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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式毅（1885—1956），字奉久，原籍山东诸城，生于辽宁沈阳。早年追随孙烈臣。后受张作霖及张学良赏识，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等职。臧式毅是中国旧官僚中罕见的出色人物，东北易帜后，他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任上大刀阔斧进行财政、金融改革，对此后东北的稳定贡献良多；尤可贵者，臧一生经手钱财无数，自己却两袖清风，在奉系集团中堪称异类，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家徒四壁，后来张学良实在看不过去，觉得堂堂一省之长，如此寒酸，实在是“有辱奉系威名”，便自掏腰包为臧式毅购置了一套房子。“九一八”事变中，臧被俘后成为伪满洲国四巨头之一。日本战败后被苏联红军关押，后引渡回国，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9月21日《盛京时报》大篇幅报道一消息，捏造说：“森冈领事往访臧式毅氏。臧氏颇示赞成。”意指奉张学良令留守沈阳的臧式毅赞成日军攻占奉天的行动。实际上，臧对日本人态度十分坚决。就在第二天，即9月22日，日本宪兵拘禁了臧式毅、教育厅长金毓敝和冯庸大学校长冯庸。
臧为人深沉练达，在张作霖被炸死的时候，他是东北军在关外的实际军事负责人。紧张局势之下，臧为主谋，瞒天过海诈称张作霖仅仅负伤，哄骗日本方面，等待张学良入沈。并暗中整军待旦准备在日军有所行动时坚决迎击。当时，老萨的祖父在小河沿医院一带住，东北军就有军官便衣到那里视察地形，显然是准备必要时不惜和日军一战。在这种双管齐下的措施下，张学良才平安出关，完成易帜，中国得以统一。“九一八”事变前，臧准确判断日军即将启衅，曾多次向张学良告警，所获回答为张学良于9月6日给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出的“鱼电”，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切实注意为要”。有鉴于此，才有1931年9月18日荣臻对北大营不抵抗的指示。“九一八”事变发生，臧式毅眼看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一面流泪令荣臻等离开奉天南下，以图反攻，一面表示自己守土有责，不肯离去，试图与日方周旋，争取保住东北。臧随即被日军挟持，成为第一个被俘的中国省级大员。面对日军臧曾经冒死不屈，与日寇周旋四十余日。臧母也为深明大义之人，为他送物品时暗藏鸦片，意为劝子自尽。
但臧最终没有吃下母亲送来的鸦片，选择了屈服出任伪职。
这一举动被视为变节，遭到万人唾骂。但张学良晚年提到，臧出任伪职既非本心，也暗怀心事。他一方面以“联省自治”相抗日本人的“满洲国”计划，一方面秘密派人给张学良送信，进陈收复东北的方略和自己为内应的决心。但此时张学良身心两病，无心规复，臧之苦心遂翻成画饼。后来溥仪看出臧的用心，为了增强和日本人争夺权力的基础，在日人压力下放弃郑孝胥同时要求任命臧为国务总理。而日本方面对臧也早有警觉，遂强行推出亲日的张景惠。自此，臧被排斥出东北伪政权核心，并受到监视。他选择随波逐流，直到日本投降，自己作为伪满战犯被捕，亦无辩解之意。
前半生清正廉洁，一心为国；后半生被判汉奸，辩无可辩。或许，臧式毅的心里，惭愧与寒冷已经无可复加。
臧式毅的汉奸之名此生难洗，但是从他身上或许也会引发一声感慨——国家做得好些，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张学良将军亲口说过：“是我负了臧式毅。”
十五、战死在反攻东北的路上——记刘桂五将军
东北军入关之后，一路华北、华中、西北，屡次陷于内战的漩涡，但恢复故土的决心，却越发炽烈。战死在反攻东北路上的刘桂五将军，就是其中的典型。刘桂五将军，其名被记住的更多原因是在西安事变中执行了捉蒋的命令。
说起来，西安事变因为抗日而起，但令人气闷的是，因为抗战中东北军被分割使用，颇受歧视，特别是参加捉蒋行动的军官对蒋的报复心存疑虑，参与此役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被迫投日的颇不少。比如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就是其中典型，此外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曾降日。包括负责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后因试图反正被日军毒死）。
然而，在这些将领中，最直接的捉蒋部队指挥官，却在此后的抗战中战死沙场，而且死得相当刚烈。
这个将军，就是本文的主角，白凤翔的部下，骑六师骑兵十八团团长刘桂五。
刘桂五，河北建昌人，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活动，西安事变时，因为他和白凤翔都出身绿林，善于“掏老窑”，因此命令他所带的团，在西安事变中直接负责攻击蒋介石侍卫警戒的二道门和五间厅。为此，张还曾特别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去见过蒋介石，目的是熟悉路径，认清人，对于当时官阶仅为上校的刘桂五，倒也是难得的“殊荣”了。
这段史实其实颇为值得玩味，因为张学良引见白、刘给蒋介石的名义，恰恰是因为要派他们两人深入热河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想来若蒋对抗日完全没有信心或者兴趣，是不会召见这两个军官的。可能蒋对张学良来说，不是不抗日，而是抗日的招法太缓，太犹豫吧。
尽管有“掏老窑”的经验，由于天黑地险，蒋方卫士训练有素，攻打五间厅的战斗还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指挥抵抗的侍卫长钱大钧被弹穿胸部（后被部下扶到一个窑洞中抢救，被东北军俘获），才停止抵抗。这时，蒋介石已经逃入骊山，刘桂五没能将其生擒，后被刘多荃、孙铭九派人搜出（孙铭九对西安事变的描述多所闪烁，史家有疑）。
蒋介石被捉处，为捉蒋亭，萨曾经在游览西安的时候攀爬到此处，二十几岁还累得喘吁吁，遥想当年蒋介石年过半百，带伤而走，深夜中还能跑这样远，这份功夫硬是了得。旁边有铁索两条，通一石缝，据说就是蒋介石藏身所在。亭子的样式中西合璧，又名“兵谏亭”。当时下面有一算命人，倒是卦法奇准。
西安事变解决后，白凤翔被免职，但蒋方对团级军官表示既往不咎，因此刘桂五升任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下辖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命令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在大同组建东北挺进军，做出收复东北态势，其主力即为骑三师井得泉部与骑六师刘桂五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察绥大部失陷，靠东北挺进军杀回东三省的可能性显然太小。但马占山毅然向北移军大青山畔的哈拉寨，以游击战术纵横伊克昭草原，并不断率军翻越大青山，向日军腹地攻击，成为晋绥侧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八年间日军始终无法在这个地区彻底驱逐马占山所部。
东北军骑兵部队在敌后的作战一度有声有色，马占山之外，白凤翔的热河挺进军也曾威胁多伦，辗转转战，1939年才在日军重兵攻击下于固阳兵败，地点和刘桂五战死处仅距离几十公里。
在几次穿越大青山的作战中，刘桂五利用绥远地广人稀的特点，充分运用骑兵快速、凶狠的优点，打了就走，屡立战功。1938年3月，为了配合傅作义部反攻绥远的作战，马占山部再次翻越大青山，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势，乘虚攻占凉城、河口、托克托等地，生擒伪蒙古军骑四团团长门树槐，刘桂五并率骑六师攻占萨拉齐火车站，活捉伪蒙康王（后作为俘虏送归重庆）切断平绥铁路。
傅的反攻和日军酒井师团在晋北发动的攻势恰好撞车，损失较大，但日军因为平绥铁路被切断深感震惊，主力掉头攻击马占山挺进军。由于日军吸取了和马部骑兵作战的教训，组建了大编制的摩托化部队，并在飞机配合下攻击马占山部，使主力是传统骑兵的挺进军陷入被动。此时，马占山为胜利所激动，一时贪攻试图收复整个绥北，还在继续向东方百灵庙和武川方向攻击，发现情况危急后回撤不及。4月20日，后退中的挺进军被日军截击战败。刘桂五率部断后，奋力阻击，激战两天两夜，22日，部队在黄油干子（今包头附近）渡河时，马占山司令部突遭日军战车袭击，刘师长率部就地抵抗，掩护军部撤离，不幸中弹殉国。
突围的马占山听说刘桂五战死，不顾危险返回后队，抚尸大哭（马与刘是东北军时代的老友，袍泽情深）。因为战况紧急，只能着部下暂时将其遗体仓促掩埋在河岸附近的乱石中。
当时的中国政府追赠刘桂五为陆军中将。一年后马占山率部再出大青山，为刘桂五重建陵墓，穿石为忠烈祠，并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作纪念。
起于草莽，殉于国家，大概就是说的刘桂五这样的军人吧。
十六、击毙“满洲开拓团之父”——东宫铁男大佐死亡之谜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发现，在东北的中国军民尽管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仍然顽强抵抗，无论是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旧军官，还是地主，都有大量爱国者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奋起反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铁血军和抗日联军，如野火烧不尽一般此起彼伏，而且因为得到民众的支持，日军要想彻底消灭他们极为困难。例如1932年夏季关东军进行的八伐马占山之战，尽管使用了两个师团又两个旅团的兵力，并出动大部分航空兵配合，却始终无法捕捉到情报准确，如鱼入水的马占山。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都因为义勇军的越打越多而被迫去职。为了稳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伪满吉林军训练顾问的东宫铁男大尉提出《垦拓意见书》，建议大规模向东北移民。这一提案得到日本国会支持，决定以在乡军人为主，在中国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广泛建立由日本移民组成的“开拓团”和移民点。依靠这些武装移民团形成对抗抗日武装的据点。同时，由于开拓团成员通过掠夺获得东北农民的大量土地（最早的移民一家可无偿获地一千五百亩），大批当地农民沦为日本移民的雇农，在防止他们支持抗日武装方面加强了控制。
1932年10月，在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在伪满的第一个开拓团。此后，感到成年人顾虑太多，东宫又建议吸收移民对象转入“纯洁”的年轻人，并积极做出动员。这些因东宫的动员而到达东北的狂热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了所谓的“日本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而东宫又进一步推动殖民开拓，于1933年亲自作词，完成了后来在日本传唱颇多的歌曲——《新日本女性要嫁到大陆去》，鼓励日本女子参加开拓团，平衡其性别比例。
事实证明，大规模移民东北，使大批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补偿地失去土地，受到极深的痛苦；在日本战败时也直接造成八万名移民的死亡，其后代的归国问题至今困扰日本政府。但在当时看来，这对日本建立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十分有利。首先，它改变了东北的人口比例，增加了日系人口数量，有利于日方所谓的“五族共和”；其次，开拓团数量不断增加，并占据大量土地，增加了日本殖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