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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冲我一笑，举起手来，动动嘴唇，好像在说“希特勒万岁”，然后，踮着脚走了。这时，话筒里那人问道：
“您还听着吗？”
“我听着呢。”我说。
“您看，眼下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车皮去接那些犹太人。从管理上说，他们归上西里西亚。我已经跟上司说了，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您自己把他们处理掉。”
我没吭声。
“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声音从华沙传过来。
“是的。懂了。”我说。
“那全都清楚了？”
我说：“对。但我更希望得到一份书面命令。”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唱歌般的笑声。我想，我儿子的笑声也可能是这样的；这笑声让我回想起乡下的午后时光、鱼儿成群的蓝色河流、花香和双手拔出来的牧草。
“您别天真了！”那声音没有半点狂妄的意思。“这种命令从来不见诸文字。”
当天夜里，我无法成眠。我明白他们这是要求我自己动手又冒着风险去消灭那些希腊犹太人。次日早晨，我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村长、消防队长、警察局长和老兵协会会长，约他们在村里俱乐部开会。消防队长说不能参加聚会，因为有匹马要下崽。我说，不是聚会赌钱，是急事。他想知道什么事。我说，等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我到俱乐部的时候，人都到齐了，正围着桌子听一个老服务员讲笑话。桌子上有刚出炉的热面包、黄油和果酱。老服务员一看见我就不吭声了。他岁数不小了，矮个子，很瘦。我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对服务员说：请给我一杯咖啡。等咖啡来了以后，我请他离开了。随后，我用三言两语给大家说明了目前我们所处的形势。
消防队长说，应该立即打电话给可以接收犹太人的俘虏营。我说，已经给海乌姆诺某人谈了此事。消防队长打断我的话，说道，应该跟上西里西亚集中营联系。于是，讨论就此展开。人人都有朋友的朋友，等等。我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安安静静地喝咖啡，把面包一分为二，抹上黄油，吃了。再把果酱抹到另外一半上，吃了。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不像战前咖啡的味道，但是好喝。吃完，喝完，我说，各种方案早就一一考虑过了；消灭希腊犹太人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我问大家：问题是如何消灭？各位想出什么办法了吗？
都在吃喝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冷场局面，我问村长他的感冒怎么样了。他说，他想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大家都笑了，以为村长是在开玩笑呢。可他说话是认真的。后来，我们说起了土地的事情，是两个农场之间的地界问题，事情是一条小溪引起的，一夜之间，不明不白地溪流就改道了，这样一来给两个相邻的农场土地所有权造成了十多米的纠纷（说不清道不明），因为边界线就是这条可爱的小溪。我还询问了失踪土豆的装车问题。我没拿它当回事。我说，土豆会露面的。
上午过了一半，我回到了办公室。那群波兰孩子已经喝醉了，正在玩足球。
我又拖延了两天，没作决定。一个犹太人也没死。除了五支清洁队，有个秘书把犹太人又组成三支绿化队。每支队伍由十个犹太人组成；他们除去打扫村里广场之外，还清扫村里到公路之间的地块；这些地块波兰人从来没耕种过；我们德国人由于没时间和缺少劳力，也没耕种。据我回忆，我没做什么事情。
一股厌烦情绪逐渐占据了我心头。通常晚上，一回到家中，我一人吃完饭，冻得浑身发冷，目光盯着白墙壁上某个不确定的斑点。我连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都不思念，也不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消息，或者听听轻音乐。上午，常常去火车站的酒吧赌钱，似懂非懂地听听聚在那里消磨时光的农民说些下流笑话。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两天，好像做梦一样。我决定再这样拖延两天。
可是，工作堆成了山啊。一天早晨，我明白了这些问题是躲不开的。我把几个秘书都叫了来。打电话给警察局长，问他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调遣的武装人员有多少。他说，这要看情况而定。但是，到时候，他可以安排八个人。
有个秘书问我：“然后，拿他们怎么办？”
我说：“咱们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让警察局长走了，但是要求他必须随时跟我的办公室保持联系。随后，我带着几个秘书上了大街，大家都上了我的汽车。司机把我们拉到了村外。我们用了一小时的时间在国道和马车走的土路上转悠。有些地方还残存着积雪。我走进两个样子差不多的农场转转，跟农场主谈了谈；但是，他们都找借口表示反对。
我心里说：过去我对这种人太好了，现在是该厉害的时候了。可厉害的做法与我的性格冲突。有个秘书告诉我，距离村子十五公里的地方有片洼地。我们去看了看。地方不错。偏僻，到处是松树，黑土地。洼地底部长满了大叶灌木。据那个秘书说，春天有人来这里打兔子。这地方距离公路很近。在回去的路上，我已经对应该做的事情下了决心。
第二天，我亲自去警察局长家里找他。在我对面的人行道上，已经集合了八名警察，再加上四个我的人（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和两个管理员）；此外，还有两个自愿参加的农场主。我要求他们办事要干净利落，干完后回我办公室汇报情况。他们出发时，太阳还没出来。
下午五点，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回来了。看上去很累。他俩说，一切按照原计划办好了。他们去了老皮革厂，带着两队扫地的人出了村子。步行了十五公里。离开公路后，拖着疲惫的步伐向那片洼地走去。接着就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情。我问他俩：有乱子吗？乱不乱？乱得厉害？他俩不高兴地说：有点乱。不想多谈这件事情了。
第二天，再次重复昨天的行动，只不过换了几个人：志愿者不是两个，而是五个；用三个没参加昨天行动的警察换掉了原来的三个。我的手下也有变化：换了一个秘书，不派管理员了；司机照旧。
下午过了一半，另外两队扫地的犹太人消失了。晚上，我派遣那个没去过洼地的秘书加上消防队长去组织四队希腊犹太人扫地。夜幕降临前，我去洼地转了一圈。我们乘坐的汽车出了事故或者几乎出了事故。车子偏离了公路。我很快发现司机比平时紧张得多。我问他怎么回事。我要他实话实说。
他回答说：“不知道，阁下。我也觉得奇怪。大概是缺觉吧。”
我问他：“是睡不着觉吗？”
“很费劲，阁下，很费劲。上帝知道我使劲想睡啊。可是费劲。”
我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后来，我们把车子又推回公路，继续前进。到洼地后，我拿起一个手电筒，钻进了那条鬼路。动物们好像突然就从洼地周围撤退了。我估计从此以后洼地会成为昆虫的王国。我的司机不大情愿地走在我身后。我听见他在吹口哨。我说了一句：安静点！表面上看，洼地跟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一样。
“那个洞呢？”我问。
司机指指洼地的尽头说道：“在那边。”
我不愿意更仔细地检查。上车回家。第二天，我那些志愿人员又去干活了，只是做了例行调整，这是我出于心理健康的考虑。到了周末，又有八支扫地队伍消失了，总计人数是八十个希腊犹太人。但礼拜天休息之后，出了新问题。大家开始抱怨这活计太苦。农场来的志愿者最多时有六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村里的警察提出这事情太紧张。我极力动员他们重新上阵，可是真的发现他们的神经要崩溃了。我办公室里的人流露出不愿意再参与行动的表示，或者突然纷纷称病。一天早晨，我刮脸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气色也是命悬一线。
但是，我要求大家做最后的努力。那天上午，他们一再拖延才把另外两队扫地人员给拉到洼地去。等待秘书们回来的同时，我想工作，但是不行。试着干点什么，还是不行。下午六点，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我听见他们在大街上唱歌，听见他们互道“再见”，于是明白他们多数人喝醉了。我没有责怪他们。
警察局长、我的一个秘书和我的司机上楼来我办公室。我怀着不祥的预感等候着他们。我记得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坐了下来（司机站在门口）；不用他们开口，我就明白这交办的任务对他们的伤害到了什么程度。我说：总得干点什么吧。
那天夜里，我没回家睡觉。司机开着车，一面抽着我送给他的香烟，一面在村子里静静地转悠。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在车里的后排座位上睡着了，我盖着毯子，梦见了儿子喊着：前进！前进！永远前进啊！
醒来时，感觉四肢麻木。我到达村长家中时，是凌晨三点钟。起初，没人给我开门。大门差不多是我用脚给踹开的。接着，听见了有人犹犹豫豫的脚步声。是村长。谁呀？他问。我以为是银鼠的声音呢。那天我俩一直谈到天亮。到了星期一，警察没把扫地的队伍拉出村外，而是等着踢球的孩子们出现。总之，警察给我带来了十五个小孩。
我让警察把孩子们送进村公所会议厅。我在几个秘书和司机的陪同下前往。我一看见孩子们是那样脸色苍白、那样消瘦、那样需要足球和酒，就非常可怜他们。他们不像是孩子，更像是一动不动的骷髅、一副皮包骨、有口气的一把骨头。
我告诉他们，面包会有的，白酒会有的，香肠会有的。孩子们没有反应。我把酒和食物的事又重复了一遍，还补充说，还可能有东西让他们带回家里去。我解读他们的沉默就是赞成我的话。接着，送他们上了一辆大卡车，送他们去洼地，陪同的有五名警察，还装上了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警察告诉我，这挺机枪是刚刚换来的新枪。然后，我命令其余的警察带着四个武装农民（是我强迫他们参加的，否则控告他们长期欺骗政府）把三支完整的扫地队伍押送到洼地去。还下令：那天，任何一个犹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老皮革厂。
下午两点钟，送犹太人去洼地的警察回来了。大家一起在车站酒吧吃饭。下午三点，他们押送另外三十名犹太人去洼地。夜里十点，押解人员、醉酒的孩子们和监视和训练孩子们使用枪支的警察们，统统回来了。
一个秘书告诉我：一切顺利，孩子们很努力；愿意看的就看，不愿意看的就不看，躲到一边去，等事情办完后再回来。第二天，我派人通知犹太人，由于缺乏交通工具，正在分组，把他们全都转移到一座可以居住的劳动营里去。随后，我找了一群波兰母亲谈话，没费劲就让她们放下心来。接着，我从办公室监视着，又押送两批犹太人去洼地，每一批二十人。
可是等到又开始下雪的时候，问题又来了。有个秘书报告说，在洼地里挖掘新坑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也觉得不行。最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挖坑的方式：以前那些坑顺着洼地的方向，按照水平而不是垂直方向挖掘的，而且不深。我组织了一群人，决定当天就补救此事。大雪已经抹掉了犹太人的痕迹。我们动手挖坑。不久，我就听见有个名叫巴尔茨的老农场主叫喊说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