也使得如何在有限土地上创造最大价值的思考，为每个农民所重视。加上台湾在国际社会里的依凭，所以早期的台湾农耕队肩负着协助友邦发展农业的任务，而这许多的农耕队，在行遍世界之际，如何在当地的天然条件下，有效地产生各种农作物，也为台湾农业技术的提升，加了一把重要且必需的劲！
后来，李登辉时期，此人本身就是学农的，知农、为农的责任心驱使，农村现代化、精致化农业等等各项政策的推广，使得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农业仍然能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脉动。
所谓农村现代化，就是利用最新的科技、机械乃至生物技术，培养出各种新品种。台湾的农业改良技术世界闻名。举个例子来说，有种热带水果叫“释迦”，我很爱吃，但这水果很娇贵，非常容易因为熟透而烂，磕碰一下也不行，因为甜度高又容易滋生蝇虫，因此，距离产地太远就无法享受。也因为易烂，所以除了产期的很短时间可以一快朵颐，基本很少见。
但是，台湾农民却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将坚硬不易烂的“凤梨”（大陆称菠萝）与之杂交，生出了一个新品种——菠萝释迦，不但籽变小了，果肉相对变多了，最重要的是，不易坏，不怕磕碰，大大提高了这种水果可销售的范围。而在今年春天我去海南时，也看到这种水果在当地的摊上，到处都是。
至于农村现代化，由于经济的发达加上国际贸易的流通，粮食作物已经无法符合台湾本土所需。从许多农业地区购买其成本可能远低于自己耕种，因此，不种植粮食作物的台湾农村，开始发展经济作物，并且延伸农村价值与经济，所以，彰化有大片花田。据报道，台湾种植的郁金香可以外销到郁金香之国——荷兰，而各种与农村、农产品的相关文化创意活动也应运而生，例如台湾花卉节，就是在经济作物的发展下，衍生出的休闲活动。农村不只是靠着农产品赚钱，还可以因为旅游人口的吸引，而更增加收入。
此外，因着生物科技的发达，农产品有了其他方向的运用。譬如，曾经在大陆也知名的美容类节目“女人我最大”中介绍的“菜瓜水”，就是将原本价值低廉的菜瓜制成了女人保湿用的化妆水，天然好用又便宜，等于提高了农作物本身的价值。
政府辅导农村建设成为“度假旅游点”，因此许多精致有特色的民宿应运而生。假日时，台湾人大多会带着小孩，举家到农村享受脱离城市喧嚣的宁静与大自然，也让小孩在接触大自然的过程中，增加知识、接近土地，并且感受环保的重要性！
因此，我感觉，在这样的一股风潮中，也让台湾人更加深爱自己所在的这片土地，对于土地、家乡的热爱，已是台湾社会普遍的氛围，这与农村与都市的亲近，且保有农村的特性，有着紧密不可分的关系。
回到文章主题：台湾人都想做农民，这是一种人类在过度物质科技之后的一种反思，一种出于人为动物想要返璞归真的内心渴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乃至身边的朋友们都羡慕着，在乡下有个住所，假日可以回去种种东西、在太阳底下享受耕作的这种惬意。其实农村不必然代表着贫穷与落后，如果能在维持风貌的前提下却又相当程度通过政策方向、创意巧思与城市结合，那么，农村恐怕才是人们最适合也最需要的所在了。
于是我成了许多台湾朋友们的“顾问”。
当初2006年我之所以决定离开台湾媒体，乖乖地在大陆待着，主要是两岸这样跑来跑去，感觉两边都顾不上，而且我始终相信，当有一天两岸交流频繁时，必定需要一个熟悉两岸的“翻译”。
这个翻译翻译的不是语言而是思想。
不可否认两岸在政治、社会制度乃至风俗习惯都已经在过去的某个点上分道扬镳，虽说同文同种，不过不同的制度与文化必定使得人的行为模式与思想有了不同的状态。就譬如“唯物主义”的思维脉络就是台湾人所不熟悉的。拿电视广告来说，台湾的广告更注重情感营销。我在台湾一直很喜欢一则家庭房车的广告，里面并没有强调车子的性能，但可以从广告的情节中看得出来，而广告给人的幸福感进而促成了人们对这款车的认同。其实汽车与幸福感究竟有无关连这且再说，不过反观大陆的广告就较为实际，性能、配备说得一清二楚，最重要的是广告的主角必定是成功人士。又譬如说大陆的房地产广告会直接告诉你，带着行李箱直接入住，甚或还有强调是赠送给二奶的好选择。
总的来说，台湾更在意的是“感觉”，感觉对了很重要，否则再好的东西也无法获得认同，但大陆重视的是“成功”与“地位”。扩大来看，台湾的社会因为发展已久，市场规则已经定型，每个人只需要好好做好自己的事、眼前的事，一切就交由规则运作。而大陆仍处于发展期，规则还在模糊摸索的阶段，所以什么事情都得要尝试、要竞争，一刻不能放松。所以我感觉大陆的朋友较为早熟，负担与压力也很重；而台湾的朋友同年龄来说更为天真，甚至有些傻。而在对彼此的认知上，台湾人的弹性较大，而大陆朋友比较执著。于是当我碰到有大陆朋友还拿着几年前的讯息来问我时，我总觉得无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他们所困惑或不满的，今日的台湾早已不复见。
5 在大陆采访台湾大佬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还有幸采访了江丙坤先生、连战先生、宋楚瑜先生访问大陆的历程。
2005年，时任国民党副主席的江工丙坤先生，先连战赴大陆，来到北京为连战铺路。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首先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停机坪上迎接飞机降落！从停机坪上看到每架飞机起落的情景，跟自己乘坐飞机降落的感觉完全不同，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2005年3月31日，江丙坤先生前往北京香山拜谒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安保人员担心记者会干扰到江丙坤先生的拜谒，就用隔离带将记者隔离开来。由于我和江先生在“立法院”就是旧相识，他经过时认出了我，穿过隔离带亲切地跑来跟我握手，问我：“你怎么在这儿？”
一旁香港《文汇报》的记者看到这个情况，很是吃了一惊。他问我：“小宫，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国民党副主席也跑来跟你握手。”
其实，台湾的政治人物一般而言是很谦卑与亲民的，而我当时也并没有感觉自己有多“特殊”，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没有造作，直到那位《文汇报》的同行问了我，我才感受到，在这样的互动当中，两岸思维的不同。
在江丙坤率团访问大陆取得成功后，连战先生应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
2007年4月25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携家人在沈阳祭外祖父母，并为纪念其外祖父母而建的“显阳园”揭幕。我作为随行记者，跟踪报道了连先生祭祖的全过程。
我很佩服国台办和中共中央的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找到连先生外祖父母的墓地。因为，连先生已经年近七十，可想而知，他的外祖父母的去世也有多年了。那片土地不知道在半个世纪里经历了多少大的变化，用沧海桑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可是，工作人员就是找了出来。
我记得，那地方在沈阳近郊一条高速公路旁的田地里。那天，我们乘坐浏览车跟在前导车以及连先生的车后，平时可以想象到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那一天就只有我们的车队在上面。车行至墓园附近，发现高速公路的中央分隔岛被锯断，车队一行将近十多辆车，在高速公路大回转，然后车行数百米停下。路边的防护栏同样也被锯断，铺设了一条用红色地毯铺成的斜坡道，让我们一行人可以很方便地走入路旁农田。说真的，我不由得自承我是个台湾土包子，我真没有在台湾看过这样为了重要人物不惜牺牲高速公路通车的情景，那个阵仗，我想在台湾恐怕没有几个政治人物敢这样，因为民怨的口水肯定会淹没这个人。
新修的小路上，铺着崭新的红地毯，通向墓园。墓地原先所在的田地也已经变了模样。那块田地被修葺平整，种上了树和花草，中间还修建了一个花台。
连先生神情肃穆地上香，祭拜，并在现场发表了感情丰富的演说。
我在现场访问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先生。他说，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他得知了墓地被找到的消息后，就匆匆从北京赶到沈阳，前往墓园查看。雨太大，踏在田地的泥泞里，泥水浸湿了膝盖。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起连先生访问西安后宰门小学时在网络上引起的一系列争议。后宰门小学的小朋友用念诗的方式来欢迎连先生的访问，诗的头两句是：“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
当时，我在台湾，在电视台里正工作着。我从屏幕中收取卫星传送回来的画面，当这段画面出现，我身后，不只政治组的同事，几十个人一片哗然大笑。这两句话，后来也在网络上被热烈议论，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