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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组织必须学习党的代表大会和机构的决定和指示以及个别领导人的具有这种性质的讲话。至于居领导地位的个别党员的具有明显的理论性质的著作，只有在南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地就这些著作作出决定，也即只有在这些著作是业已进行意见交锋和讨论的结果，并对今后的工作和发展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的时候，党组织才必须加以学习。
“3。党的一定机构的目前的理论性党刊应当成为全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南共全体党员都有权在这些刊物上展开讨论。”
书的作者认为这个决议在南斯拉夫鼓励了不同意见的争辩，而没有这种争辩，思想是不可能发展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南共的这个决议难道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么？
子愚
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斗争
据说，“民主墙”上有少数一部分的大字报，发表的意见很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有人看了一些自发的刊物，觉得内容也有很不健康的。于是，议论纷纷，认为应该加以取缔者有之。
我以为，在个别情况下，取缔是必要的。言论应当自由，但诽谤就是犯罪。比诽谤更厉害的，不取缔怎么行呢？
但是，对于更多的不正确意见、错误意见、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见，是既不应取缔，也不能听之任之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天然的义务，就是对于不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如果看到了而不进行斗争，那是放弃马克思主义。
怎样进行斗争呢？是板起铁青的脸，把人训一顿么？不是。这样做的结果，往好里说，和取缔差不多。我们只应当耐心地、细致地讲道理、摆事实，有说服力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讲道理、摆事实。我们决不能以势压人，也决不能搞变相的围攻。
因此，这也可以说就是进行讨论。
我们还必须注意，我们认为不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不是果真不正确、果真错误、果真违反马克思主义，也要经过讨论才能明白。谁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讨论，是非曲直不那么容易弄清楚。
我们如果真正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怕这种讨论，就相信经过这种讨论能把是非弄清楚，能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发展起来。现在是十分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可靠的途径。
张文起
当代的也要“拿来”
经过“四人帮”的浩劫，现在各方面的书都缺，例如当代西方文学的作品就缺得厉害。倘若提这么一个问题：当代西方国家有什么大作家？一般读者固然答不上来，就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也未必清楚。
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搞创作的要熟悉他的同时代人，这是常理；一般读者想了解一点大西洋两岸、太平洋彼岸的人们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思想的，也不是非份的要求。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等于零。
造成这种现象有其历史原因。解放初，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而那个时候苏联评论界对当代西方文艺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笼统地斥之为“颓废、没落、腐朽”，因此，只介绍西方的党员作家和少数进步作家。我们当时依样画葫芦，这说明我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研究。这种片面的介绍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更加拉大了距离，现在我们在介绍西方文学方面不知落后了几十年！
那么，目前认识是不是一致了呢？是不是有关各界都认为应该多多翻译介绍当代外国资产阶级的作品呢？我看还有障碍。例如，有一种论调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的，文艺则不行，帽子还是这一顶：“没落、腐朽”。这理由叫人不大明白。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因此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为什么西方优秀的文艺就非得是垄断资本家的产物呢？人家搞科学出成绩凭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什么搞文艺必然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呢？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吗？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西方当代许多大作家，例如法国的萨特、英国的格林、意大利的莫拉维亚、德国的标尔、美国的贝娄和梅勒，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有的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的头面人物，为什么不能引起我们重视呢？即便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偏见，你也得先介绍出来才能批判啊！所以，还是鲁迅那句话，先“拿来”，再处理，“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目前的状况如不改变，将来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科学技术方面，我们步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文艺上步步后退，退到一百多年前，还在啃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西方的物质生产有所了解，但对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竟一无所知，只晓得一点点人家曾祖父那一辈的事……
这岂不滑稽？
董衡巽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通信
高放同志：
我觉得“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工作中似乎并没有彻底地解决。一个时期它似乎完全清楚了，一个时期又觉得还存在一些疑问需要回答。看来今天还有对它系统地进行研究的必要。当然大量的工作是研究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也要研究一下“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发展的历史。从这样的想法出发，我注意到了你十二月四日在《人民日报》国际副刊上的文章，觉得那怕只是讨论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对上述研究也是有用处的。
我看过马克斯·比尔著的《英国社会主义史》，其中有《“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来源》一节。在这一节内比尔写道，社会主义一词是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正统欧文主义的定期刊物《合作杂志》（1826—1830年）中第一次出现的。在《合作杂志》一八二七年的第509页的脚注中写道，主张资本应归公有的人则是“公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你在《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中说，法文的社会主义一词是一八三二年第一次使用，英文的社会主义一词则在一八三三年《贫民卫报》上使用。这个说法和比尔的说法不一样，即要晚五、六年。我没有再作什么考证工作。你能不能再查一查，在报刊上再作一个补充？比尔的话见上述他所著书商务印书馆译本第168—171页中。
于光远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光远同志：
感谢你在百忙中对拙文的关注。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加快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的确是许多同志都在悉心钻研的重大课题。我也是本着这个意向去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
社会主义一词究竟何时开始见诸史书？真是众说纷纭。就我查阅过的中外文资料来看，竟有九种说法。据说最早是在一八○三年由意大利传教士贾科莫·朱利阿尼提出的，他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上帝安排的传统的社会制度。这与后来空想社会主义者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不同。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一词起源于一八二七年；或者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七年，逐年各有其说。可见，除个别外，大多数都认为起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其说不一的原因在于不同的作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或者是以个人的管窥蠡测作为定论，缺少细致的调查研究。
来信中提到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欧文主义的《合作杂志》中。据我所知，英国欧文派的信徒早就提出过这种看法，德国人比尔写于一九一四年的《英国社会主义史》沿用了此说。实际上一八二七年《合作杂志》是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者”，而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当时欧文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要以合作制度代替私人竞争制度的辩论，比尔认为“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必然是在这些辩论中创造出来的”，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找到什么实际的根据。他从《合作杂志》中能够引证出来的也只有“公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话。可见，他们是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混为一谈了。英国人柯尔于一九五二年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也指出“直到一八二七年欧文主义者的《合作杂志》才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来称呼欧文的合作学说的信徒。至于‘社会主义’一词，则是一八三二年在法文期刊《地球》上首次出现的。”（1953年英文版，第1页）
在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三日《地球》杂志上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就是法国圣西门派的门徒乔西叶尔。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我们不愿意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也不愿意为个人而牺牲社会主义”（这句法文原文见卡尔·狄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22年版，第3页）。随后，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于一八三四年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他按照圣西门的学说首次比较充分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使社会主义一词流行于法国。
颇为有趣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曾经互相争夺“社会主义”的发明权。英国人说是英国创始，尔后传到欧洲大陆；法国人则说是法国肇端，不久引进英伦三岛。从实际材料来看，应该说社会主义一词确是法国人先用，而社会主义者一词则是英国人先用，时间都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者”并非从“社会主义”演变来的，这两个词都是从当时西欧流行的“社会的”一词衍生而来的，所以也可能是两国不约而同几乎同时开始使用，未必就是从一国传入另一国。英、法两国几乎同时使用这两个词，也决非偶然的巧合。因为英国当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的国家，法国则是当时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最典型的国家；这两国又是空想社会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就是法国的圣西门派和英国的欧文派最先使用的。圣西门死于一八二五年，他本人还来不及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欧文死于一八五八年，他到了晚年才把自己理想的社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例如一八四○年他出版了《社会主义或理性社会制度》一书，一八四一年发行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欧文同布林德利的公开论战》。欧文已经比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前进了一步。他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在强大生产力的基础上使大家的共同财产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当然，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社会主义一词的起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用以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内在不可克服矛盾的更高形态的公有制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小生产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应该造福于人民大众，不应为少数人谋私利……。社会主义一词的起源确实是引人去深思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以上浅见，未必妥当，专此布覆，尚希教正。
高放十二月二十五日
高放同志：
谢谢你的回信。
关于我请教你的问题，普列哈诺夫在他的《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文中有一个长注。①在这个注里，他说：“‘社会主义’一词的最初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