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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答：“上访呗，大田村那附近要征地，补偿没协调好。”
“哦，给钱太少？”
“不是。是有人地里种了树苗，有人地里没种树苗。补偿方案公布后，说是有树苗的能多赔钱，所以就有人一夜之间在一亩地里种了四千多棵树苗。”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造假——这么多树苗能活吗？”
“对啊，所以没造假的人就不愿意了，来上访过一次。后来就改成不管种没种树苗都只按面积补偿，所以真的种了树苗但没造假的人又觉得冤，又来上访。”
“怪不得这么热闹。”
“好像是踩着人了吧？我刚才听见大门口有人喊‘踩死人了’，吓我一跳。”
“踩谁了？”
“没看清，警察和群众都混一堆了。反正只要不是群众就行，你说群众但凡受点伤都得有一串人受牵连；要是警察受点伤咱还能去慰问，实在不行，还能……立功受奖。”
说话的人大约到这时才发现站在自己身后的杨谦正死死盯着他看，于是顿了一下才把后半句换了个说法。但杨谦听得分明，更知道这句话本就是官场里的流行语，原话不知是哪位领导的感慨，只道：死谁也不能死老百姓！老百姓死了，咱都卸了乌纱帽甭干了；要死宁愿死警察，大不了给他评烈士，给家属发一辈子抚恤金！
第一个给杨谦说这句话的人是刑警队里一位从业三十年的老民警，讲完了问杨谦：听了这话，心寒不寒？
寒。
既然知道心寒，就里里外外仔细点，得好好活着。要真死了，连“寒”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了。
……
杨谦就这么一路胡思乱想着从远离地面的十九楼降落到一楼，刚出大厅刚好看见张乐往这边跑，他看见杨谦时愣一下，接着着急地喊：“快去门口，穆姐让人踩了。”
杨谦觉得自己的血液一下子冲到头顶，心脏大约有些许供血不足，空落落的不知道坠到哪里去了。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大门口，看见□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逐一安抚情绪激动的群众，穿着执勤服的民警们正在给受伤群众查看伤势，不远处区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呜哇呜哇”地往这边开，人头攒动中，他独独没看见穆忻。
直到他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挤出，这才在马路牙子上看见自家可怜兮兮的媳妇儿：头发散了，身上全都是鞋印，手里攥着几张破烂了的白纸，小心地吹手腕上的擦伤。杨谦心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赶紧凑上前，蹲□子看着穆忻的眼睛问：“没事吧？”
穆忻看清是杨谦，鼻子一酸，感觉眼泪就要流下来，可是突然想起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全都是人，愣是忍着没掉泪。只是低着头“嗯”一声，抽抽鼻子，不说话了。
杨谦小心翼翼地端详穆忻的伤口：以擦伤为主，主要集中在小臂和小腿上，手腕脚腕都没事，按肋骨也不是断裂痛，杨谦这才松口气。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两人饥肠辘辘，杨谦只好下厨做自己唯一擅长的煮方便面。穆忻去洗澡，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杨谦看见她眼圈红红的，知道是哭过了，只好自己先暗地里叹口气。
果然，吃面条的时候，不知是不是热气熏了眼睛，穆忻的眼泪就一颗颗滚下来了。杨谦也吃不下去了，坐到她身边搂住她，听见她趴在他肩头一边哭一边说：“杨谦，我真受够了，咱们能离开这儿吗？”
离开？杨谦在心里苦笑：凡事总要身处其中才知道，理想主义的花朵再繁茂，也抵不过现实土壤的酸碱度不足，萎顿是迟早的事。就像他来这里之前只知道选调生务必要先下基层才有资格考走，但从没想过在过去二十年间，整个秀山分局引进过数十个选调生，但从没有人成功离开。
有的门，进来容易出去难。
比如他和穆忻这样的，说好听了算是秀山区公安分局引进的第一批和第二批硕士生，但若上无关系门路、下无考试本事的话，就得一辈子留在这里。毕竟，根据上边的文件，警力要下沉、优秀人才要经受基层锻炼，所以别说你是硕士，就算你是博士，也总有机会、有理由被派到区、县公安分局转一遭。只是某些有背景、有本事的人象征性地体验一下也就离开了，有些人却得永远转下去——他或她，投胎时没机会成为前者，那么，会是后者吗？
直到吃完饭躺到床上，穆忻还在掉眼泪，一边哽咽着抱怨：读了十九年书，就是为了来做接线员？那些千奇百怪的报警电话——附近村里村民械斗冲突的、物流基地团伙诈骗的、社区内某居民养狗扰民的、喝醉酒找不着自己家门的、马路边上倒了棵树的或是路中间缺了个下水道井盖的……小学毕业都能做的事，为什么要自己去做？自己不是本地人，听不懂当地方言，为了不影响接派警，她要拿出比当年考英语四级时更大的劲头去学习使用方言词汇。她明明能说一口标准普通话，为什么偏偏要拧巴成如今这样不伦不类的模样？她曾经也在艺术学院的舞台上主持过各类文体活动、举手投足努力向知识分子的优雅靠拢，那时，她努力经营的不过是“气质”二字，可如今，她努力摒弃的，不也正是这些“气质”？
她想，现在自己终于理解了郝慧楠，终于知道她为什么不肯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她穆忻又何尝不是呢？昔日也算优秀的女孩子，众人眼里“脱颖而出”的公务员，有谁知道她不过是个穿一身制服的接线员？
这就好比是一堵玻璃城墙，墙外的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那道玻璃后的一切：那个安闲舒适的铁饭碗、那些公务消费和灰色收入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处处便利……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一边唾骂鄙视一边趋之若鹜。可是真走进去了才知道，权力、灰色收入，通通和自己没关系。她仍然生活在公务员体制内的最底层，稍稍抬起头就能看见许多本来学习不如她的官二代、富二代面带微笑指点江山，还要时刻注意敷衍应酬那些本来没有丝毫共同语言但又并不能怠慢的人们……你看，无论在哪里，她都要仰人鼻息，都会忍不住自卑。
可是，俗人就是俗人。作为一个已婚妇女，她再委屈，也没勇气一下子打破这堵玻璃墙，用头破血流的方式换一个朝不保夕的“自由”。所以，她只能不止一次地幻想：有那么一天，自己能和杨谦一起，在现有体系内获取一个公平又合适的流动机会，携手去更高、更广阔的平台上工作，每日里得体微笑、礼貌交谈、动脑钻研，而不是像一尊机器人一样，整天除了接报警电话就是给领导端茶倒水买香烟。
这不是浪费生命是什么？
想到这里，她更憋不住那些积攒了一年多的委屈：“有时候，你不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睡的时候，我常常会看着天花板掉眼泪，这些我也从没有告诉你，因为我怕你觉得我是在埋怨你，可是说心里话，我的确是埋怨你，而且每次因为工作中的不快乐而难过的时候，我都恨你。”
杨谦愣住了。
穆忻没理杨谦，只是木然地仰面看着天花板，重复：“杨谦，我恨你！我讨厌这里，又无法尽快离开，你是那个把我拖进泥潭的人，所以我恨你。”
杨谦心里一紧，转身把穆忻紧紧搂在怀里，穆忻没有说话，只是听着窗外聒噪的蝉鸣，只觉得心底有什么东西，隐约出现了裂痕。
☆、第四章：象牙塔顶的坠落（2）
醒来时是下午一点，才不过睡了半个小时，穆忻便赶着去上班。走之前杨谦才想起什么似的拖住她：“我爸妈说要过来住段时间。”
穆忻有点懵。
过会儿才想起来问：“什么时候？”
“周末吧，他们也是突发奇想，说是咱结婚这么久了也没来看看……”
穆忻咬咬下嘴唇，心想其实不来看也好，自己也不太希望新婚生活被打扰——哪怕是这么聚少离多的新婚，多两位老人，别扭不？
可这些话只能想想不能说，她点点头：“好，到时候你去接？”
“我怕要上任务，到时候电话联系吧，你要有空就去接一接，”杨谦又拍拍脑袋，“我妈那人有洁癖，来之前找时间咱俩大扫除一下，免得被她唠叨。”
“洁癖？你都没说过。”穆忻惊讶。
“没说过吗？我还以为你去我家的时候发现了呢，”杨谦也很无奈，“反正就是个操心的命，哪哪儿都嫌不干净，我跟我爸都觉得她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你有心理准备就行，可别说我故意瞒着你。”
穆忻哭笑不得——就算瞒着又怎么样呢？婚都结了，还是准备在一起过一辈子的两个人，又不是过家家，就算做婆婆的真是吹毛求疵，她还能真往心里去？
对于婆婆肖玉华，穆忻的确了解不多。
周末，站在站台上等待接站的时候，穆忻在脑海中梳理起她对肖玉华的全部印象来。
她只见过杨谦的父母两次。
第一次是在他们确定恋爱关系后，她随杨谦去他家，见到了他在电厂做技术工作的父亲和同在电厂做后勤工作的母亲。诚如杨谦所言，他的家庭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是书香门第，而是再普通不过的城市平民。只不过因为是大型国企的缘故，收入不错，除了单位分的一间一百多平米的福利房外还另外买了一套商品房。第一次见儿媳妇的时候算不上太热络，但礼节周到，还送了穆忻一块款式大方、价格适中的手表作为见面礼。到第二次见面时便已是在婚礼上了。那天，是穆忻第一次弯腰鞠躬，向生命中从未共同生活过的另外两个人唤一声“爸妈”。隔着二十几年的素未谋面，穆忻第一次觉得“爸”、“妈”这两个音节从唇尖上发出时，居然是如此生涩……
正想着的时候列车终于从远处驶来，磨蹭着停靠在穆忻面前。穆忻刚好站在站台上写有“6”的数字前，抬头就看见6车厢的车门在自己面前“咣当”一声打开。也真巧，第一个出来的就是穆忻的公公杨成林，在他身后，是拖着巨大行李袋的婆婆肖玉华。
“爸，妈，路上还好吗？”穆忻赶紧上前接过肖玉华手里的行李袋，跟公婆寒暄。
“穆忻啊！”杨成林看见穆忻先慈祥地笑了，然后看看穆忻身后，才纳闷地问，“杨谦呢？”
“他上案子，”穆忻急忙解释，“有命案，昨晚都没回家。”
“真不知道他这个警察怎么就能当得这么闹心，”肖玉华一听就不高兴了，一边擦汗一边抱怨，“过年都不回家，说要值班，好像离了他地球就不转。”
穆忻想了想，还是得解释：“公安工作就是这样，要保证警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每过两天就安排值一次班，所以放长假也出不了远门……”
“可是杨谦当初明明告诉我说考上的是公安厅，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公安局，”婆婆打断穆忻的解释，“你说堂堂省大毕业的研究生，至于来支援边疆吗？”
穆忻本想说“以公安厅名义选调并不等于会留在公安厅工作啊”，可是话还没出口就听见杨成林问：“门口好不好找出租车？”
“我借了同事的车，”穆忻回头看看杨成林，笑一笑，答，“只是我今晚还要值夜班，不能在家陪您二老……”
“没事没事，工作重要，”杨成林点点头，“你去上你的班就好，都是自家人，没那么多讲究。”
听了这话穆忻松口气，偷偷看一眼肖玉华不怎么痛快的表情，也不敢多说话了，只是赶紧拎着行李冲到停车场，在酷暑中开着空调已经完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