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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里，我醒过来一回。亲人们都睡了，屋子里很静。借着月光，我瞧见梁上的耗子跳来跳去，大耗子抢了小耗子的鱼骨头，小耗子扑上去嘶咬，结果“咚”的一声，两只耗子一齐从梁顶摔到了地上。我想笑，但是动弹不得，浑身火辣辣的痛。月华如水，轻轻淌过木格窗，满室都被银白色的凄楚浸透，连我的心仿佛也被浸透了，湿湿的。一种最深切的忧伤自心底涌入眼眶，也是湿湿的，顺着眼角滑落在枕边。多年后想起那个夜晚，我还是记忆犹新，我想我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变得自闭的。我的自闭折磨了我的整个童年，少年，直到成年后步入社会才开始有所好转，但还是有自闭倾向。我咨询过心理医生，问有没有办法医治，医生说有，那个办法就是时间。而我自己比谁都清楚，时间放在我身上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让我顽强活到今天的不是时间的淡化，而是张平春风化雨般的教育。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值得用一辈子去记忆的人。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张平时的样子。
他留着平头，穿一件洁白的衬衣，看上去干净利落，在灰突突的校园里很抢眼。当时我才十岁，还不懂“英俊”两个字，就觉得满脸阳光的张平神采奕奕，年轻大概是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征。但他年轻得不张扬，相反，很温和，这温和融入在他炯炯的目光中，还有他的微笑，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张平就是带着那样的微笑第一个迎接我返校的。严明玉的那次家访让我在父亲的皮带下死里逃生后，我一连昏迷了四天。重返校园已是二十天后的事。父亲第一次亲自送我到校门口。他从来没送过我。而张平微笑着从父亲的手里接过我时，脸上的表情很迷惑。他上下打量着我，觉得眼前这个目光呆滞的小女孩不可思议，大热天的居然一身长衣长裤，头发汗湿了不说，额头还热出了密密麻麻的红痱子。善良的张平不知道，我身上的伤痕还没好，一条条紫黑的疤可怕地爬在我的胳膊和腿上，那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所以当张平关心地问我热不热时，父亲忙解释，没办法，她病还没好，医生说要多穿点衣服。
“哦。”张平点点头，半信半疑。他牵着我的手领我进教室。坐在教室里，我象个呆子。其实从我醒过来开始，我已经是半痴半傻了。我不再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不再遍山遍野的疯跑，不再溜进灶房寻吃的，脸上再也没有纯真的笑容，整个人就象根木头，搁在哪就在哪。
这孩子该不会是脑子坏了吧？我可怜的母亲流着泪说。她不能接受自己活蹦乱跳的女儿变成了这般模样。她恨严明玉。她曾在我昏迷的时候找过严明玉，她指着严的鼻子说：你会遭报应的。严也知道自己的这次家访所带来的后果，她应该是有点后悔的，曾试图去看我，但被母亲挡在了门外。严解释说，我不是存心想怎样，我只是想尽自己的责任，我是她的老师。
我女儿不需要你这样恶毒的老师！母亲“呯”的一声就关上了门。后来严明玉对别人说，我再也不家访了，我不想遭报应。严明玉真的没再做过家访。长大后母亲偶尔跟我讲起这事还是愤愤不平，我倒是不太在意了，释怀的一笑，也许严明玉那次真的不是故意，她真的只是想尽自己的责任而已。现在回想起来，南平小学除了张平，真正把教书当回事的恐怕就只有严明玉。这一点我想我还是承认的。
张平对于我的呆滞始终不得其解，他试图接近我，跟我说话，但遭到我冷漠的拒绝。我对周围所有的人充满敌视。我害怕跟人交往。但我的坚决防备并没有阻碍张平对我的关注，他不断向其他的老师打听我的情况。没有一个人肯正面回答他。特别是问到我的前任班主任严明玉时，严只淡淡的说了句：“这孩子怕是有病。”说这话时她还用手指指自己的头，意思是我脑子有毛病。
张平很生气。他不信我有病。
最后一个问到的人是白菊。
张平很客气的说，白老师，大家都说夏桑桑有病，你觉得呢？
胡说八道，我看他们才有病，那孩子正常得很。白菊对于其他老师不负责任的言论很愤怒，她也猜到是严明玉说的。张平笑了，他看着白菊的峨眉脸蛋因激动而泛起的淡淡红晕，觉得眼前这个姑娘很特别。他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南平小学的贫穷没出乎他的意料，但老师们落后的教育方式却很让他意外，这里的老师几乎人手一根教鞭，他在上课的时候总能听到隔壁教室传来教鞭的抽打声和某个被抽打的孩子的哭泣声。白菊也有教鞭，但张平没见她打过学生，他只看见白菊上音乐课时用那根教鞭打拍子，指挥学生唱歌。白菊的拍子打得不是很准，全是由着性子跟着节奏随意的指挥，但张平觉得白菊指挥得很美，那种美与拍子打得准不准无关，美源于自然和心灵。白菊指挥时显露出的优美的臂膀和她发自内心的生动的笑容就是美的和谐统一。张平很想说出他的这种感觉，但自己初来乍到彼此还很陌生，他不便开口，只在白菊上课的时候站在窗户边表示关注的偶尔看看。白菊有时也知道张平在看她。于是美丽的脸庞别过来，朝张平友好的一笑。张平也回应着一笑。那种笑也是自然和谐的统一。
那天白菊上完课张平问关于我的事时，他终于由衷的对白菊说，白老师，你好象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白菊说，你也不一样呀。
是吗？张平笑笑。白菊也笑了，笑声清脆如风中的银铃，很好听。
白菊说得没错，张平确实不一样。他的“不一样”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他整洁的外表，衬衣总是洗得那么白，鞋子也是一尘不染，这就很不简单了，南平小学地处郊外，不象市区的学校有水泥地，我们那到处都是泥巴和水坑，晴天灰扑扑雨天泥水飞溅。而且那时候的人都不太讲究穿，尤其是当老师的，不是灰色就是蓝色，张平的干净整洁让他在南平小学很抢眼。加上我们学校是民办小学，老师都是生产队里临时抽调的，他们不仅穿得邋遢，说话也是粗声大气，三句两句不离“****养的”、“王八羔子”。而张平讲话的时候却是细声细气的，总是用商量的语气跟你说话，“你看怎么样？”、“这样行不行？”、“你说怎么办吧？”。在我们面前他从未发过火。至少我记忆中是这样。这是他的另一个“不一样”。
张平最大的不一样是他独特的上课方式。他不用教鞭。
他甚至很少用课本，他总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将书中生硬的知识潜移默化的传授给我们。故事讲完了，他的课也跟着讲完，我们记住了他讲的故事也记住了故事中所包含的课本知识。很自然的就接受了，再也不用死记硬背。如果课讲完还剩时间，张平就会鼓励我们自由发言，说什么都行，每到这个时候课堂就闹翻了天，但不是那种瞎闹，而是在张平的引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和口头表达能力。他的这种教育方式用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素质教育，现在的学校普遍都提倡素质教育了，但在那时候却是其他老师不能容忍的。用校长陆一鸣的话来讲，简直就是“瞎胡闹”，他警告张平不要“误人子弟”，但张平仍然我行我素。陆校长本来想把他撤下，但碍于张平父亲的面子只好走一步看一步。直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张平带的班创下南平小学历史最好成绩时，老师们才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陆一鸣私下对殷海波说：这小子，跟他父亲一样，虎父无犬子啊。
张平的父亲张超前是当年市里响当当的名牌教师，桃李满天下，后来一步步往上调，直到当上市教育局局长。但这是多年后的事，陆一鸣当时并没想到张超前会成为他的直接领导奇…书…网，否则他也不会对张平置于死地。他对张平一直没有好感，但表面上还是很客气的，每次张父询问起来，他总是赞不绝口，说张平谦虚上进，前途无量。张超前对此就会表示感谢，说我把儿子交给你，我放心，但请你务必对他严格要求。陆一鸣只是笑，笑得很诡异。因为是隔着电话说话，张超前看不到陆一鸣的表情，否则他肯定怀疑自己执意将唯一的爱子送到南平小学锻炼是不是明智之举。如果他真怀疑了，张平也不会遭至后来的劫难。
张平对于父亲和陆一鸣之间的通话一无所知。他的整个身心都放在学生们身上，无暇顾及其他。他最关注的学生就是我，无论他如何努力，我就是拒绝和他沟通。课堂上我不发言，下课后也不和其他的孩子玩闹，我总是一个人呆呆的坐在教室里，象根木头。为了了解真实的原因，张平对我进行了一次家访。母亲吓得要命，以为老师又是来告状的，父亲也很紧张，回答张平的问话时变得语无伦次。张平的和颜悦色让他们多少有些宽心，但还是保持戒备，张平问及我呆滞的敏感问题时，父亲闭口不谈，母亲也只偷着抹泪。张平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好作罢。但他坚信我没有病，我的封闭肯定是有原因的。他很努力的要找到这个原因。
那天上课时，教室的门突然被撞开，是教导主任殷海波。张平的脸色顿时流露出不满。他最反感别人打扰他上课。
“先停下，先停下，”殷海波的嗓门大得吓人，“我来宣布一件事情。”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
明天市教委要来人考察，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正式列入公办学校，经校领导研究，下午全校停课搞卫生，班主任布置好具体工作，任务到人，责任到人，谁出了问题谁负责，好，现在继续上课。
殷海波一口气讲完，还没待大家反应过来，就风风火火赶到隔壁班“宣布”去了。下午，校园里一片沸腾，学生们提的提桶子，拿的拿抹布，大扫除就此开始。我分配的任务是擦窗户。但我呆在一旁没动。我穿的长衣长裤，手臂上有伤疤，不能卷起袖子。班长是个胖子，叫陈建军，他跑到张平办公室告了我一状。
你为什么不参加劳动？
我耷拉着脑袋没吭声。
你说话呀，告诉老师，你为什么不参加劳动。张平看着我，很急。但我还是不吭声。张平更急了，他将我拉到他面前，尽可能用平缓的语气跟我说，桑桑，你这个样子是不行的，你不说话，老师怎么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呢？跟我说话，听到没有，把你想说的告诉老师，说什么都行的。
我抬起头看着张平，象听不懂他的话似的，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神情木然。张平这回真急了，他一把抓住我的双肩摇着我说，你说啊，桑桑，你为什么老不开口啊，老师求你了，你说话啊！说啊！说啊！
“哇”的一声，我大哭起来，张平触到了我肩上的伤疤，钻心的疼痛顿时让我抽搐般缩成一团。张平吓坏了，一把拉起我，紧张的叫起来，怎么了，桑桑，你怎么了，告诉老师，你怎么了？
不可避免的，张平还是看到了我手臂的伤疤，我一辈子都记得他看到那些伤疤时脸上所呈现出来的震惊和痛楚，那是一种怎样的惨烈啊，我瘦弱的臂膀上爬满一条条触目惊心的紫痕，那些紫痕纵横交错，极大的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