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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整天，阿琴波尔迪都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在酒吧里，人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在科隆的熟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假如警察决定因为他杀了萨穆尔而追捕他，那汉斯·赖特尔这个名字留下的线索可实在不少啊。那为什么要用笔名呢？阿琴波尔迪想，也许英格博格有道理；也许我骨子里确信自己一定会成名；改名换姓，就是准备面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但也许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别的什么。也许、也许、也许……
收到布比斯先生信件的第二天，阿琴波尔迪回信保证他的长篇小说不会与别家出版社签约；还说布比斯先生许诺的预付稿酬，他觉得满意。
不久，又来了一封布比斯先生的信，邀请他去汉堡做客，以便当面认识一下，顺便签署出版合同。布比斯先生在信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相信德国的邮局，更不相信它那格言式的及时、无误。近来，尤其是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养成了要亲自面见我们全部作者的习惯。
布比斯先生写道，1933年前我出版了德国文坛上许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1940年，在孤寂的伦敦旅馆里，我开始打发烦闷的时光，就计算有多少第一次在我出版社出版作品的青年作家已经变成了纳粹党员，有多少已经参加党卫军，有多少人在强烈反犹太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有多少人已经当上了纳粹政府的官员。统计的结果几乎想让我自杀。
没自杀，我只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忽然，旅馆的灯光熄灭了。我继续咒骂自己，打自己。随便谁看见了我那副样子，都会认为我疯了。很快，我感觉憋气，就打开了窗户。于是，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战争夜景：我看到了德国人是怎样轰炸伦敦的。那些炸弹纷纷落在泰晤士河附近；但是，在夜间，好像就落在距离旅馆不远的地方。探照灯交叉的灯光在空中交织穿插。炸弹的轰鸣声越来越响亮。阻塞气球上方时不时爆炸的火团就是告诉人们又有一架德国飞机被击中了（有时不准确）。尽管周围的气氛恐怖，我仍旧打骂自己。浑蛋、白痴、蠢货、傻瓜，看见了吧，都是些小孩子或者老头子骂人的话。
后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非常年轻的爱尔兰人服务员。因为情绪发疯，我以为见到了詹姆斯·乔伊斯［56］。真可笑啊。
他告诉我：“先生，最好关上百叶窗。”
“什么？”我满脸通红地问他。
“百叶窗，先生，然后赶紧到地下室去吧！”
我明白了，他是在命令我去地下室。
“等一等，年轻人。”我说，一面递给他一点小费。
“阁下太慷慨了。不过，还是快去防空洞吧！”
“您先走。我随后就到。”我回答说。
服务员走后，我再次打开了窗户，看着泰晤士河码头燃烧的景象；后来我哭了，因为一条生命的得失就在千钧一发之间啊。
这样，阿琴波尔迪就跟酒吧请了假，乘火车去了汉堡。
布比斯先生的出版社就在1933年的老楼里。左邻右舍的建筑物都被炸塌了，包括对面人行道那边的几座大楼。出版社几个职员议论（当然是在布比斯先生背后），是布比斯亲自指挥了对汉堡的轰炸。或者，至少是对这个小区的轰炸。阿琴波尔迪见到布比斯时，后者七十四岁，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个多病、脾气不好、吝啬、疑心重的商人，文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通常情况下，他情绪多变：有时健康得令人羡慕，或者装做健康，装做从来没病，随时准备笑脸相迎；常常像孩子一样做信任状；他不吝啬，但也不能肯定会慷慨掏钱给员工。
出版社里除去布比斯先生领导一切之外，还有一位女校对员、一位女管理员（同时负责对外联络）、一位女秘书（常常帮助女校对员和女管理员工作）以及一位仓库负责人（很少待在仓库，很少待在地下室）；布比斯先生不得不对地下室经常进行改造，因为有时雨水会灌入地下室，墙壁上布满了湿痕，这对图书和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有害（这是仓库负责人说的）。
除了这四位职员之外，在出版社里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位样子令人尊敬的太太，年岁与布比斯先生相近（如果说不会更大的话），1933年前一直为布比斯工作，她名叫玛丽安妮·戈特利布，是出版社最忠心耿耿的职员；据说，就是她驾驶布比斯先生的汽车把老板和夫人送到了荷兰边境，一路顺风，一直送到阿姆斯特丹。
布比斯先生和夫人是如何成功地摆脱了法西斯的控制呢？无从得知，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里，功劳总是归于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的。
1945年9月布比斯回到汉堡时，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处于绝对困境里。布比斯（已经成了鳏夫）把她接回了自己家中。渐渐地她身心健康有所恢复。首先是恢复了理智。一天早上，她认出了自己从前的老板，但没有开口。晚上，布比斯从市政府下班（做政治工作）回家，看见晚饭已经做好了，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正站在桌旁等着他呢。无论对布比斯先生还是对戈特利布太太，那都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尽管晚餐结束时，二人回想起了流亡的日子和布比斯夫人之死，一想到夫人孤独地睡在伦敦的犹太人公墓里就泪流满面。
后来，戈特利布太太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就趁机搬家到一个小单元里去了；她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被破坏的公园，但是，春天一来，大自然的力量常常漠视人类的行为，仍然使得万物复苏；据布比斯用怀疑的态度说，他尊重但不赞成戈特利布太太这一渴望独立生活的举措。不久后，她请他帮助找工作，因为她不能无所事事啊。于是，布比斯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秘书。但是，戈特利布太太还一直支撑着相当沉重的噩梦和地狱般的心情（她一直不说），因此有时毫无缘由地就垮了，来病的速度和恢复的速度一样快。有时，她感到不适的是心理。有时，布比斯先生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会见英国当局代表，结果戈特利布太太把他送到了完全相反的地方。或者有时为他安排了会见纳粹分子——他们假装悔罪表示愿意为汉堡市政府效力。有时，她好像被瞌睡虫咬了，趴在桌子的吸墨纸上就睡觉。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布比斯先生让她离开了市政府去汉堡档案馆工作。戈特利布太太在那里可以跟图书、卷宗打交道，总之，跟纸张来往；这是她比较习惯做的事情（这是布比斯先生的推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档案馆对怪异的行为比较宽容，可戈特利布太太有时仍然保持古怪的态度，有时则是典型的中规中矩。她仍然利用休息的时候去看望布比斯先生，看看他是否需要她。直到后来布比斯先生厌倦了政治和市政府的工作，决心集中精力从事他心仪已久的事业：重新开办出版社。
常常有人问布比斯为什么要回国。他引用塔西佗［57］的话作为回答：“除去可怕和陌生的海洋危险之外，谁会放下亚洲、非洲或者意大利，而非去日耳曼呢？还不就是因为那里是祖国吗！哪怕它土地荒凉、气候寒冷、难以居住！”听见他这样说话的人们点点头或者笑一笑，然后在内部议论说：布比斯还是咱们的人啊。布比斯没有忘了咱们啊。布比斯不记恨咱们。另外一些人做出内疚的样子，说塔西佗这段话里包含着多少真理啊！太伟大了，这个塔西佗！咱们尊敬的布比斯在别的领域里，也很伟大！
事实是布比斯在引用塔西佗的话时，是仅就字面而言的。跨越英吉利海峡是件总让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布比斯晕船，呕吐，常常不能离开卧舱半步，因此塔西佗说到可怕和陌生的海洋时，虽然说的是波罗的海或者北海，布比斯则总是想到穿越英吉利海峡，想到跨海时翻来覆去的肠胃之痛以及给整个健康造成的不幸。同样地，塔西佗说到离开意大利，布比斯则想到了美国，具体说是纽约，那里几次来信邀请他去大都会出版界工作；而塔西佗说到亚洲和非洲的时候，布比斯则想到了马上要成立的以色列国，可以肯定那里有许多事情可做，当然包括出版界，还不算那里住着很多老朋友，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他们。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令人伤心和难以欣赏的日耳曼”。为什么？并非真的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因为虽说布比斯先生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但是厌恶这个祖国，就为了这个祖国，据他了解，已经死去了五千多万人啊，而是真的因为德国有他的出版社，或者因为他有出版社这个概念、一家德国出版社、总部设在汉堡的出版社，它的发行网络、订书方式遍布整个德国的老书店，其中一些老板是他的熟人；他出差时，会与这些老板坐在书店的角落里喝咖啡或者饮茶，一面总是抱怨恶劣的天气，埋怨老百姓对图书的轻视，抱怨纸商和中间商的盘剥，为这个不读书国家的将来叹息，一句话，时间过得特别愉快，与此同时嘴里嚼着饼干或者蛋糕；最后，布比斯先生起身握住书店老板的手，比如说伊泽龙先生的手，说声“再见”；他再前往波鸿市，去看望波鸿的老书商，那里保存着，像保存圣物一样——当然是出售的圣物——1930年或者1927年印有布比斯出版社标志的图书。根据法律，当然是纳粹的黑森林法，这些图书都应该付之一炬的；但是，这位老书商冒着坐牢的危险把这些图书藏了起来，这出于纯粹的爱书，布比斯理解这种感情（还有很少几人，包括书的作者或许能理解），用一个远远超越文学的姿态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诚实商人的姿态，是掌握了一个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起源秘密的商人们的姿态，是一种神话或者为神话开门式的姿态，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书商和出版家，而不是作家——走异想天开的道路或者痴迷于无法捉摸的幽灵，而是书商、出版家和一位佛兰德斯画派画家笔下弯弯曲曲的道路。
让人并不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布比斯先生很快就厌倦了政治，决心重办出版社，因为骨子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从事印书和卖书的冒险活动。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使用法院已经归还给他的大楼之前不久，布比斯先生在曼海姆市美军占领区里，结识了一位刚刚过三十岁的女子，相貌出众，出身名门；不晓得二人怎么就相识了，因为布比斯先生并非好色之徒，可二人成了恋人。这一层关系引发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精气神，按照这个年龄说，已是不寻常了，现在翻了三番。要活下去的愿望变得势不可挡。确信自己的新出版事业会成功变得很有感染力（尽管布比斯常常纠正这个“新出版业”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从前那个老出版业经过一段漫长而不情愿的停业后的东山再起）。
在出版社的开幕式上，汉堡市府、艺术界和政界人士应邀出席，还有一个喜欢小说（遗憾的是喜欢侦探小说，或者骑士小说的佐治亚变种或者集邮式小说）的英国军官代表团，还有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和美国的报界人士，他的未婚妻（这是他亲热的称呼）公开亮相，介绍给了大家。与会者在表示尊敬的同时，也流露出这一发现所引起的困惑，因为人人都以为布比斯的女人一定是个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有些人以为按照布比斯的家庭传统，他未婚妻应该是个犹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