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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部分《罪行》里，作者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出墨西哥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统统掌握在权贵集团手中。犯罪团伙、贩毒、走私等黑社会组织有政治保护伞。新闻等媒体是为权贵集团服务的工具。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悲观和绝望，只能愤愤骂权贵势力是“卑鄙肮脏的野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横行霸道的权势人物是受到“制度保护”的，而穷苦百姓的求告无门也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书中的人物骂道：“这是墨西哥的一个特色啊！是拉美特色啊！”
中产阶级普遍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真正做事情的不多”，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成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为政府工作的。政府养活他们，暗中注视着他们的动向”，因此这是一个附庸在权贵集团身上的寄生物，没有独立生存的基础。从思想上说，他们看不到制度改善的希望，只看见了官场腐败的丑恶表现，因此处于悲观绝望之中；要么就趋炎附势，按照潜规则行事。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经过了打击之后，也处于悲观状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也不相信权贵资本主义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特别是90年代起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之后，他们尤其不相信什么政党政治的能力。《2666》里面充满了“不信任感”，因为“一切都是欺骗”，大家“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在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里，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授兼文学评论家面对妇女连续被杀事件的表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英国女教授跑回伦敦去了。一回到家里，“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放声大哭”，然后是“放火烧家，割腕自杀，或者过流浪生活”。最后，跑到意大利去谈恋爱了。西班牙教授天天带着墨西哥小情人跳舞、做爱。法国教授则是躲在旅馆里埋头读书。四位教授全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不再研究和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更不要说揭露和批评社会犯罪现象了。这样的结局是意味深长的——想得多、做得少的读书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会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
在叙事艺术方面，作者用了十分冷峻的手法，让大量的事实说话，例如，战争中的屠杀，对战俘和犹太人的杀戮，墨西哥在短短几年里发生的妇女被强暴和杀害的案件，疯狂奢侈的消费和浪费，狂欢纵欲的聚会……让铁的事实佐证人性恶发展的趋向。在写实的同时，作者也巧妙地描绘心理活动，如梦幻、联想、直觉等。在作品结构上，五个组成部分可以独立成章，又有巧妙的内在联系和统一的轴心。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和它的五个主要分支，而这分支又有枝蔓开来大量的枝杈和枝杈的枝杈，形成蓬蓬勃勃的巨型华盖。作者把情爱、性爱、凶杀、战争、文学研究和创作以及悬疑……诸多小说元素自然地糅在一个统一体里，尤其是大舞台和小细节的巧妙结合更令人拍案叫绝。大舞台不仅表现在地理上，而且具体描绘了社会众生相；小细节则描绘了穿衣吃饭、生活场景的细部、复杂的心里纠结、情感的微妙变化，全都滴水不漏。《2666》的叙述艺术既是对20世纪下半叶各类小说技巧的高度概括，又有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这种创造的理论说法叫做“全景式长篇小说”。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超越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从人类意识的高度看人性的复杂和变化；舞台尽量设计得博大；时间长；人物多；让丰富的事实说话。叙事的话语是冷峻和白描式的。
如果说《百年孤独》曾经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标杆，可以了解拉丁美洲的“孤独情结”，是一部关于拉美起源的神话；那么《2666》就是对百年的超越，因为《百年孤独》的认识和描写天地还限于哥伦比亚，而《2666》作者的思想已经飞跃到了2666年！地域范围远远突破了拉丁美洲的天地，即：站在全人类的现实高度看人性恶的膨胀，更预见到未来。2666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是预言人类会在2666年自我毁灭。这个看法在全书的《初版附言》给出了如下的答案：2666就是人类的丧葬之地！！因此，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文学价值，对于研究欧美国家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思潮变化、人类文化价值观念也是一部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作品。
从世界文化思潮的角度看《2666》，读者可以发现作品揭示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是与广大老百姓渴望的自然和谐，真诚追求真、善、美的愿望形成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两个阵营。《2666》揭示的意义在于，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后，21世纪初又发生了“9·11”事件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拉美少数知识分子在进行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罗贝托·波拉尼奥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从人性的表现和变化观察社会问题，因而有了《2666》的问世。他在书中流露出来一种“淡淡的哀愁”，因为他看不见解决人性恶膨胀的出路。其实，从中国古人关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只要人类存在，这个“为己”还是“为他”的矛盾就会永远存在。问题在于，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甚嚣尘上的时候，人类应该有所警惕和找出应对的措施，努力避免人类的自相残杀和毁灭。或许这就是《2666》的创作初衷吧。
赵德明
2011年7月18日于青岛大学外院西班牙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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