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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有一死，但现在还没轮到我。
报纸上倒会发表一些大人物死亡的讣告，但常人也不过是将之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罢了。世俗还会开导那些怕死的人：在我死前，死亡与我无关；在我死后，死亡亦与我关；所以死亡与我无关。于是死亡便成了一件只在某一特定时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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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西方哲学初步
物事，杞人何必忧天，生人何必怕死呢？就这样死在根子上被世俗埋在地下去了。海德格尔当然并不是要人们怕死，实际上怕死与不怕死一样对死亡的本质都是茫然无察，本质的东西在于“畏死”。人是“向死亡的是”
，只要“本是”
、“是”着，他实际上就在死亡着，死在本质上是一种可能性，它充斥着人生的每一时刻，“人一出生，就老得足以去死”
，因此，死并不是无关乎，“本是”生存的未来发生的某件物事，它是“本是”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是”的可能性。
就此而言。怕死所怕的是他本真的能是，他们在常人的家中一直生活得很安宁，很舒适，生活中的一切都由常人安排好了，现在如果突然让他面对他自己，让他自己做决定，他不感到茫然无措才怪哩。于是他便逃避，逃避自由，逃避自我，逃避本真的能是，最终他要逃避死亡。
“畏死”是需要勇气的，只有在畏死的勇气中，“本是”
之最本己的能是才得以浮现出来。
常人可包办你的工作，包办你的婚姻，包办你的地位，甚至包办你的丧礼，但死亡是无可包办的，谁也不能代你去死，“每一个本是向来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亡”
，死亡是伟大的自由与平等，这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死，人人都终会死，而是说一旦人们保持“畏死的勇气”
，他就会觉悟到自己独特的“本己的能是”
，死使“本是”个别化了，“本是”得以从“常人”
设计的套子中解放出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本是”
自此可以由他自己出发，从他自己那里，把他的最本己的“是”承担了下来。因此，“向死的自由”与“向死的是”并不是号召人们真地去死亡，而是通过畏死的勇气认取自家本来面目。现代人迷失于常人之中亦久矣，老婆心切的海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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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５２３
尔只好将我们通到死亡面前，以期让我们幡然醒悟，菩萨心肠，苦口婆心，不能不察。
但是，畏死的勇气从何而起呢？既然“本是”原来即丧失于“常人”之中，它又如何认取自家本来面目？在这里我们碰到了胡塞尔曾面临过的类似困境：先验自我的呈现必须藉现象学还原的功夫，而现象学还原的实施却又须藉先验自我的觉醒，胡塞尔的解决方式是，经验自我原本即是——先验自我，只是未自觉而已，迷是众生，悟即是佛。海德格尔指出“良知的呼唤”
，“本是”是在良知的呼唤中趋向其最本己的能是。在良知的呼唤中，本是从常人的栖所与遮蔽中挺身而出。但这个呼唤者是谁呢？
它即是被呼唤者本人，“本是在良知中呼唤自己本身”
，因此，在实际的倾听呼声之际，这一对呼唤者的领悟或多或少是醒觉的。然而由于常人迷失于它所烦的纷纷扰扰的世界之中，对这呼唤者的呼声颇感陌生与迷惑，领悟此呼声即需“本是”做出真正的“抉择”而“愿有良知”。自此，“本是”从真正从沉沦状态中抽身而出，而生存于“本己的能是”之中。
海德格尔本来是追问“是”的意义的，但《是与时间》通篇却和“本是”打交道。人们期待对“是”本身的揭示不料得到的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
“本是”
是“是”
的澄明，追问“是”即追问“本是”。这似乎仍未跳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主体主义人类中心论的圈子。虽然海德格尔的“本是”
并不是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也不是道德论的主体，但它带有的主体主义色彩是不容抹煞的。
“本是”
与尼采的权力意志一脉相承，世界在“本是”的筹划中得到揭示，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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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权力意志的透视，“本是”藉“畏的勇气”从“常人”中挺脱出来而成为“最个别化的是者”对应于“超人”哲学。就此而言，《是与时间》被视为存在主义的经典著作、海德格尔被视为存在主义大师并不是毫无理由的。
《是与时间》除了对“本是”的生存机制做了一番精采的现象学描述外，对“是”
本身的意义却并没有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交待。
《是与时间》实际上成了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按照海德格尔的原来的计划《是与时间》分为两部分，每部分又分三小部分，１９２７年发表的《是与时间》只是第一部分的前两小部分，期待中的后继部分始终再没有问世。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从“本是”追问“是”是否是一条可行通的路。
这里不能不提及海德格尔在３０年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纳粹势力上台后，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他本人已正式成为一名纳粹党员，他率领９６０名教授向纳粹政权宣誓效忠。在他的校长就职演说中，对纳粹政权极尽吹捧之能事，称纳粹执政是“伟大壮严的破晓”
，并主张应把“学院自由”赶出德国大学，大学的支柱应是“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
更有人传说他直接参与纳粹学生的焚书运动，并下令禁止他的犹太籍老师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这些说法后来因查无实据也就无法追究了。但他在《是与时间》的新版中抽掉了对胡塞尔表示致意的献词，并完全断绝了与陷于孤立的胡塞尔的联系，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更有甚者，在他对学生发表的讲话中他竟声称“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则。”
这些后来登在报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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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黑字也是无法否定的了的。人们有理由一问：《是与时间》中“畏死的勇气”
、“本真的抉断”哪里去了？如果海德格尔是真诚的，那么，“劳动服务、军役服务、知识服务”便是他的“本真的能是”
，元首本人即是“愿有良知”
，“畏死的勇气”即是纳粹战士的勇气；如果海德格尔是不真诚的，那么他在《是与时间》宣讲的一通大道理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的一纸“闲话”。我们宁肯相信他是一位真诚的思想家，实际上他本人也承认自己开始是把纳粹运动当作是一种新事物，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是与时间》的理论体系本身发生疑问。
“畏”所启示的“无”或许不是虚无主义的，但这个无毕竟是无着落的。海德格尔给这个无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个“无”使一切常人的存有的套子崩溃了，使“本是”个别化为“本己的能是”了。然而这个“本己的能是”
既然将一切现成的价值观念统统斥为常人统治的狡计，那么任何出于本己可能性的抉断除了说它不是“非本真的”
、是常人统治的滑脱之外，也就空无内容了。这里并不是语法问题，而是真正缺乏语汇。另外，“本是”本己的可能性与其他“本是”本己的可能性能否相容换言之“本真的共是”是否可能，海德格尔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任何一个彻底反传统的激进思想家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尼采是这样，海德格尔是这样，萨特也是这样。当纳粹党人视消灭犹太人为“本己的可能性”时，海德格尔能说什么呢？
海德格尔一生都未对纳粹在二战期间的暴行发表任何评论，个中情形不能不让人深思。
当然，海德格尔后来极力申辩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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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记住他和纳粹的关系是短暂的，战争的最后一年，他被列为完全无用的学者之列，被遣送到莱茵河对岸去控战壕。纳粹灭亡后，海德格尔被盟军剥夺了公开授课的权利。这大大刺激了一向以“畏死的勇气”召唤世人的海德格尔。他向自己的学生抱怨他的思想已被人遗忘了，他的著作也没人去读了。这时据说有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学生向他讲了一通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心筋骨……”的大道理，海德格尔听后大为感慨。而老庄的无为思想更使他受伤的心灵找到了慰藉，他有一段时间专门与这位中国学生一起研读老子《道德经》。
从此，人不再是“是”的主人，“本是”只不过是“是”
的“守护者，是”是“的”牧羊人“。
“本是”之所以能对世界有所领会，本是之所以能将领会的东西加以勾连并道出来，完全是由于“是”本身将之“抛入”这片敞开之地。人之所以能是“解蔽者”
根本上在于他首先即处在敞开的领域了，而任何解蔽的敞开都是在“遮蔽”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任何一种解蔽同时又都是一种“遮蔽”。这话说得太玄乎，打个比方，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光”照射到的东西，但光本身我们却并不能真正地看到，能见到的东西恰恰以这个不能见到的东西为前提，这里解蔽的东西相当于光所敞开的领域，神秘之遮蔽相当于光本身。
因此“自我遮蔽原本和解蔽同在，不是作为附加物，不是作为光之影，而是作为解蔽之核心。”另一方面，毕竟有光即有影，在一物敞开之时，总有另一物被遮住了，因此说每一种解蔽同时又是一种遮蔽。因此，人之解蔽是在这双重的遮蔽下进行的，人之“是”即在于“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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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
，这一“让”字并不是由于人的谦让，人不得不让，实际上人本身即是被“让是”的。人之“是于世中”之“是于”原意乃指“居住”
，而居住之本意乃是“珍惜”
、“爱护”
、“保留”
、“顾惜”。人之“思”乃是“对……之思”
（Ｎａｃｈｄｅｎｋｅｎ）
，“Ｎａｃｈ”
有“在……之后”
、“紧随……”
之意，思即是追随“是”
，而不是拷问与征服“是”
，思（Ｄｅｎｋｅｎ）与感激（Ｄａｎｋｅｎ）不可分，“思感激”
，思在其最深处乃是持一种感激的态度，它感激“是”将它“抛入”
“澄明之地”。人之所以能“言说”
亦是由于人归属于“道说”
，在人言说之前，他必先学会听，他必得先倾听“是”本身“无言之道说”
、“宁静之轰鸣”。
“道说”借人之口而言说，语言言说，语言乃“是”之家，人栖居于语言所筑之家中。每朵小花都是大地绽开之秘密，每一本真之言说都是“是”本身之敞开�