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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弗朗索瓦——你想说是在佛教主题上最为丰富？
马蒂厄——不仅仅如此。西藏文学固然是被完全贡献给佛教教育和插人其中的传统科学——医学、语法、语言学、天文学等，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丰富和容量方面成为东方第三大文学。一直到最近这些年，还没有西藏的“小说”……现实就足够让人忙的了。
让—弗朗索瓦——是的……但是如果人们将历史方法的标准用于对佛教的研究，例如，就像在法国，阿尔弗雷德·福歇在他的《根据印度经文和纪念物看佛陀生平》一书中所做的那样，佛陀的继承者们似乎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想像。关于他的奇异的出生，构想出了一部使徒传记：他从他母亲的右胁部出来，而在出生前十个月，他在他母亲的胸膛里就已经完全成形了，等等。就像在所有的过于美好的传记中一样，东方的想像力似乎大大地作了修饰，因此，要重新发现佛陀教导的真实历史基质是困难的。你会回答说苏格拉底也是一回事，我们只是间接地认识其思想。人们并不清楚地知道，在他弟子们的叙述中，什么来自苏格拉底本人，什么是被柏拉图或色谱芬添加的。但这些都是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另外我们还有阿里斯托芬①为证，这是个有趣的核对，因为他是与苏格拉底为敌的。而在佛陀这种情况下，印度的想像所专有的那种神奇事迹的意思似乎已经使人很难对佛陀的真实学说下严格的定义。
①雅典喜剧诗人，作有多部喜剧讽刺苏格拉底。
马蒂厄——首先，正如我在几分钟前说过的，佛陀教导的内容正是由他同时代的人订立的。再则，你所说的神奇事迹并不影响教导的主体本身；它涉及佛陀的那些神奇传记，这是在数个世纪中写的。事实上，佛陀的教导针对着一些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主题——针对存在的本质、无知、痛苦的原因、作为独立实体（entitesindependantes）的自我及各种现象之不存在、因果律等等。这类主题是不大可能被神奇事迹美化的！
让—弗朗索瓦——那么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佛教是哲学还是宗教？或者哲学兼宗教？使我震动的是，大体上看，佛教在西方有一个受人喜爱的形象，它在西方享有一种并非开始于昨天的尊重。人们在佛教中看到的总是一种能够被批判精神、被西方的理性主义接受，而同时又给批判精神和西方理性主义增添一种道德和精神属性的、被净化的学说。这是一种智慧的属性，甚至是某种更重大的东西，它不会与自人们所说的“启蒙哲学”和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时代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那些标准、与现代的科学精神不相容。可是，当人们来到亚洲，这种纯洁的影像就受到严酷的考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被佛教实践中的大量的表象所震惊，我甚至要说是刺激。这些外表，我只能断定它们属于迷信，如祈祷的旗幡、祈祷的转轮、对转世（eeincarnation）的相信。例如，前天在加德满都你们的寺院里，我们看到介绍一个三岁的儿童，他新近被“确认”为你以故师傅的转世灵童。
马蒂厄——赫延采仁波钦的转世。
让—弗朗索瓦——他何时去世？
马蒂厄——一九九一年。
让—弗朗索瓦——那孩子出生于……？
马蒂厄——一九九三年。
让—弗朗索瓦——好啊！……那么，人们按照什么手续决定仁波钦在这个孩子身上再生？
马蒂厄——在绝大多数宗教中，意识在死亡之后的延续属于默启的教理。在佛教中，人们相信一些人所具有的静观经验，这些人确实超乎平常，但他们的人数又多到足以使人们听信他们的证言，从佛陀开始即是如此。首先，要明白的是，在佛教中人们所称的转世（reincarnation）与任何“实体”的迁徙（transmigration）毫不相干，与灵魂转生说（metempsycose）毫不相干。只要人们还是在以实体之类的词语而不是以“功能”（fonction）、“连续性”（continuite）之类的词语进行推论，佛教的再生概念就不能被理解。人们说：“没有任何线穿过再生这根项链的珍珠。”在连续的再生中通过的不是一个“个人”的本体（identite），而是对意识的流量的调节。
让—弗朗索瓦——灵魂转生说在佛教中不存在？我一直认为自己明白，灵魂的迁移乃是佛教的一个根本教条。难道不是应当达到人们所称的涅槃，达到人不再必须转生到另一个存在之中这样一种境界？
马蒂厄——在澄清“没有灵魂转生的转世”①这个概念之前，我要按顺序回答你的问题。你刚刚验证，佛教在西方是被理解为一种在理智上完全可以接受的形而上学。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佛教针对的是一些关系到一切有生命存在（etre vivant）的根本忧虑，佛教最基本的教导既没有染上异国情调，也没有被令你惊讶的那类文化因素所影响。佛教分析并拆卸幸福与痛苦的机制。痛苦来源于何处？它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医治它们？渐渐地，通过分析和静观，佛教上溯到痛苦的那些深层原因。这是一种使每个人都感兴趣的研究，不论他是不是佛教徒。
①即在转世这一过程之中，并没有一个灵魂在从事着转世的行为一也就是前文所说，虽有一串珍珠，却没有穿过珍珠的线。
让—弗朗索瓦——请给你所称的痛苦下定义。
马蒂厄——痛苦是一种深深不满足的状态，这种不满足有时是与肉体的疼痛结合在一起的，但它首先是一种精神的体验。显然，不同的人以相互对立的、或是令人高兴的或是令人不快的方式，感受同样的事物。当我们所珍爱和保护的“我”受到威胁，或是得不到它所欲求的东西时，痛苦便出现了。最强烈的肉体痛苦能够被我们根据自己的精神状况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感受。另外，生存的通常目标，如权力、财产、感官快乐、名誉，能够带来一些暂时的满足，但它们从来也不是一种持久满足的源泉，早晚有一天，它们要转变为不满（mecontentement）。这些暂时的满足从来也不能带来一个持久的完满（plentude），一种不可能为外部环境所伤害的内心平静。如果我们整个一生都在追逐世俗的目标，我们所拥有的达到一种真正幸福的机会就像一个朝干涸的河中抛网的渔夫一样少。
让—弗朗索瓦——在伊壁鸠鲁学说和斯多葛学说那里，就有这种说法，而且就是这样一些术语。
马蒂厄——这种不满足的状态乃是有条件世界（monde condtionne）的特点，有条件世界从本质上说，只能提供一些短暂易逝的满足。在佛教专用语中，人们会说世界或再生的轮回，即samsara，为痛苦所浸透。但是这绝不是对世界的悲观看法，而只是一种验证。接下来的步骤其实就是找寻对付这种痛苦的救治方法。为此就必须认识痛苦的原因。首先佛教总结出，痛苦生于欲望、眷恋、仇恨、骄傲、妒忌、缺乏分辨，以及所有那些因为扰乱人的精神并使之沉入一种混乱和不安全的状态而被人称为“消极的”和“使人昏昧的”心理因素。这些消极的情绪生于一个“我”的观念，我们珍爱这个“我”并想要不惜一切地保卫它。这个对自我的眷恋是一个行动，但这个眷恋的客体——“我”，并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它并不像一个独立和持久的实体一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存在。它既不存在于构成个体的那些部分——即肉体和精神——之中，也不存在于这些部分之外，又不存在于它们的集合之中。如果人们提出这个自我与这些部分的联合相符，则这等于是承认：它不过是被理解力贴在由相互依存的各种各样成分构成的临时联合体上的一张简单的标签而已。事实上，自我不存在于这些成分的任何一个之中，一旦这些成分相互分离，自我的概念本身也就消失了。不揭露自我的欺骗，这就是无知，即暂时无能力去认识到事物的真实本性。正是这种无知，是痛苦的最终原因。如果我们能够驱散我们对于自我的错误理解和对于各种现象的牢固性的信任，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我”没有任何自己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还要害怕不能得到我们欲求的东西，害怕接受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让—弗朗索瓦——这部分分析是佛教和许多西方哲学所共有的。我们应当说，是古代的智慧所共有的。人们发现，在法国，它在蒙田那里被发展了，后来，又被帕斯卡尔以一种为基督教辩护的意愿发展了。
马蒂厄——也许正是由于外传佛教的这种最初的简单性，西方世界感到自己与它的教导具有相似性，因而能够一下子就深入其中。
让—弗朗索瓦——就我感觉，将某些西方哲学家引诱人佛教的，乃是想要到达某种宁静（serenite）的意图。我不想从“无动于衷”（apathie）这个词的消极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用一个学究式的词表达，这应是某些心理学流派所称的不动心（ataraxie）。不动心，依照斯多葛派学说，乃是哲人应当达到的不可动摇的境界，也就是说，不再受在日常现实中出现的好事或坏事的意想不到的影响。
马蒂厄——要紧的是，不要将宁静与无动于衷混同起来。一种坚定的精神实践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不受或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伤害的特性。人们将一个实践者的精神比方为一座风所不能撼动的山：它既不受困难的折磨，亦不因成功而狂喜。但这种内心的镇定并不是无动于衷或无所谓。伴随着这镇定的是一种真正的内心狂喜和一种精神开放，这开放带来一种经受得起任何考验的利他主义。
让—弗朗索瓦——这是所有的智慧共同的因素。我们甚至认为是听到了对斯多葛派哲人的描述。再说，智慧的理想就是要为哲学家的读者或听者提供这种智慧的秘诀，恰恰就在各种哲学已经放弃了这个理想的一个科学时代，佛教在西方获得一定的权威，这是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但除了这种为所有智慧共有的财富，佛教的诱惑似乎是走得略远一点……这是自我（moi）在一种不确定（indetermination）之中的融化。
马蒂厄——根本不是要在一种无定形的不确定中熄灭，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我”没有任何自身的存在，并且它是我们所有的恶的源泉。佛教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极富足的达到内心平静的方法宝库，这种内心平静来自放松对自我的眷恋。人们不满足于描述心理的事件，而是转变它们，“解放”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