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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将军的确在协和医院养病，日方的情报是准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报刊上却在刊登“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对张学良口诛笔伐——也许舆论的初衷是好的，但文章虽然骂得痛快，却和事实相去甚远。真实的情况是“九一八”之前胡蝶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一个人犯了错，所有他做过没做过的黑锅都可以往他的头上扣，当时中国的所谓舆论监督，其心态很值得思索。而在对情报的掌握上，也可看出日方做得更为准确。
这张照片也反映了当时张学良将军在“九一八”事变时的状态——张学良在郭松龄事件时由于过于苦闷开始接触鸦片，接任东北军领袖后又发展为吗啡瘾，其精神和身体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这大概也是他在“九一八”事变中做出错误决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毒瘾的折磨让一个少年有为的将领几乎沦为废人，无论在处理东北问题还是后来的长城抗战，萎靡的精神状态都大大影响了张学良，使很多人对之十分失望。后来张学良将军因此痛下决心，冒死戒毒，终于走出了阴影，励精图治于收复故土，乃至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值得钦佩。
在日军攻占沈阳的过程中，张的总部、住所、边业银行等都被占领，留在东北的巨额财富皆被日军夺占。
然而，从日方资料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件历史事件的影子。
这两张照片来自于日本恤兵部1933年发行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事实上，关东军真的曾经安排将张学良的私人财物运往北平归还，借以拉拢张学良并进行宣传。这件事，1989年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郭冠英曾【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当面向张学良问起，张学良回答：“我不要啊，我们没要啊，我让他们整个拿回去了。”“我跟本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跟本庄说，你要不拿回去，我在火车站都烧了，与你脸很不好看啊。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要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送，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东北三省你还给我啊！你还我私人东西做什么？！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比你还富庶，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们也不够。”
此事原只有文献记载，这两张照片算是给出了更直接的证据。
拒绝了日军的拉拢，张学良将军在被免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处分下，在北平组织后援会，给被隔绝在敌后的东北军将领写信并设法派人联络，运送补给物资，积极组织义勇军，一度成为东北敌后战场最有力的支持者。日军也因此对张学良将军恨之入骨，认为他和他的部下是威胁“满洲国”的头号敌人，必除之而后快。
可见，尽管张学良将军在丢失东北的问题上负有相当的责任，但是，知耻而后勇，仍不愧为一名不失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
外篇（八）老帅少帅——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日前回国见到老萨的一个长辈，他是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曾作过张学良父子的研究，为此我把在日本收集到的皇姑屯事变珍贵照片二十余张送给他。他很喜欢，说研究张作霖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张学良的卫士，叫作郑景山。郑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辽宁朝阳人。张学良有一个骑兵卫队（郭松龄事变以后扩编为一个营），他一直在其中，西安事变后郑因为不满东北军上层妥协接受南京条件，辞官回家务农。他口中的张学良父子，颇有些特别的味道。
（一）我不怕日本子
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有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点。
那是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臧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并表示日内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样到下午，张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能比得了。到了晚上，张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郑景山晚上扈从张返回，张笑对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三）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抱着张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说张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声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了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黄显声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可惜。
郑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二张说话的时候不避讳卫士在场，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反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的召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的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另，刚才翻笔记，张作霖原话比我记得的厉害多了。抄录郑景山原话于下：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臧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代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枭雄之形，溢于言表。老萨这种没当过兵干过胡子的，复述都没有那个劲儿。
十、东京溥仪暗杀计划
1935年，已经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三万五千吨的“比睿号”战列舰访问日本。此时，作为合作的标本，溥仪在日本政界视野里如日中天，日方为了这次访问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出一副“日满和谐”的姿态来。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让溥仪甚至动起了利用日本皇室摆脱关东军控制的主意。然而，溥仪不知道的是，他这次访问却是暗藏杀机，根据日本最新披露的档案，在溥仪访日前夕，日本警方刚刚破获了一起针对溥仪的刺杀计划。 1935年4月14日晚上，在东京新宿三丁目执勤的日本警察发现一名行人形迹可疑，携有武器，当即上前询问，对方支支吾吾之下夺路逃走。对这样的可疑人员日本警方十分警惕，因为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动荡之中，经常有崇尚“一人一枪解决问题”的危险人物出现。“正行社”“血盟团”等团体抓之不尽，日本首相犬养毅、浜口雄幸等先后倒在暗杀者的枪下，过几个月这个名单还要加上永田铁山这样的军务局长，甚至连设计一个东京火葬场，也能导致设计师枪杀同行，所谓军国主义，把一些日本人骨子里不安分的因子充分调动了起来。因此，这名掉头就跑的可疑人员立刻引发了警方的全力追捕，生怕又是哪个要刺杀要人的疯子。
在警方的全力追缉下，这名犯人不久落网，此人名叫小见山登，22岁，正式职业是日活映画电影公司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