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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被抗联子弹打凹陷的钢盔。注意，这支日军携带有11年式机枪（俗称歪把子）。在和骑兵作战中，机枪属于杀伤力较强的武器，但双方此战后的回忆中，对日军机枪的作用都未作描述，其原因何在呢？
大概，这张照片可以说明问题。
抗联的狙击兵在战斗中专打日军机枪手。而抗联的机枪手呢？一直做抗联研究的朋友黄河故人有一段描述说明了在装备低劣的抗联部队中，成为一名机枪手要怎样的素质。“祁致中手下有个团长（几百人的队伍）隋得胜，可以端着机枪扫墙上的马粪蛋子，一排马粪蛋子都扫下来。”
遇到如此对手，这一打起来，日军机枪手的命运可想而知。
其实，仔细对比双方记录，这次战斗中日军的战斗作风大可考究。根据文中提到，板坂等被歼灭的日军是在追击抗联的一辆汽车上，除了司机共计19人。板坂的职务是第七中队中队长，而日军编制一个中队部，正好是19人（有一人逃回）。所以，戴鸿宾等在上街基消灭的，可能正好是日军第七中队的中队部！
而根据记载，日军从富锦出动的部队共有三辆汽车，第一辆是板坂的座车，直奔上街基，另外两辆先开向萝北县城（即肇兴镇），而后压向上街基。根据日军的作战习惯，第二、三辆车上可能是随中队部赶来增援的一个小队（54名官兵）。但是，这两辆汽车的日军却只和抗联进行了远距离对射就丢下指挥官“知难而退”了。
这个习惯，与武士道精神有点儿不同，仔细看来，这个日军步兵第三十七联队恰好属于日军中赫赫有名的大阪第四师团，这可就耐人寻味了。
被称作“第一窝囊废师团”的第四师团有着著名的三不打原则——“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和“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
不知道上街基战斗时的抗联属于哪一类？
第三类，一定是第三类——我猜跑回去的日军一定这样认为。
仗着人多势众，在萝北县城顶住了抗联的大阪兵团，一到野战，还是体现了其独到的军事文化。
这或许是从这一张照片引出的又一层历史发现吧。
不过……还有一层发现颇为令人唏嘘。
那就是，这一仗，戴鸿宾等并未能接到赵尚志。经过紧急会议，战斗之后戴等率部进入苏联境内，意图找到赵尚志和进行休整，却被苏军全部缴械。直到戴被和赵尚志关在一起，他才明白赵尚志居然被苏联扣押了。
堂堂的抗日联军总指挥，一扣就被扣了一年半，至今，这件事背后的真相，依然不明所以。
一年半以后，赵尚志重返东北，最终战死梧桐河。
面对局面已经完全恶化的情况，他曾经说过：“我死也要死在东北。”
一个张自忠，一个赵尚志，都是为了求死而上战场。
这种悲剧不胜枚举。同样令人唏嘘的，是随同戴鸿宾进入苏联的抗联部队。
这支五百多人的精锐骑兵，被苏联方面粗暴缴械，随即送往新疆，大多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北战场。这批战斗骨干的丧失，给东北抗日联军此后在三江一带的战局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500名精锐骑兵，都是战斗骨干，无论赵尚志还是杨靖宇，从没有在关东军手中一次损失过这样多的兵力。而苏联人轻轻松松就把这支同样信仰布尔什维克的部队缴械了。
忽然想到老萨曾采访牡丹江二团出身的董仁棠老，董老回忆抗战后他们乘船前往东北，在海上遇到苏联炮艇，热烈欢呼的八路，也被苏联人缴了械。
说到底，就算主义相同，瞧不起就是瞧不起。所以，你再热情也不会把你当回事。
轻而易举就给了抗联无法恢复的重创，假如当时赵尚志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苏联人能这么干吗？
也许，这已经和这张照片本身，没有关系了。
外篇（五） 对萨苏提供萝北战斗照片的考证
从收集到的这张历史照片的日文介绍上，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关键词：
萝北县城、2月4日、赵尚志、骑兵、板坂大尉。
那么，什么叫中日史料印证？和以下的中方史料比照一下，马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王明贵的回忆录《踏破兴安万重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可以摘录出一段话：
张寿海Ь龆üゴ蛄酱Ρ呔尘莸悖允だ木滦卸诱陨兄净毓８莘止ぃ捍骱璞雎柿炝０餐牛氖Χ送藕腿弧⒕攀�500余名队伍攻打肇兴镇（萝北县城），张寿海д柿炝Α⑷�200余名队伍攻打鸭蛋河镇，我率领六军三师独立营和六军二十九团百余名骑兵队伍，埋伏在宝泉岭附近阻击鹤岗方面来的敌人援兵。2月4日夜，戴鸿宾指挥进攻肇兴镇的战斗打响了，攻入城内的三、六军部队遭日本关东军援兵的攻击迅速撤出城外。2月5日拂晓，我军在肇兴城外与乘汽车追击的日军板坂部队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日本关东军板坂大尉以下三四十名。
照片的日文解说上这几个关键词，在这段话之中，一个都不少！
具体比照内容，虽有细节上的区别，但日军的记载和王明贵的回忆，在战斗事实方面，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上街基战斗消灭板坂大尉等18个日军具体经过，军史书籍《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有更详细的叙述，照片解说上提到的战斗发生地“上街基”、日军被消灭“十八名”都有明确记载：
戴鸿宾得知日军部队乘汽车赶来解围的消息，便立即下令往城西撤退。我军在上街基抢占了炮台，向日军板坂部队的三辆汽车猛烈射击，击毙板坂大尉等十八名，伤六名，日军处于危急状态。随后虽有日本警尉森岛、日军中尉伊藤以下二十余名前来助阵，但仍受我军强大火力压制，毫无反攻之力，直到下午三时，驻绥滨县福兴屯的伪军乘汽车前来应援，并在公路两侧与我军发生了激烈战斗。在激战中，戴鸿宾察觉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如再战下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便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
蔡近葵在这次紧急会议上提议退入苏联，其理由是：（1）我三、六军部队在肇兴镇战斗中消耗子弹过多，如不及时补充难以继续战斗；（2）在突围过程中，我三、六军部队负伤三十余名，如不及时治疗势必造成重大减员；（3）入苏境与赵尚志军长会见，并接他回国领导抗战。与会的全体干部一致赞成蔡近葵的意见。
这段记载之中很多描述的原始出处，是上街基战斗的亲历者王海珍、乔占江的一篇回忆文章《夜袭肇兴镇，激战上街基》（《萝北文史资料》第1辑）：
哨兵报告，从东南富锦方面开来两辆载满日寇的汽车，已进入肇兴镇内，戴军长一寻思，这是敌人增援部队，我军得赶快作新的战斗准备，于是，命令部队西撤。在我军撤退时，日军一辆汽车，拉着十九个日本兵追了上来，眼看要插到我们的队伍中间，战士们立即散开，车上的日军不开枪不开炮，我军打枪，他们也不太还击，汽车拼命朝前开。戴鸿宾军长一看，觉得事情奇怪，眼看快到上街基了，戴鸿宾军长明白了：日军是去上街基占领炮台的，要是他们占领了上街基炮台，和肇兴的敌人两面夹攻，那时我们就将处于极端不利境地，于是，戴军长拉开了雷鸣般的嗓门大声下着命令：“快占领炮台！前面的部队占领上街基炮台！”
同时，他又命令身边的战士向敌人的汽车猛烈射击，最好是把汽车轮子打爆。这时，跑在最前面的是六军二十八团郭团长和一名老机枪射手。他们听到命令，飞也似的跑向上街基东南炮台，这位机枪射手，奋不顾身，跑向炮台的第二层，刚刚架上机枪的时候，日军的汽车刚停下，日本军官板坂少佐在车上横握战刀，叽哩呱啦，挥军督战。日军冻僵了手脚，刚欲跳下车，机枪子弹像一阵暴雨扫射过来，板坂少佐当场毙命，车上的萝北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岩崎才刚刚结婚，也抛下他的蜜月新娘和板坂少佐一同归天，其余的日本兵车上车下横七竖八倒成一片，呜呼哀哉，其中只有一个命“大”，他下车太猛，皮带在丰后边，身子还未着地，就活像一个吊着的油瓶被不要命的汽车拖回肇兴去了……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上街基村东附近立一石碑，无耻地称“板坂少佐”等侵略者为“十八勇士战殁之地”。此碑文“文革”期间已佚，尚在残碣只有原碑的四分之一了。［·］
根据这个石碑的记载可知，军衔为大尉的板坂是被追晋为了少佐。
这篇回忆文章《夜袭肇兴镇，激战上街基》的作者王海珍，当时是六军迫击炮连二班班长、乔占江则是六军司令部通讯员。
文中其实还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
其一，消灭板坂等18个日军的我军确实是骑兵部队，和日军记载的“骑马匪”一致：
（凌晨）一点来钟，戴鸿宾军长与蔡近葵师长首先率五百人的马队出发了。马队在夜幕中，只能凭着雪光摸索前进。由于道路不熟，雪大辨路困难，马队只能缓慢前进……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肇兴。
马队到了肇兴西南门外，戴军长下令，每班留一个人打好马桩子，看好马，其余准备战斗。
其二，攻打萝北县城的战斗功败垂成，其原因令人扼腕长叹：
攻城战斗初战告捷，残敌龟缩到了萝北县公署。
戴鸿宾军长“马上命令攻击伪县公署，并命令向县公署院内开炮。谁知炮弹返潮，四十发迫击炮弹，打了三十八发都不响”。于是，“县公署的敌人凭着碉堡、岗楼顽抗”，随后日军开始增援，攻打萝北县城的战斗功败垂成。
38发若是都响了，一口气砸到伪县公署上，这次战斗的战果会增加多少啊……
其三，戴鸿宾军长以这样的方法，才得到了苏军这样的“支援”：
余下的两发迫击炮弹，一发扔向了增援的日军，“这一炮真没想到打响了，只听‘咣’的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开了花？这是关键的一炮啊！日军被炸得晕头转向，不知虚实，连忙龟缩回去了”。
另一发……“戴军长一看，天已大亮，望望北面，江面很窄，就命令将最后这一发炮弹向江北苏联打去，很幸运，这一发炮弹又打响了，巨大的响声，把积雪炸飞了起来。戴军长为什么命令将这一发炮弹向苏方打？其目的是：一是鸣炮通知江北赵尚志军长，六军已执行北满省委会议决定；二是让苏联误认为是日军打的，惹起苏方不满，放炮打日本鬼子。果然，不大一会儿，苏联就向肇兴方向打炮，牵制住了南大营日军的暂时行动”（不过可以看出，苏军的炮击，显然也只是警示炮击）。
上街基消灭板坂后，我军的战斗和撤退过程中，“苏联炮兵不断向日军炮击，震慑日军，迫使日军不敢冒险妄动，给了我军很大支援。”
翻开尘封的史料，有多少这样的历史细节，让人心潮澎湃或扼腕长叹。
这次战斗的发生地是萝北县上街基，这个地名不为人熟知。于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地名“上街基”。
萝北县城的“上街基”，应是根据一片“街基地”的方位而取的一个地名。东北有不少地方“街基”为地名，距萝北不是很远的富锦县城也有“上街基”的地名，其原名为“南街基”，民国元年改称上街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