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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发生在铸刑鼎的三年前。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铸刑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事实上，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24而德治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详加论述。
鲁国政变
子产政改的同时，鲁国在政变。
政变双方的交火，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其结果，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鲁国都没有国君。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或没有逃跑，也只是纸糊的面子。这次动乱，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鲁君早被架空，形同虚设。
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这也是政变，那么，政变是缓慢进行的，甚至堪称和平演变。可惜，《春秋》和《左传》虽是鲁国史书，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那么，鲁君的大权，旁落到了谁手里？
三桓。
所谓“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个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老二庆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是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5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
这四件事，涵盖了经济、军事、政治诸多方面。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作丘甲，则是普遍推行丘甲制。税亩制即按亩收税，丘甲制即按丘征兵（包括兵员和兵器）。27具体做法不清楚，但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28因此可以肯定，其结果是富国强兵。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交点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32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阴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
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晚什么？不晚。我问你，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33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有人问晋国的史官史墨怎么看。史墨居然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只因与姬周关系密切，世代通婚，休戚与共，这才成为华夏一员。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事至少在景公时代就开始了。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履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向他们家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给救济。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便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37
然而齐景公对此，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对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他私下里分给田地；对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他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办法，就是礼治。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39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